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檢察官穆勒去世，曾重建聯邦調查局的強硬老派共和黨人，但調查特朗普時退縮了

本文為紐約時報的人物訃聞，作者蒂姆·韋納曾任《紐約時報》國家安全記者，著有《聯邦調查局史》。

羅伯特·S·穆勒三世曾在動蕩的12年里領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后來又以特別檢察官身份調查俄羅斯對2016年總統選舉的攻擊，提出了在政治上極具爆炸性的起訴。

最終，他得出結論，既無法證明特朗普無罪，也無法指控特朗普犯罪。

穆勒于周五去世，享年81歲。

他的家人在聲明中證實了死訊，但沒有說明他在何處去世，也沒有公布死因。

即使在穆勒去世后，特朗普依然沒有原諒穆勒的調查。

他在周六得知消息后，在 Truth Social 上發文稱：“好，我很高興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傷害無辜的人了！”

穆勒穿著總是規規矩矩，性格強硬、意志堅定，是一種正在消失的人物類型典型代表：自由派共和黨人。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發生前一周，他出任 FBI 局長。此后，他推動了 FBI 歷史上最重大的結構和文化改革，試圖把這個機構改造成適應21世紀的情報部門，既能維護國家安全，也能保護公民自由。

他手下的反恐特工還率先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9·11”之后設立秘密監獄中的濫權行為。CIA 在這些秘密監獄里關押、審訊，并在某些情況下酷刑對待恐怖主義嫌疑人。

但人們或許最記得的，還是他離開 FBI 之后所做的事，當時他被召來調查一位在任總統。

2017年5月17日，美國司法部任命穆勒為特別檢察官。8天前，特朗普剛剛解雇 FBI 局長詹姆斯·B·科米。科米當時正在調查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秘密行動之間的聯系，而俄羅斯的這場行動旨在幫助特朗普贏得白宮。

總統解雇科米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

第二天，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對俄羅斯外長和俄羅斯駐美大使說：“我剛剛開除了 FBI 的負責人。他瘋了。”

特朗普接著說：“因為俄羅斯，我承受了巨大壓力。現在這種壓力沒有了。”

特朗普一聽說穆勒被任命，而且知道穆勒的聲望后，立刻陷入沮喪。

“天哪，”他說，“這太糟了。這就是我總統任期的終結。”

他知道，正如穆勒后來所說，“一次徹底的 FBI 調查。會挖出有關競選活動以及總統本人的事實，而他可能會把這些理解為犯罪行為。”

一個可能的指控是妨礙司法。這項法律曾為1974年尼克松辭職以及1998年克林頓遭彈劾鋪平道路。美國司法部的指導意見——雖然從未經過法院檢驗，規定，在任總統不能被起訴。

盡管如此，特朗普的許多政治對手仍希望，特別檢察官或許能以某種方式幫助把他趕下臺。

穆勒組建了一支聯邦檢察官團隊，這些人的集體經驗可以追溯到“水門事件”。他們起訴了一批俄羅斯間諜，以及位于俄羅斯圣彼得堡的“互聯網研究機構”高層人員。這家網絡水軍工廠按克里姆林宮指示，在2016年選舉中發動了一場虛假信息宣傳行動。

他們還把特朗普的首位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以欺詐罪送進監獄；讓特朗普的首位國家安全顧問、退役中將邁克爾·弗林認罪；并讓特朗普最資深的政治顧問之一羅杰·斯通因向調查人員撒謊而被定罪。

這場調查徹底改變了公眾對 FBI 的看法，因為執行穆勒命令的正是 FBI 特工。

長期厭惡這個機構的自由派如今聲稱自己熱愛它；長期敬重它的保守派如今則痛恨不已。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甚至舉行集會聲援穆勒。另一方面，特朗普猛烈抨擊 FBI、司法部，最后連穆勒本人也不放過，還一再在 Twitter 上寫道，這起案件是一場“政治迫害！”

穆勒始終置身紛爭之上，從不評論，也從不亮明底牌。但當他面對是否要讓總統為妨礙司法負責這個問題時，他退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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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中的 FBI

穆勒于2001年9月4日成為 FBI 第六任局長。他上任第二周，就遇到了一個改寫時代的大災難。

9月12日清晨，也就是基地組織劫持飛機撞擊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造成2977人死亡的第二天，喬治·W·布什直截了當地問穆勒，FBI 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來阻止下一次襲擊。

