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外長稱俄羅斯為“地區大國”，這是不專業的宣傳

2026年3月，歐洲安全格局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震蕩。隨著烏克蘭危機進入第四個年頭，北約與俄羅斯的直接對抗持續深化，法國關于擴大“核保護傘”的提議更令歐洲防務自主議題陡生變數。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短期地緣沖突，重新審視俄羅斯與歐洲大陸長達數個世紀的復雜關系，成為關乎未來全球穩定的關鍵命題。

就俄羅斯與歐洲身份認同的歷史脈絡、當前歐洲面臨的內外挑戰、烏克蘭危機結束的前景，以及大國在防止世界陷入混亂中的責任等核心問題，北京對話特約專家、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姜鋒教授，同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阿列克謝·葛羅米柯，在海南參加“2026·中俄三亞對話”期間進行了深入交流。

本文為采訪視頻文字內容，觀察者網獲權發布。

【整理/編譯 葉森】

·“俄羅斯是否屬于歐洲”的爭論持續了三百年

姜鋒：很高興和葛羅米柯先生在“2026·中俄三亞對話”之際交流，請您分享一下對當前國際局勢，特別是歐洲情況的看法。

剛才我們談到了歐洲，我主要指的是歐盟國家關于俄羅斯是否屬于歐洲的爭論，在多數中國學者看來，這是歐洲內部的歷史爭論，近年來又復興了，具有很強的主觀性。2022年以前，歐洲主要的觀點認為俄羅斯當然是歐洲的一部分，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曾表示，俄羅斯和歐洲擁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學。但在烏克蘭危機之后，歐洲主要的觀點變了，認為俄羅斯不屬于歐洲。您怎么看？

葛羅米柯：首先，非常榮幸能夠和您對話，與這么多知名的國際關系專家一起參加第三屆中俄三亞對話。

其次，關于俄羅斯與歐洲的問題，這個問題確實是俄羅斯許多國際關系研究者和國家身份政治專家關注的核心。

關于俄羅斯與歐洲身份認同的爭論或討論，已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當時彼得大帝使俄羅斯成為歐洲的權力中心之一1。在他之前，俄羅斯在地理上部分位于歐洲、部分位于亞洲，但并不被視為歐洲大國。從北方戰爭中彼得大帝擊敗瑞典帝國開始，俄羅斯就開啟了漫長的歐洲征程。因此，這場爭論持續了三個多世紀。爭論的核心在于，俄羅斯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與幾乎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它在身份、文化和文明方面都更為獨特和鮮明。

北京對話特約專家、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姜鋒教授同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阿列克謝·葛羅米柯進行交流。 圖自：北京對話

如果你身處歐洲中心，或是身處其邊緣地帶，那么在身份認同問題上，情況會簡單得多。在俄羅斯，我們擁有兩大悠久的哲學與歷史傳統，以及與之對應的思想流派，即斯拉夫派與西方派。

然而，倘若我們以英國或西班牙為例，它們的身份認同也遠非純粹的歐洲屬性。例如，在英國，關于該國在地理之外——在文化與社會層面——是更貼近歐洲大陸，還是更接近美國，一直存在不同觀點。再以西班牙為例，該國在中世紀深受伊斯蘭與穆斯林文化的深刻影響。意大利的南北部之間也存在顯著的多樣性。類似的歐洲各國差異，我們還可以列舉出很多。

但就俄羅斯而言，存在著更為獨特的情況：從地理上看，它兼具歐洲與亞洲屬性；從文化、宗教傳統，以及與東方、南方的歷史聯系來看，亦是如此。

姜鋒：從歷史的角度看，德國和俄羅斯的關系尤其密切，著名的葉卡捷琳娜二世2就是德意志人，在她領導下俄羅斯開疆拓土，鞏固了歐洲強國的地位。普魯士著名首相馮·斯泰因男爵也曾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服務，他在日記里提到，俄羅斯軍隊里有大量軍官是德意志人，他稱贊俄國1812年打敗拿破侖是解放歐洲的決定性力量，是歐洲自由的拯救者。有種說法，1812年前后，俄羅斯的軍官接近一半是德意志人。請分享一些您對這方面歷史的看法。

葛羅米柯：是的，有成千上萬的西歐人在俄羅斯軍隊或其他職業領域服務過。17世紀至19世紀中，為俄羅斯沙皇和皇帝服務最多的外國群體是德國人、蘇格蘭人和法國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俄羅斯精英們能流利地說德語。19世紀，俄羅斯精英中最流行的外語是法語。以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為例，前幾頁是用法語寫的。

