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昭和時代？如今的日本人，連復興的“精氣神”都丟了！

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微觀與宏觀結合的問題，如果想要從微觀入手也是可以的，但至少要考察全面。

一方面，日本畢業生的入職待遇確實屢創新高，但另一方面，這批畢業生正是日本少子化高峰時期出生的一代。日本有相當一部分家庭是無子無后的，人力稀缺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

畢業生起薪升高是沒錯，但前提是家庭要有畢業生，若是沒有孩子，根本無法從中受益，還要頂著一頭白發繼續開出租車或者去超市理貨，這在日本并不是個別現象。畢竟日本真正育有子女的家庭僅占日本全部家庭數量的1/5，這意味著畢業生起薪增長，無論是現在還是在未來，都只能惠及少數家庭。

日本整體家庭收入實際并沒有什么像樣的增長，飛漲的物價卻是所有日本家庭都要承擔的成本。

不管家里有沒有畢業生，主糧和副食品價格的非理性上漲，這種必需品層面的定向通貨膨脹，實際上影響到了每一個日本人，是任何一個日本家庭都無法規避的。以至于日本人如今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已經接近1/3，這還是在日本人普遍飲食較為節儉的前提下統計出來的數字。

這種整體狀態事實上已經不具備一個發達國家該有的生活水平，更談不上經濟復興、走出失落的30年。對于不少日本人來說，待在失落的30年里，至少物價長期穩定，不用買20多元人民幣一斤的大米，更不用買20塊錢半顆的卷心菜，這種所謂的“走出失落”，反而不如維持之前的穩定狀態。

因此，如果想全面考察微觀層面，不能單單著眼于少數群體，而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現象背后的底層因素，聯系日本自身的發展歷程，才能見微知著，找出較為靠譜的答案。

例如，本月萬眾矚目的新世紀大阪世博會正式開幕，實際上，這屆世博會早就以其設計獨特的吉祥物聞名于世。大阪世博會本身目前看卻遠遠沒有想象的成功，因為這種綜合性展會與吉祥物一樣，也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它不光是各個國家展示自身發展成就的平臺，更代表著舉辦國的綜合實力。

截止到目前為止，大阪世博會的各種問題還在接連出現，從建設階段的沼氣超標甚至爆炸，到建成后的地基坍塌以至于下調承載量，再到開幕時依舊有不少館舍處于施工狀態，以及網絡太差導致眾多觀眾無法入場等，這些狀況雖然也吸引了不少關注，但這種關注卻與承辦世博會的初衷背道而馳。

舉辦一屆世界級的盛會，本是為了展示國家的組織與建設能力，而非暴露自身的不足。這不禁讓人回憶起了四年前的東京奧運會，同樣出現了諸多疏漏，這連續兩屆向世界展示日本國家實力的盛會，反而成為讓大家看清令和日本與昭和日本巨大區別的窗口，使得日本作為亞洲先行者的光環再次褪色。

實際上，在此之前，由于國際政經形勢的變化，日本30年靜如死水的經濟形勢好像泛起了一絲漣漪。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以及日元匯率的短期跳水，日本CPI連續36個月保持在零以上，個別月份物價漲幅甚至達到了5%左右。

這對于長期受困于通貨緊縮的日本經濟來說，似乎看到了曙光，久違的通貨膨脹讓不少人開始高喊，日本已經走出了失落的三十年，即將迎來經濟復興。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日本接連承辦了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而這兩屆標志性的盛會又被有意無意地與1964年東京奧運會以及1970年大阪世博會聯系在一起。

畢竟當時的日本就是憑借那兩屆盛會向世界展示了戰后的發展成就，日本經濟也確實在六七十年代進入了著名的伊藏諾景氣時期，這是日本連續2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代表性事件。也正是在那兩屆盛會之間，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正式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因此，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大阪世博會，標志著日本徹底走出了貧困與落后，力壓一眾歐洲國家，成為全世界的重要經濟體之一，這在日本經濟史中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

而這次，日本剛好又是東京、大阪連續承辦奧運與世博，這種無意之中夾雜著有意安排的歷史重現，一開始也被不少日本人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再次以此為標志，再創昨日輝煌，將日本從失落三十年的泥沼中徹底拉出來。

