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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世界,國際性的大型會議往往很難在非洲舉辦。一方面是因為非洲整體經濟水平表現不佳,另一方面是因為以美歐為主導的國際主流意識形態與對話機制往往忽略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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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次世貿組織第14屆部長級會議,也就是MC14會議時隔10年再次在非洲舉辦部長級會議,屆時160多個成員齊聚非洲國家喀麥隆的首都雅溫得。這件事本身就有著巨大的意義,它標志著非洲國家的發展利益重新回到國際舞臺的聚光燈之下。
從歷史層面來說,非洲是世界工業、科技發展的“受害者”。黑奴貿易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5世紀,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進行。然而歐洲隨著工業革命的崛起,逐漸替代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他們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將非洲黑人販賣到美洲,后來西方學者將其稱為“三角貿易”。
這場持續了400余年的黑奴貿易,導致非洲損失了超過1億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具備生產能力、技術傳承能力的人口被掠奪至美洲、歐洲。也直接沖擊了非洲的社會結構,傳統的手工業、冶鐵、紡織、農業技術傳承斷裂,讓本就發展緩慢的本土生產力直接倒退。
除了人口販賣活動以外,歐洲殖民者還對非洲進行了殖民統治。在非洲大肆開采礦產、劫掠土地、剝削當地黑人。還禁止非洲發展本土制造業,摧毀當地的傳統手工業,只允許非洲生產初級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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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傳播方面,非洲大陸長期被殖民者和西方霸權主義國家人為的排除在外,只傳授其采礦、種植等初級資源開采技術,絕不轉移機械制造、化工、冶金、電力等核心工業技術。這導致當世界進入電氣時代、信息時代時,非洲仍停留在資源開采的前工業階段。
因此,非洲長達數百年,乃至當下都一直是世界工業和科技發展的“受害者”。
從時代發展的層面來說,非洲是被世界所遺忘的角落。當二戰結束世界進入全球化紅利時期,非洲作為西方社會公認的“人類起源地”,卻完全沒有分到任何紅利,被擠在產業鏈的最邊緣。
當世界經濟呈現一體化,新興國家靠著承接產業、融入全球分工,實現經濟騰飛時,非洲卻被人為的定義為“原材料供應地”,高端制造、科技產業、服務業升級幾乎與非洲無關。
面對這種現狀,非洲不是沒有想過改變。歷史上非洲也有很多偉大的嘗試,例如加納在1957年至1966年間推出了“七年發展計劃”,以工業化為核心,重點發展鋼鐵、鋁土礦加工、紡織等制造業,想要搞“非洲社會主義”,然而結果是因過度投資重工業、國際制裁、財政危機和軍事政變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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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國家在轉型的這條道路上任重而道遠,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有來自外部的也有來自內部的,更有來自于全球體系的限制。
從人類的未來發展潛力來說,非洲是人類最后一塊“藍海”。雖然非洲時至今日依舊是人類科技、工業和金融的“洼地”。但是非洲也確實是人類未來發展中最具潛力的大陸之一,當北美洲和歐洲國家正面臨去工業化和移民問題的困擾時,當亞洲主要國家正在面臨產業轉型和社會人口結構失衡時,非洲如今正在加速工業化探索和人才儲備。所以假以時日,非洲的發展定會追上甚至趕超某些大洲的發展水平。
所以此次MC14會議時隔10年再次選擇在非洲舉辦,實際上已經向國際社會釋放了一個信號。那就是今天非洲的發展已經不能夠再被國際社會所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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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這一舉動體現了中國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轉變的決心,主動放棄部分利益,承擔與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國際責任。在世貿組織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方案。
世貿組織總干事伊維拉稱這是“世貿組織的轉折點”,為改革發出強有力支持信號,創造了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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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問題在世貿組織中卻遲遲懸而未決,主要的矛盾在于發達國家的立場與發展中國家的立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沖突。
一是,發達國家要求大幅降低農產品關稅,消除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擴大市場開放。而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是保留“特殊與差別待遇”,降低關稅削減幅度,保護國內小農和糧食安全。
二是,發達國家國內支持藍箱、綠箱等補貼政策的靈活性,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削減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國內則要求擴大“發展箱”范圍,保留糧食安全公共儲備補貼,反對壓縮S&DT空間。
三是,發達國家要求全面禁止出口補貼,限制出口信貸和國家貿易企業。而發展中國家則主張保障糧食安全前提下可實施出口限制,反對過度約束發展中成員的出口政策。
說白了,這些爭議之所以存在,實質上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爭奪更多利益的一個過程。在世貿組織中,過去發達國家承擔著更多的責任,例如更大幅度的市場開放、更嚴格的補貼限制、非互惠原則的踐行、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義務,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的保障。
但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騰飛,部分發達國家刻意刁難,讓世貿改革陷入僵局。不過在去年中方已經明確聲明,中方主動放棄“特殊與差別待遇”,并保留對發展中國家身份的自我認定,這才推動了世貿組織改革的進展。
因此在這場會議上,中方不僅僅是高調出席,更是全場160多個成員國所重點關注的對象。中國在全世界范圍內展示大國責任與擔當,為后來者樹立了榜樣。也為國際社會解決制度性難題,提供了中國特有的“中庸式”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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