此后多年，總統每天黎明簡報時都會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但穆勒接手的 FBI 在反恐和反間諜任務上存在致命缺陷，根本無力完成使命。

負責調查導致襲擊得逞的政府系統性失誤的“9·11”調查委員會共和黨主席托馬斯·H·基恩說，FBI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失敗”。

這個機構的指揮鏈條已經斷裂。計算機系統頻繁崩潰。對外國恐怖分子的電話監聽因為缺少翻譯人員而無人查看。“9·11”后僅僅幾天，寄給參議員和記者、帶有炭疽病菌的信件造成5人死亡，但 FBI 幾乎用了7年才鎖定一名嫌疑人，一名政府生物防御科學家。

“我們必須把 FBI 徹底砸碎，然后重新建立起來。”在襲擊發生前，FBI 反恐助理局長戴爾·沃森，曾對他在白宮的對應官員理查德·A·克拉克這樣說。

把東西砸爛并不是穆勒的作風。但在他改造 FBI 的過程中，首要目標之一是修復與政治領導層的溝通渠道，包括白宮和國會、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電子監聽人員，以及 CIA 的情報人員。

這些渠道多年來一直處于斷裂狀態。這個機構的創始人、1924年至1972年執掌 FBI 的強勢人物 J·埃德加·胡佛，一直把 CIA 視為自己最大的敵人之一，僅次于共產主義和民權運動，而這種敵對關系在他去世后仍持續了很久。

至于如何在反恐時代維護公民自由，穆勒在一個把自己看作正在進行狂熱十字軍式斗爭的美國政府里，基本上只能獨自面對。他必須執行剛剛通過的《愛國者法案》條款。這個法案大幅擴大了政府的監控權力，但與此同時，他又必須維護美國憲法。這是一條極其危險的鋼絲。

“9·11”之后的8周里，FBI 抓捕了1200多人，但其中沒有一個是基地組織成員。在這個過程中，FBI 侵犯了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這個機構還大幅增加了線人的使用，而這些線人在伊斯蘭社區中充當了煽動者角色。

這一切都是在總統命令下進行的，總統要求在襲擊之后讓 FBI 進入軍事化狀態。

但穆勒手下的反恐特工也揭露了 CIA 的秘密“黑監獄”。他們報告了這些設施里的酷刑和虐待行為，也揭露了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陰森牢房中的暴行。

2002年10月，FBI 特工在古巴關塔那摩灣建立了一份持續更新的檔案，當地關押和審訊著恐怖主義嫌疑人，而這份檔案后來被他們標注為“戰爭罪”。

也是在那個月，穆勒公開表示，他不希望有人說，美國在反恐戰爭中贏了，卻在他的任內失去了自由。

盡管如此，隨著布什政府白宮越來越被再次遭遇基地組織襲擊的恐懼吞噬，國家安全與公民自由之間的緊張關系變得難以承受。

2004年初，穆勒和他在司法部的直接上司、時任副司法部長科米得知，布什已授權 NSA 監聽美國人。這個代號為“恒星風”的項目極其機密，知道如何運作的人寥寥無幾。

NSA 原本是為在海外收集外國情報而設立的，但卻在美國境內自由監聽，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收集了數百萬通電話、電子郵件和互聯網地址的電子記錄，隨后把原始數據交給 FBI。

FBI 發現，處理這種海量信息就像試圖從消防水管里喝水一樣困難。而這個監控項目從未救過一條命，也從未阻止過一次迫在眉睫的襲擊，更沒有在美國境內查出過基地組織成員。

比這更讓穆勒和科米擔憂的是，他們認定這個項目違反了美國憲法中關于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的保護條款。他們說服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不應再次批準“恒星風”。

但布什在2004年3月11日上午單方面這樣做了，實際上等于宣稱他的權力高于憲法。

穆勒一絲不茍地做了記錄。他寫下，總統“正試圖繞開法律”。

3月12日凌晨1點30分，他坐在自家廚房餐桌前，起草了一封辭職信。

“我被迫讓 FBI 退出這個項目，”他寫道。如果總統不讓步，他就辭職。科米和阿什克羅夫特也都決定和他一起離開。

8小時后，穆勒把辭職信放在西裝胸前口袋里，獨自坐在白宮與布什會面。

“我必須迅速作出一個重大決定，”布什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到了‘周六夜大屠殺’。”

