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抗戰(zhàn)大后方（上）

旅行在抗戰(zhàn)大后方（上）

文/司馬戡

“五十年前我跟你祖父離開保山，每天按驛站的行程是走六十華里，特別難走的地方，還走不到六十華里，幾個月才能夠到北京。五十年后，要方便多了，但想不到還是這么難走”。1938年6月，武漢會戰(zhàn)爆發(fā)之際，73歲的趙老太太在孫子扶掖下，奔波一個月，從湖北襄陽寓所回到了云南保山故鄉(xiāng)，一路坐過客車、搭過軍車、住過各種大小旅館，還遭遇過土匪洗劫。總結(jié)行程，趙老太太說出這樣一番感慨。

趙老太太的丈夫陸壽圖，晚清時在河南做過知縣、到北京見過皇上，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武漢做過軍閥幕僚，半生顛沛，終老襄陽。趙老太太隨他宦游半個世紀，見多識廣自不待言，對旅行條件變化的評論，可以歸結(jié)為兩個詞“方便多了”與“還是難走”。對千千萬萬和趙老太太一樣的旅人來說，這恐怕是抗戰(zhàn)時期旅行的共同感受。

20世紀的中國，近代交通的骨架已經(jīng)搭了起來，長途旅行已經(jīng)注入許多現(xiàn)代化因素，但在西南內(nèi)陸還遠比不上沿海地區(qū)便利。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火席卷大半個中國，摧毀了原本的交通動脈、截斷了鐵路與航運。但對身在后方的蕓蕓眾生而言，該出的遠門還是要出、該探訪的親戚還是要去，更不要提富貴險中求的商人，和出公差、赴新任的公教人員。大量流動的人群，壓向遠沒有那么多接待能力和設施的后方，促進客運、住宿、餐飲的發(fā)展，也留下不少獨特的衣食住行回憶。

行：什么都有，什么都糟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已經(jīng)基本具備今天的主流遠途交通工具。有飛機，各大城市設有飛機場，中國航空和歐亞航空兩大公司對外出售客票，從北京一天抵達上海不是夢想。有火車，平漢鐵路、津浦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穿東西，還有粵漢鐵路、浙贛鐵路等新修線路發(fā)展延伸，火車帶來了石家莊、鄭州等新興城市。有汽車，長途客車跨省聯(lián)通，在沒有鐵路的地方長途旅行，也不用只靠騎馬、步行。

但這只是趙老太太眼中的“方便多了”而已，“還是難走”的一面同樣不容忽視。抗戰(zhàn)中期，大后方民用航空還在勉力維持，從緬甸經(jīng)昆明至重慶的航班，幾乎是唯一的對外管道。票價高昂、一票難求自不待言，即便買到了票，也不一定能準時搭乘上飛機。

那時的民用航空原本就容易受氣候影響，加上日本飛機襲擾，并非每天都有航班。旅客買票后，航空公司將名字排進候乘名單，根據(jù)每天情況依次通知。航班類似火車一樣分段售票，但不時有人買了半程，抵達目的地卻拒不下機，要到坐到終點再補票。都是買得起機票的體面人，航空公司也得罪不起，不敢直接趕人下去。有時航班幾日不能成行，起飛時在起點就裝滿至抵終點客貨，中途降落只為加油，要上機的旅客只能順延排隊、望機興嘆。

1941年5月，西南聯(lián)合大學常委會主席梅貽琦、總務長鄭天挺、中文系主任羅常培3人，從昆明前往四川、重慶公干，好不容易買到3張中國航空公司的機票。但是當天飛來的 “南京號”飛機超載，昆明的乘客無法盡數(shù)上機，只有梅貽琦一人成行。6天之后，羅常培已經(jīng)排到了第一位，卻又因一名買了仰光至重慶全程票的官員在昆明插隊，被擠到了后面。又過6天，來的飛機在昆明可以上10名乘客，鄭、羅兩人才得以到重慶和梅貽琦會合。