但重要的一點是：對于18世紀和19世紀說流利德語或法語、20世紀說英語的俄羅斯人來說，說這些語言并不意味著對外國及其文化的臣服。這是俄羅斯文化和文明開放性和普世性的的體現，這也是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愛的主題之一——俄羅斯文化的開放性和普世性。然而，今天我們看到，曾經是世界上最開放地區之一的歐洲，正越來越將自己視為四面受敵的堡壘。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如果我們審視一下歐洲西方今天在地緣政治上的所作所為，情況相當令人遺憾。

我所說的“歐洲西方”現在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他們也將中國視為威脅，如今甚至也包括美國了。

這在歐洲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或許這是自然發生的事情。當社會面臨停滯和經濟增長緩慢、非歐洲人的不斷涌入，且存在許多內部問題時，將責任歸咎于外部世界，遮掩自己的軟弱，這在政治上往往很方便。歷史上有許多這種演變的例子，不幸的是，這正是我們在當代歐洲西方所看到的情況。

·意識形態化與政治化的價值觀，是歐洲最主要的內部挑戰

姜鋒：談到歐洲當前面臨的內部和外部的挑戰，請分享一下您的分析。

葛羅米柯：通常，內部問題是由自身發展模式的錯誤造成的。如果想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改善你自身。但如果不想改變自己，下一步就是聲稱問題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于是，開始尋找敵人，指責其他國家、組織，甚至想象中的威脅。這就是為什么俄羅斯，有時還有中國或美國，被指責為造成歐洲內部問題的根源。但是，主要問題從內部發生。

姜鋒：那么，歐洲的主要內部挑戰是什么？

葛羅米柯：有很多。首先，在過去十或十五年里，歐洲越來越將其發展模式安全化和地緣政治化。1945年后，西歐因福利國家、社會市場經濟和全球貿易而繁榮。如今，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遺忘。現在許多政客說，最重要的是安全，而不是生活質量。如果這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人們必須接受。這是一種非常扭曲的邏輯。

其次，歐洲對移民采取了極端自由主義的政策。第三，他們對所謂的綠色轉型采取了極其激進的做法。綠色經濟是個好主意，但他們選擇了非常快速和激進的實施方式。與此同時，他們切斷了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盡管我的國家50多年來一直是可靠的能源供應國，可以幫助綠色轉型取得成功。北溪管道被炸壞，而歐洲人卻假裝除了幾名桀驁不馴的烏克蘭人外就不知道是誰干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越來越多地使用意識形態和政治化的價值觀。

針對美國由于高油價放松對俄羅斯油氣制裁一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3月11日在歐洲議會稱，歐盟放棄長期戰略甚至重新依賴俄化石燃料“將是一個戰略錯誤”

姜鋒：這些經過安全化的價值觀也被應用于歐洲自己的社會。

葛羅米柯：沒錯。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神圣原則的典范。

現在這些原則正在受到破壞。如果另一個國家變得更具競爭力，歐洲西方往往會以制裁回應，而非公平競爭。

姜鋒：他們正在努力實現這種平衡。如今歐洲的政治格局碎片化趨勢明顯，社會分裂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現在談談歐洲的安全問題吧，您的祖父安德烈·葛羅米柯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和理論大師，他非常重視歐洲，對蘇聯的歐洲政策和歐洲安全架構產生了很大影響。您認為安德烈·葛羅米柯對歐洲安全架構的三大主要貢獻是什么？

葛羅米柯：安德烈·葛羅米柯確實是20世紀下半葉蘇聯外交政策的締造者之一。他于1939年加入蘇聯外交部門，并于1985年辭去蘇聯外交部長職務。從與他的多次家庭談話、他的言論以及他寫的回憶錄來看，我可以單獨列舉出他三個方面的貢獻：

第一，蘇聯與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實現關系正常化并承認戰后國家邊界，這些努力的頂點是1975年簽署《赫爾辛基最后文件》。

第二，與西方國家建立有益的經濟和政治關系，不僅是承認邊界，還與美國、德國（西德）、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建立務實、平衡和相互尊重的關系。1970年，蘇聯與德國（西德）簽署了第一個“世紀合同”3，“天然氣換管道”合同。從那以后的50多年里，俄羅斯一直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部分地區最可靠的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許多產品的供應國。

回想一下：現在俄羅斯與中國的貿易額約為2300-2400億美元，而早在2013年，俄羅斯與單一歐洲市場——歐盟的貿易額就已經接近4000億歐元，幾乎是現在與中國貿易額的兩倍。這生動地表明了俄羅斯和歐洲西方是如何相互交織的。這不僅僅是一方出售自然資源、另一方購買的依賴關系，在許多領域是高度相互依賴。現在，這一切都被毀了。