那是1973年“水門事件”中的災難性一幕，當時尼克松為了保護白宮秘密錄音帶，逼迫司法部長和副司法部長辭職，而這一絕望舉動最終摧毀了他的總統任期。

布什寫道：“我并不急于重演那樣的歷史危機。”

他可以堅持立場，“同時看著我的政府自行崩潰”；也可以向穆勒低頭，讓這些秘密項目被縮減規模，并被納入合法框架。

布什選擇了后者，盡管這花了多年時間。

2005年5月，科米在 NSA 向一小群聽眾講述了穆勒當時的做法：“在最關鍵的時候說‘不’，需要的遠不只是敏銳的法律頭腦”。

他說，“還需要道德品格。還需要看見未來的能力。還需要明白，一個毫無正當理由的‘是’，將會造成怎樣的傷害。”

此后“恒星風”又保密了7個月，直到《紐約時報》披露了這個項目的大致情況。

穆勒從未公開談論過他與總統的這場對抗。

在 FBI 總部——介于白宮和國會山之間、帶有粗野主義風格的 J·埃德加·胡佛大樓，穆勒管理極其嚴格。

像戰場指揮官一樣，他的話就是命令。他可能態度生硬，也不輕易原諒別人，但一線特工似乎很喜歡他的風格；他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三根棒鮑比”，因為他名字后面有羅馬數字“三”。

曾獲準獨家接觸穆勒時期 FBI 的年輕記者加勒特·格拉夫注意到，局長在與下屬開會時，會引用1995年冷戰驚悚片《赤色風暴》里吉恩·哈克曼飾演的海軍潛艇艦長說過的一句粗硬臺詞：“我們來這里是為了維護民主，不是為了練習民主。”

在胡佛長達48年的統治之后——這是美國政府高級職位中無人能比的任期，國會規定 FBI 局長任期為10年。

除了穆勒，沒有誰真正做滿。2011年，奧巴馬要求他再留任兩年，國會也表示同意。議員們普遍認為，他是這個擁有100年歷史的機構中最出色的局長，而胡佛則被歸入完全獨立的另一類。

2013年6月，穆勒終于卸任，由科米接任，奧巴馬對他給予極高贊揚。

“在他的任內，FBI 與我們的情報、軍方和國土安全專業人員聯手，搗毀基地組織小組，打亂他們的活動，并挫敗他們的陰謀，”奧巴馬在白宮玫瑰園一場10分鐘的儀式上說。“今天有無數美國人仍然活著，我們的國家也更安全，這都歸功于鮑勃·穆勒領導下 FBI 的卓越工作。”

說到這里，穆勒似乎結束了一生的公共服務。至少他當時是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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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特權之家

羅伯特·斯旺·穆勒三世于1944年8月7日出生在紐約州紐約市曼哈頓。他是艾麗斯·特魯斯代爾和羅伯特·斯旺·穆勒二世的第一個孩子，出身于曾被稱為美國東部權貴階層的家族。

他的父母起初住在公園大道，后來搬到賓夕法尼亞州費城主線地區的一座氣派莊園里。他的父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海軍軍官身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服役，后來成為美國歷史最悠久、勢力最強大的化工企業杜邦公司的高管。

他的母親則是理查德·M·比塞爾二世的表妹。比塞爾后來成為 CIA 秘密行動部門負責人，也是 U-2 間諜飛機以及1961年那場災難性豬灣入侵計劃的制定者。

他進入新罕布什爾州康科德的精英預科學校圣保羅學校就讀，并被選為足球、冰球和長曲棍球隊隊長。他的同學、后來擔任《費城問詢報》主編的麥克斯韋·金說，他體現了“19世紀英國公學世界中形成的‘健壯基督徒’傳統”。

1961至1962賽季校隊冰球隊的一張照片里，穆勒坐在隊友約翰·克里旁邊。克里后來成為參議員和國務卿，兩人都下巴堅硬，目光冷峻。

穆勒1966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1967年畢業于紐約大學，獲得國際關系碩士學位。在進入紐約大學之前，他與安·卡貝爾·斯坦迪什結婚。她后來從事幫助學習障礙兒童的教學工作。兩人生了兩個女兒，辛西婭和梅麗莎，后來又有了三個孫輩。