這還只是排隊難，畢竟人是安全抵達了。抗日的戰(zhàn)火下，民用航空除了原本的事故風險，更“難走”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生死關(guān)。1938年8月4日，中航“桂林號”飛機從香港飛赴重慶，途中遭5架日軍飛機掃射，迫降于廣東省中山縣境內(nèi)，17名乘客和機組人員中有14人遇難，包括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浙江興業(yè)銀行行長徐新六。這架飛機修復后改名“重慶號”繼續(xù)使用，1940年10月29日執(zhí)飛重慶至昆明航線時，再度遭遇日軍戰(zhàn)機，中彈起火后迫降焚毀，機上12人中9人死亡。

坐飛機如此危險，搭乘火車同樣不輕松。抗戰(zhàn)步入相持階段，國內(nèi)鐵路干線所在區(qū)域多已淪陷，隴海鐵路鄭州至寶雞一段成為僅存的干線。但日軍在1938年3月占據(jù)了山西南部的風陵渡，架設火炮隔著黃河轟擊隴海鐵路往來列車，對面的潼關(guān)一段成為最危險的道路。火車抵達潼關(guān)前，往往停車等到天黑，關(guān)閉一切燈光后加速通過，以求降低對岸日軍炮火的準頭。有時還要全體旅客下車步行繞路，以保證火車的開行速度。

即使闖過了炮火關(guān)，還有很多危險等著旅客。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坐火車闖過潼關(guān)，她回憶，“搭車的難民擁擠不堪，連火車頂上都擠滿了人。當夜間火車通過潼關(guān)城門時，洞矮，只聽嘩啦啦地往下掉人，許多人墜車喪生，腥臭味沖鼻，慘不忍睹。遠處還不時傳來轟隆炮聲，更渲染了恐怖的氣氛，令人毛骨悚然”。

相比之下，搭乘汽車好像更安全一些。身處后方，除了日軍空襲、土匪打劫，似乎沒有其他天敵存在。但是，資源緊缺之下，民用車輛往往過度使用、湊合維修，半路拋錨是家常便飯。影響旅行的不僅有車，還有路。當時柏油馬路是稀罕貨，只在少數(shù)大城市中心地帶存在。大部分公路只是夯土道路，不但暴土揚塵，在連日雨水下還會坑陷、崩塌。除了沒有合格的道路，還缺少合格的橋梁。大部分傳統(tǒng)木橋、石橋，或是承重經(jīng)受不住以噸計重的鋼鐵物件，或是寬度不允許車輛通行，汽車過河要尋覓淺灘徒涉，或靠駁船擺渡，河深水急，稍有不慎，隨時會面對沒頂之災。

羅常培描述過公路局的長途客車，“上面的客人，遠望黑烏烏的，比釘在一塊臭肉上的蒼蠅還多。其中有兵役署的公務員，有軍人，有男女學生，還有其他各色人等”。擁擠只是小難題，旅途中各種不可預料的災難才是大劫。梅貽琦一行人赴成都公干結(jié)束，返回重慶的路上，搭乘西川郵政管理局的郵車，到簡陽七里碑遭遇山洪。司機試圖開車涉水過河，沒兩下全車栽倒河道當中，車廂進了水。羅常培趕忙搶救行李，結(jié)果是“我的一個fibre箱子已經(jīng)被水浸透，箱子毀了，衣服和稿子也全濕了”。

這還算是幸運的。1939年，郵政總局視察劉承漢過貴州烏江渡口時，所乘小轎車與一輛只搭載了小半車貨物的卡車一同搭乘渡船。船夫估算兩車重量相差無幾，以為放置平衡，沒料到船一啟航就向卡車一邊下沉，嚇得幾個船夫都跑去另一方向壓船，才勉強穩(wěn)住。原來，卡車上的貨物是密度極高的鎢砂，全車載重遠超小轎車，而劉承漢坐在車廂里茫然不知。第二年行經(jīng)此處，劉承漢的司機還在打趣“設去年慘遭沒頂，今已周年紀念矣”。

— 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