第三，安德烈·葛羅米柯主要成就是在廣義的安全領域。例如，在聯合國的創建過程中，是“三巨頭”——蘇、美、英三國首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組織的理念和結構——“三巨頭”4。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曾于1943年在德黑蘭，以及1945年在雅爾塔和舉行會晤，同年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又在波茨坦舉行會晤（會議期間丘吉爾由克萊門特·艾德禮接替），他們不僅商討如何贏得戰爭，更制定了戰后秩序的安排。聯合國及其大會、安全理事會一同成立，安理會設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順便一提，從一開始，歐洲地區就在安理會中占據了多數席位：英國、法國和蘇聯（如今的俄羅斯）均為常任理事國。

然后，在葛羅米柯的領導下，蘇聯為推行所謂的“和平共處”政策取得了諸多成果。莫斯科與美國共同建立了戰略穩定體系，而歐洲在這一戰略與地區穩定格局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在全球和歐洲引入了一些軍備控制機制。遺憾的是，過去25年間，美國和歐洲國家開始逐步廢除這些機制。

1972年，葛羅米柯和尼克松正式確立《反導條約》生效。 圖源：哈佛大學

因此，若論及20世紀下半葉蘇聯/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作為蘇聯政治家的安德烈·葛羅米柯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邊界承認、和平共處學說、互利經濟關系以及軍備控制體系。

·歐洲的安全架構只能同俄羅斯一起建立

姜鋒：這些都是偉大的貢獻。這提醒我們，即使在今天，共同安全作為和平共處繁榮的保障是多么重要。但如今歐洲的局勢正在變化，安全不再得到保障，和平共處也相當困難。幾天前，我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聽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女士說，俄羅斯已經不是超級大國，經濟在崩潰。這意味著，俄羅斯只是一個地區性大國，歐洲可以應對。德國總理默茨也在慕安會演講中提到，歐盟的GDP是俄羅斯的十倍，所以歐洲應該能夠應對得了俄羅斯。您如何看待這種評估？

葛羅米柯：如果俄羅斯是地區性大國，那么，諷刺地說，邏輯上應該意味著歐洲西方是次地區性力量了。所以，這是宣傳，不是專業觀點。十年前他們說一套，現在又說另一套，這是不專業的。在俄羅斯，在最高政治層面，在學術界，我們從未將我們的評估降低到如此糟糕的水平。

即使是俄羅斯今天的官方立場，也是莫斯科準備著與歐洲國家和機構打交道，重新建立必要水平的關系，進行貿易和交流。比如，不是俄羅斯對歐洲人關閉領空，是歐盟對俄羅斯關閉了的民航領空。他們還越來越違反俄羅斯人的私有財產權，在包括芬蘭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他們可以以安全為由沒收俄羅斯人的財產，這實際上是偷盜。

卡拉斯所說的話并沒有讓她看起來聰明或專業。順便說一下，這也是歐洲西方的問題之一：如今許多爬上職業階梯的人并不稱職。他們往往不是因為專業能力而被任命，而是偶然因為更強的候選人沒有得到所有歐盟成員國的支持。所以他們選擇了一個并不具備強大、干練且獨立人格的人。

姜鋒：一些研究歐盟的專家們的確認為，這是歐盟在選擇領導人方面的一個制度性問題。

葛羅米柯：卡婭·卡拉斯的言論不僅與俄羅斯不符，也違背了歐洲自身的利益。俄羅斯是一個跨地區和全球性大國，它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是領先的軍事大國和航天大國之一，也是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因此，客觀地說，與我國打交道對歐洲西方應該是極其有利的。當他們斷絕與俄羅斯關系時，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姜鋒：這引出了我的另一個問題。歐洲有些政治人物主張，歐洲的安全架構應該針對俄羅斯而建，而不是與俄羅斯一起建。您的看法是什么？

葛羅米柯：歷史上，當歐洲不同國家試圖這樣做時，這些嘗試要么慘敗，要么導致重大暴力和沖突。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一直試圖說服法國、英國等國家在歐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確保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不會造成重大危害。但他們沒有做到，他們決定在沒有蘇聯的情況下建立安全，但我們知道發生了什么。

1945年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歐和美國將蘇聯視為敵人，而非伙伴。它們在與蘇聯制定軍備控制共同規則方面進展十分緩慢，比如如何限制武器，如何避免軍備競賽。在這一方面，蘇聯在20世紀50、60年代始終保持著積極態度，貫穿70、80年代，直至90年代，包括在歐安組織框架下的合作進程中亦是如此。我們曾共同取得諸多成果，歐洲的安全局勢基本實現正常化，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蘇聯參與其中。