完整的在世親屬名單當時尚未立即公布。

1968年，愿意去越南流血的名門子弟并不多。但在普林斯頓的一位摯友兼長曲棍球隊隊友戰死后，穆勒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完成軍官候補學校和陸軍游騎兵學校訓練，接受游騎兵訓練的海軍陸戰隊員往往會執行遠程偵察巡邏和搜殺任務，而這類任務死亡率很高。

之后他被派往南越北部邊緣、靠近敵占區的東河作戰基地。

“你會被未知嚇得要命，”40年后他對格拉夫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比起死亡，更害怕失敗；更害怕被證明自己不夠格。”他說，這種強烈恐懼“會支配你的無意識”。

第一次赴越作戰時，他還是一名少尉。1968年12月11日，他因在廣治省率領一支火力處于劣勢的步槍排遭遇敵方伏擊時表現英勇，獲得銅星勛章。敵方當時配備火箭推進榴彈、機槍和迫擊炮。

授勛文件寫道，他“親自率領一個火力小組穿過遭到猛烈射擊的地帶，救回一名受致命傷的海軍陸戰隊員”，并稱贊他“在巨大個人危險下展現出的勇氣、主動進攻精神以及毫不動搖的責任感”。

4個月后，他帶領排隊去救援遭遇越共猛烈攻擊的美軍士兵時，大腿被 AK-47 子彈擊中，因此獲得紫心勛章。

與他結婚兩年的妻子，曾在夏威夷的一次休整期間告訴還是中尉的穆勒，法律也許比戰爭更值得追求。他接受了她的建議，離開越南，前往弗吉尼亞大學。

1973年春天，他完成法學院學業的那個月，正好是“水門事件”擴散成“總統任期癌癥”的時候，這是白宮法律顧問約翰·W·迪恩三世在橢圓形辦公室錄音還在繼續轉動時對總統說的話。

1976年，穆勒成為舊金山的聯邦檢察官，并迅速升任加利福尼亞北區刑事司負責人。

1982年，他前往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負責起訴欺詐、腐敗、洗錢和恐怖主義案件。1989年，在波士頓一家老牌精英律師事務所擔任合伙人一段時間后，他進入華盛頓的司法部。1990年，他成為刑事司負責人。

在這個職位上，他管理著近100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大約2000名聯邦檢察官，以及 FBI 及這個機構擁有的巨大權力，包括電話監聽和電子監控能力。

他的直接上司是副司法部長威廉·P·巴爾。大約30年后，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巴爾的人生軌跡將再次與穆勒交匯。

穆勒監督起訴了巴拿馬強人曼努埃爾·諾列加。諾列加曾是 CIA 在中美洲反共戰爭中的長期盟友，后來卻以可卡因大毒梟身份被起訴。美國甚至為把他趕下臺而出兵巴拿馬。

穆勒最棘手的案件，是泛美航空103號航班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被炸毀一案，這起事件造成259人死亡。FBI 兩年都沒能破案。穆勒運用法律賦予他的權力，打破了這個案件中 FBI 復雜難解的指揮體系。他把 CIA、英國軍情五處和蘇格蘭警方都拉了進來，讓各方共享情報。

蘇格蘭方面提供的一條線索，讓 FBI 鎖定了卡扎菲上校手下的一名情報官員。這個人利用自己擔任利比亞國有航空公司安全主管的掩護身份安放了炸彈。他在1991年被起訴，但定罪耗費了10年時間。

1993年，隨著克林頓上臺，穆勒離開司法部，成為黑爾與多爾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這家律所如今名為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是美國最頂尖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隨后在1995年，50歲的穆勒作出一個讓同行震驚的決定。

他打電話給華盛頓首席聯邦檢察官埃里克·H·霍爾德二世——霍爾德后來成為奧巴馬的司法部長。就在兩年前，穆勒在司法部的級別還比霍爾德高出好幾層。霍爾德后來在穆勒從 FBI 退休的儀式上回憶起這一幕。

“有一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問我辦公室里是否需要一名兇殺案檢察官，”霍爾德說，“當時美國首都正陷入嚴重困境——我們那時被稱為美國的謀殺之都。”

霍爾德告訴他說，“對一個一線檢察官職位來說，他的資歷可能有點太高了。但還沒等他改變主意，我就直接說，‘你什么時候可以開始？’”

