權威訪談丨為美麗中國建設筑牢法治基石——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資委副主任委員呂忠梅

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這是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這部法典不僅是對現行30多部生態環境相關法律的系統整合，更是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里程碑。法典的特色和亮點有哪些？如何回應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新期待？“十五五”時期，法典將如何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本報記者采訪了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呂忠梅。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意義重大而深遠

記者：從去年4月提請初次審議開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就受到廣泛關注。我國為什么要在現階段編纂這樣一部法典？

呂忠梅：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階段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中國現有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無法完全適應新時代需要，必須通過法典化進行系統性的“升級換代”。

解決“法律零散”問題。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現行的法律法規，由于立法時間跨度大、調整范圍不一致等，導致執法和司法困難。通過法典編纂，形成統一、協調、權威的法典，能夠極大提升法律的可及性和可預期性。

解決“監管藩籬”問題。分散立法帶來“碎片化”管理，存在多頭執法、交叉執法等現象。通過法典編纂，建立統一的生態環境保護監管管理體制、統一的標準體系、統一的規劃制度，形成監管合力。

解決“制度短板”問題。許多單行法存在重污染防治、輕生態保護，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問題。通過法典編纂，將綠色低碳發展嵌入生態環境保護全過程，構建覆蓋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全過程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

解決“價值統一”問題?，F行生態環境法律未能回答好“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問題。通過法典編纂，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為美麗中國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最統一的法律價值指引。

記者：法典的重要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呂忠梅：生態環境法典受到國內國際廣泛關注，意義體現在政治、歷史、時代、國際4個方面。

一是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法治宣言。法典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義作為指導思想貫穿始終。同時，明確將“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作為立法目的，充分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立場。

二是中華文明生態智慧的當代傳承與法治升華。生態環境法典植根于中華文明。法典將“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作為立法的根本目的，通過“生態保護紅線”等制度工具將可持續發展轉化為具體治理實踐，是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構筑的法律防線。

三是應對時代挑戰、推動綠色發展的戰略支撐。法典單設“綠色低碳發展”編，將“雙碳”目標、循環經濟等戰略部署融入法律，設立“自然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專章處理資源利用與保護的關系，提升國家生態安全風險的防控能力。

四是參與和引領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法典的體系之宏大、內容之全面、創新之多，為各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立法范例。法典將履行國際公約義務進行國內法轉化，展示了中國踐行國際承諾、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的決心，彰顯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生態環境法典植根于中華文化與中國實踐

記者：法典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呂忠梅：法典的名稱、邏輯主線、“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適度法典化”模式，均為世界首創。

第一，通過確立“生態環境”這一元概念，成功整合長期混用的“環境”“資源”“生態”概念，構建“一體三面”的統一法律范疇。

第二，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主線貫穿始終，衍生出“生態環境權益”“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核心術語群，形成了邏輯自洽、價值統一的概念網絡和制度體系。

第三，超越傳統環境法“污染防治+生態保護”二元結構，形成“總則—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法律責任和附則”的“總—分—總”編纂體例。“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將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這一治本之策納入法典，形成覆蓋“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協同治理法律框架。

第四，采用“適度法典化”編纂模式。對現行立法分類處理，形成“法典+單行法”的雙法源格局。這種模式既實現了主體制度的體系化、權威化，又保持了法典的開放性、靈活性和對未來的適應能力。

記者：法典對于提升制度體系的系統性與協同性做了哪些設計？

呂忠梅：法典的編纂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單行法“各自為戰”的局面，構建了“一盤棋”的治理格局。

設立“總則”編，建立統一的基礎性規則。統一調整范圍、統一基本原則、統一基礎制度、統一監管體制，各行政管理部門根據職責進行協同，避免“各自為政”。

打破要素壁壘，設計協同治理制度。建立污染防治通則，針對水、氣、土、固廢等污染物建立基本制度促進協同治理；在“綠色低碳發展”編中，設立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控制、碳排放權交易等制度，減污降碳協同增效。

通過概念銜接，建立循環利用機制。固體廢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需要“污染防治”編與“綠色低碳發展”編相結合。通過合理界定“固體廢物”的概念，將有用資源排除在污染物之外，法典為可再生資源的循環利用提供條件。

記者：將河湖長制、生態保護紅線等改革實踐以法典形式確認下來，這樣設計的考慮是什么？

呂忠梅：新時代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效，將這些改革實踐通過法典化立法，有助于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持久的制度文明和廣泛的文化認同。

一是鞏固改革成果，確立制度剛性。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行之有效的理念、原則、制度和實踐成果固化為法典，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和長期穩定性的國家意志和法律規范，確保生態文明建設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二是提升制度權威，強化法治保障。將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中的生態文明制度進行系統整合、提煉，編纂成一部體系完備、邏輯嚴謹的法典，為“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

三是引領和推動深化改革。法典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核心理念法治化，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等要求制度化，為持續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提供法治框架和動力。

四是凝聚社會共識。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向國內外清晰傳遞了中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道路的強烈信號，有助于在全社會進一步凝聚生態文明建設的共識，形成全民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記者：法典如何回應人民關心的生態環境問題？

呂忠梅：法典切實回應人民關切，以人民為中心保障環境權益；直面民生痛點，將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活品質置于突出位置。

首創“生態環境權益”概念，在立法目的中明確規定“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將分散的環境權利、資源權益整合升華，為保障生態環境權益以及公眾參與和監督提供了更堅實的法理基礎。

貫徹落實保障公眾健康的立法目的，在各編中都規定了保障公眾健康的內容，尤其是在“污染防治”編針對重污染天氣應對、飲用水源保護、噪聲污染防治、新污染物治理等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進行了專章或專門規定，措施具體，回應了人民群眾對“藍天、碧水、凈土”和“寧靜生活”的迫切期待。

譜寫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新篇章

記者：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如何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

呂忠梅：“十五五”時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面臨一系列復雜嚴峻的挑戰，比如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污染治理進入“深水區”，治理和修復的成本將急劇增加；生態環境質量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尚未穩固；應對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任務緊迫等。

同時也要看到，“十五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也迎來新的重要機遇。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增強綠色發展動能。通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高水平保護，在高水平保護中促進高質量發展，這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記者：法典編纂完成后，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還需要往哪些方面發力？

呂忠梅：要通過持續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堅實保障。

要做好配套法規與標準的精細化建設。加快制定修訂新污染物控制、碳排放權交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關鍵領域的配套法規。同時應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的協同深化，強化部門間信息共享、聯合執法、會商研判的機制化、常態化，完善跨區域、跨流域的生態補償、聯防聯控、聯合執法機制等。

此外，還要探索政策工具與市場機制的多元化創新，更多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深化環境經濟政策，發展綠色金融，健全企業環境責任體系。推動治理能力與技術的現代化提升，運用科技賦能，提升監管執法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加大對違法行為的震懾力。推動社會治理體系的全民行動化構建，從“政府主導”轉向“社會共治”，激發全社會共同呵護生態環境的內生動力。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