如今，西歐國家正試圖重蹈覆轍：將俄羅斯邊緣化，試圖在沒有俄羅斯參與的情況下構建新的歐洲安全體系，但這是行不通的。盡管如此，他們仍將俄羅斯定義為主要威脅來源。最終，這只會淪為西歐自我制造的安全噩夢，一場源于歷史執念、扭曲的臆想與宣傳的噩夢。不過我認為，遲早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回歸理性。這不會一蹴而就，但在五年、十年后，那些曾為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國家帶來巨大益處的理念與原則，終將重新被世人所重視。

姜鋒：所以您的意思是：回歸歐洲共同的安全架構？

葛羅米柯：絕對是的。

姜鋒：前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認為，歐洲的安全只能與俄羅斯一起建立，而不是針對俄羅斯，他認為發生烏克蘭戰爭，是歐洲政治失靈，冷戰后沒有能夠就歐洲安全做出合理安排。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統斯泰因邁爾也曾主張，歐洲的安全應與俄羅斯一起共建，2022年后有所改變，您對此怎么看？

葛羅米柯：確實是，施羅德和其他幾位相信這一點。他們傳承了維利·勃蘭特、夏爾·戴高樂、哈羅德·威爾遜、奧洛夫·帕爾梅、毛諾·科伊維斯托、理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阿爾多·莫羅等許多人5的精神遺產。

2011年，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會面時交談

·俄烏戰爭可能在今年結束，但和平進程需要更多時間

姜鋒：您認為這場沖突——烏克蘭戰爭——可能在今年結束。您為什么這么樂觀？

葛羅米柯：我們從歷史中知道，所有沖突遲早都會結束。問題是，沖突不應被人為延長。當沖突進入軍事階段時，各方都應盡一切可能縮短這個階段。

姜鋒：誰會贏得這場戰爭？

葛羅米柯：這在歐洲是一個熱門問題。在歐洲西部，許多人仍然認為俄羅斯可以在戰場上被擊敗。但是，擊敗一個核國家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像俄羅斯這樣的核超級大國了。歷史上大多數戰爭不是由一方贏得的，有許多沖突的結束是相互可接受的妥協。

姜鋒：那么，您認為妥協將涉及領土問題嗎？

葛羅米柯：如果說這只是個領土問題，那就太簡單化了。這遠非事實，領土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到后來的普京、梅德韋杰夫，再到普京時代，俄羅斯的主要安全問題是北約擴張。烏克蘭戰爭不是莫斯科和基輔之間純粹的雙邊戰爭，這是一場代理戰爭，數十個國家站在一方對抗俄羅斯。這場戰爭不能在純粹的雙邊基礎上解決。它有三個軌道，所有三個軌道都必須得到解決：

第一，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關系。

第二，俄羅斯與歐洲——歐洲西方之間的關系。

第三，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關系。

這就是為什么解決如此困難：它很復雜。但我認為，軍事階段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結束。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近日向《金融時報》表示，由于美國有其他優先事項，有關烏克蘭問題的談判暫停，但俄羅斯對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持開放態度。

姜鋒：是的，您提到過這一點，請您說得再具體一些，俄羅斯的目標是什么？

葛羅米柯：曾經有過談判，先是在白俄羅斯，然后是2022年在伊斯坦布爾。在過去一年里，有過多輪談判，包括在伊斯坦布爾、阿布扎比，最近還有日內瓦。俄羅斯在這些談判中闡明了它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實現。有幾個問題：烏克蘭講俄語的人的權利，烏克蘭東正教的處境。烏克蘭應該恢復軍事中立，俄羅斯堅持其新的邊界必須得到承認。如果有政治意愿，并且如果歐洲不要總是試圖破壞談判進程的話，就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實現第一階段的解決方案。但整個和平進程將需要更長時間，它可能在今年開始，但將持續數月，也許整個明年。

姜鋒：讓我們一起希望這場戰爭今年結束。還有一個問題：一些歐洲政治人物，例如德國總理默茨在前不久訪華前表示，中國在這個停戰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歐洲政治人物甚至說，如果北京給莫斯科打電話，莫斯科就會停止戰爭，因為沒有中國的支持，俄羅斯無法繼續。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葛羅米柯：這話說得不太聰明。那是民粹主義，甚至是煽動性言論，因為如此復雜的沖突不會因為一個電話而結束。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關系不是同事打電話發號施令，然后第二天一切就完成的那種關系。但中國一直在，我相信它將繼續，在沖突解決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再說一遍吧，這不僅僅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雙邊沖突。我認為俄羅斯和中國都是關鍵的世界大國，通過解決烏克蘭沖突，它們應該努力緩和并進而實現我們國家與歐洲西方和美國之間的關系正常化。