在接下來的3年里，穆勒成功起訴了數十名殺人犯，幫助降低了兇殺率，還在安慰幸存者時表現出溫情。

他甚至會親自接電話：“穆勒，兇殺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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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總統

2017年5月，穆勒的電話再次響起，打來的是司法部。有人請他擔任特別檢察官，而這起案件調查的主要對象正是美國總統。

特朗普剛剛解雇了科米。科米當時是 FBI 局長，正在調查總統身邊的人是否與俄羅斯串通，通過秘密行動影響2016年選舉。

在一些法律專家看來，總統的這個舉動暴露出腐敗意圖，讓這次解職看起來像是在大白天上演“周六夜大屠殺”。科米本人也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我相信總統的話——我被解雇，就是因為俄羅斯調查。”

穆勒試圖在宣誓情況下詢問總統，以查明他究竟為何解雇科米。特朗普的律師團隊不愿接受，他們擔心總統一向愛說謊，最終會落入偽證陷阱。

而在這個關鍵時刻，穆勒猶豫了。

他沒有發出大陪審團傳票，強制特朗普在宣誓下作證。他接受了書面問題，并允許白宮律師把問題范圍限制在特朗普出任總統之前發生的事情上。

等到回復終于在2018年11月20日送達時，特朗普幾乎對所有關鍵問題都沒有作答，而是以記不清為由回避。

穆勒隨后再次要求就調查中的10個關鍵領域進行面談。特朗普的律師拒絕了。于是，這場調查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總統內心這個雷區。

這份長達448頁的最終報告，于2019年3月22日交給了巴爾。當時巴爾已是司法部長。穆勒相信這位多年的同事兼家族朋友，會把報告結論原原本本傳達給美國公眾。

但他后來極度失望。

報告認定，俄羅斯曾系統性地試圖幫助特朗普贏得選舉，而特朗普這名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也鼓勵了俄羅斯的秘密幫助。報告列出了10起案件，顯示總統及其助手曾試圖阻礙 FBI 的調查。

報告中的關鍵一句是：“雖然本報告沒有認定總統構成犯罪，但也沒有認定他無罪。”

但司法部長在以需要刪去敏感信息為由對報告全文保密的同時，只宣布了一點： “特別檢察官的調查不足以證明總統構成妨礙司法罪。”

特朗普隨即宣稱自己“被徹底洗清”。

接下來的25天里，外界無人能夠看到這份報告。隨后發生的情況，正如穆勒在寫給巴爾的一封憤怒私人信件中所說，造成了“公眾對我們調查結果關鍵方面的混亂理解”。

事后看來，許多人認為這可能正是司法部長想要達到的效果。

穆勒沒有公開反擊。除了在國會一次明顯極為克制的作證中嚴格沿用報告的正式表述外，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20年7月特朗普減免斯通因妨礙俄羅斯調查而獲刑的刑期。

穆勒在《華盛頓郵報》評論版撰文，反駁特朗普關于2016年選舉調查帶有政治目的、缺乏正當性的說法。

“在斯通案中，就像在我們所有案件中一樣，我們作出的每一個決定都完全基于事實和法律，并且符合依法治國原則，”穆勒寫道，“參與這些調查和起訴的所有男女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正直。任何相反說法都是錯誤的。”

他指出，調查已經確認，“俄羅斯政府認為特朗普當選總統會對自己有利”，并補充說，調查還發現，特朗普競選團隊“預期會從俄羅斯通過竊取并公開的信息中在選舉上獲益”。

在對穆勒政治遺產的最后一次打擊中，特朗普于2020年10月赦免了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又在2020年12月赦免了自己曾經的競選經理馬納福特和斯通。

弗林和斯通后來都成為煽動2021年1月6日沖擊國會暴徒行動的關鍵人物。那場以總統名義發動的沖擊國會事件，目的是推翻他在2020年選舉中的失敗結果。

2023年8月3日，特別檢察官杰克·史密斯就特朗普在這場暴亂中的角色對他提起刑事指控，試圖追究他阻礙總統權力和平交接、威脅美國民主的責任。

2024年7月，聯邦最高法院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總統在其權力范圍內實施的犯罪行為可受到免于起訴的保護。

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寫道：“總統現在成了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國王。”

隨著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當選，這起案件被撤銷，穆勒曾經展開的這場司法追責也走到了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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