姜鋒：最后一個問題，歐洲在談論核戰爭問題，法國與英國、德國和波蘭開始討論共同的核威懾能力建設的可能性，他們非常擔心俄羅斯會使用核武器，您怎么看？

葛羅米柯：這是宣傳造勢。弗拉基米爾·普京、謝爾蓋·拉夫羅夫、國防部長、俄羅斯總參謀部參謀長，所有這些在軍政領域做決策的人，從未說過要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只有在理論上的極端情況下才可能發生：要么是北約以常規方式入侵俄羅斯，要么是俄羅斯及其盟友遭到核攻擊。順便說一句，俄羅斯核學說中設定的核使用門檻高于美國。

而歐洲在核軍事領域又在做什么？法國希望深化與英國的核合作，還想拉上德國參與，這是相互的。波蘭則表示希望在本國領土部署核武器。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動向，因為這類言論正在破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盯著核大國的一言一行，全球現有九個核國家，同時也存在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核門檻國家，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在歐洲，德國、瑞典等多個國家擁有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充足技術能力，除非美國、俄羅斯及國際法加以阻止。

所謂的“俄羅斯威脅”，如今已成為歐洲西方國家肆無忌憚行事、甚至走到可能引發核擴散地步的借口。現在他們還擔心，再也無法依賴美國的延伸威懾，也就是美國的核保護傘。

馬克龍近期表示，法國將增加核彈頭數量，還使用了“前沿部署”這一表述。這意味著他不僅在考慮增加法國核武庫規模，還打算將部分核武器部署到其他歐洲國家。這將徹底改變歐洲當前的安全格局，并對核不擴散體系造成沉重打擊。正因如此，當代三大國--俄羅斯、美國、中國--應在防止世界陷入全面混亂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尤其是在軍控與戰略穩定領域。

姜鋒：謝謝您的分享和時間。

葛羅米柯：很高興有這樣深入的對話。

注釋：

1.指彼得一世（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他通過大力改革與軍事擴張，通過21年的北方戰爭擊敗瑞典，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1721年他加冕為皇帝，俄羅斯帝國誕生，與此同時，遷都圣彼得堡，打通與歐洲的海陸通道，使俄羅斯躋身歐洲列強，奠定了近代俄國強國基礎。

2.葉卡捷琳娜二世（1729年4月21日-1796年11月6日），俄國女皇，在位時間是1762年至1796年，繼承并深化彼得大帝改革，使俄國國力強大，疆域大幅擴張，獲“大帝”稱號。

3.“世紀合同”指1970年蘇聯與聯邦德國簽訂的天然氣換管道設備長期協定，是冷戰東西方緩和的標志性合作。蘇聯長期供應天然氣，西德則提供鋼管、設備與貸款，以能源貿易推進勃蘭特“東方政策”。該協議實現蘇聯資源與西德技術、資本的互補，綁定兩國經濟關系，成為冷戰時期東西方經貿合作的典范，也奠定了此后數十年俄德能源合作的基礎。

4.“三巨頭”特指二戰反法西斯同盟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人先后主導1943年德黑蘭會議、1945年雅爾塔會議、1945年波茨坦會議等關鍵會議，決定了戰爭走向與戰后國際格局，包括推動建立聯合國體系。

5.維利·勃蘭特：聯邦德國總理（1969–1974），推行新東方政策，主張緩和與東歐、蘇聯關系；夏爾·戴高樂：法國總統（1958–1969），堅持歐洲獨立自主，反對依附美國；哈羅德·威爾遜：英國首相（1964–1970、1974–1976），主張歐洲緩和與務實外交；奧洛夫·帕爾梅：瑞典首相（1969–1976、1982–1986），倡導中立、裁軍與歐洲和平；毛諾·科伊維斯托：芬蘭總統（1982–1994），奉行中立睦鄰，維護北歐與歐洲穩定；理查德·尼克松：美國總統（1969–1977），推動東西方緩和，穩定歐洲安全格局；亨利·基辛格：美國國務卿（1973–1977），主張均勢外交，推動美蘇歐緩和；阿爾多·莫羅：意大利總理（1963–1968、1974–1976），支持歐洲一體化與內部穩定。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