然而這一次，一方面東京奧運會與大阪世博會的境況與60年前相比差距顯著，不但紕漏百出，而且盡顯疲態；

另一方面，如今日本的經濟更是無法與伊奘諾景氣時期相提并論。所謂的久違的通貨膨脹，并不是由于生產創新與投資消費旺盛帶來的經濟繁榮，相反，是由于外部資源價格上漲引發的輸入性物價上漲，本質上是外部因素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帶來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原材料與物價的飆升反而抑制了生產創新與商品流通的規模，使得日本經濟總量不升反降。這樣的通脹，根本不是日本真正期待的通脹，更不是經濟走出停滯30年的信號。

相反，也正是在此期間，日本的經濟總量在60年之后重新退回到德國之后，日本維持了60年的對德經濟總量優勢不復存在。至此，日本經濟奇跡完成了一輪循環，在國際經濟版圖上再次回到了60年代之前的位置。

近年來被喊了無數遍的日本走出失落30年、實現經濟復興，其實都是捕風捉影，只是用個別孤立的經濟數據，或者牽強附會地將某些事件與經濟復蘇綁定，一廂情愿地描繪日本經濟復蘇的假象，卻忽視了日本基本已經喪失了恢復快速增長的幾個必要基礎條件。

在不停強調日本經濟深厚家底的同時，卻忘了日本是靠什么積累起這些家底的，也沒有真正對比日本高光時期與如今的區別。

那么接下來我們就具體看看如今日本經濟的根本困難都有哪些。

首先對比上世紀，如今的日本不僅僅是年號的更換，實際上當年創造輝煌的那代人與如今的日本人，狀態已經截然不同，而所有經濟活動的核心關鍵就是人，這是令和時代與昭和時期最大的不同之處。還是以1964年東京奧運會與1970年大阪世博會為例，當時的日本正處于全民奮進時期，人們對待工作的態度與如今完全不同。

一方面，當時日本實行典型的終身雇傭與年功序列制度，個人一生的命運與工作單位的效益基本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另一方面，當時正值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執政時期，其經濟政策與之前相比做了較大幅度調整，日本堅定以凱恩斯主義為原則，主動干預宏觀經濟，大量舉債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高鐵、公路、碼頭、機場、住宅、公共設施等紛紛建成，日本全國上下遍地是建設場景，短時間內國家面貌煥然一新。

更重要的是，這一舉措盤活了當時日本作為亞洲地區兩次戰爭期間后勤供給基地所積累的大量產能，配合加速經濟循環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得日本整體經濟不斷增長，企業業務持續擴展。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日本人能明顯體會到，多做事、認真做事就能得到豐厚回報。

加上那個時期戰后嬰兒潮的團塊世代已經成年，大量勞動力涌入職場，這代人從小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成長過程中，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都對他們的吃苦耐勞能力有較高要求，再加上日本基礎教育本身不差，當時的人才選拔也較為嚴格。

盡管這一切對團塊世代的個人來說較為嚴苛，但正是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當時日本整體的人力資源質量，與今天有著本質不同。加上那時日本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學校里，都比較強調對堅韌性格和頑強精神的培養，盡管這也讓部分學生的學習生活較為辛苦，但整體來看，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其整體素質并非如今的日本人可以比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兩代人在數學等基礎學科的整體成績，以京都大學工學系的學生為例，即使到了昭和末年，其高等數學期末考試的合格率還能達到75%以上。

可隨著后來日本教育理念的轉變以及入學人口的大幅下降，日本大學入學率一路走高，但學生的基礎學科素養也隨之下降，至2000年前后的平成時期，同樣是京都大學工學系的學生，其高等數學期末考試的合格率居然急跌至0%，整個一屆學生無一人合格。

巧合的是，目前日本經濟社會當中的中堅力量，正是這代基礎學科素養不足的日本人，這與當初的團塊世代相比，差距顯著。當然，這并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兩代人的成長環境差距過大造成的。

60年代，正是在工作與收獲的利益引導，加上團塊世代的堅韌意志共同作用下，造就了當時日本勞動人口整體認真勤奮的作風，形成了后來廣為流傳的日本人勤奮堅韌的印象以及相關職業精神。盡管如今用這些詞匯形容日本人多有調侃意味，但在當年，僅著眼于昭和時期團塊世代的工作狀態，這些評價并非空穴來風。

我們也可以從當時日本社會經濟生活的現象中看出一些端倪，比如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無論組織運營還是配套建設，都井然有序，期間很少出現因組織不力引發的事故，其成功與精彩程度徹底改變了西方對日本的偏見，因此，1964年奧運會結束的那天，被日本人譽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反觀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出現了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很難讓日本人產生自豪感。這種鮮明的對比，其中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兩屆盛會的承辦者，完全是兩代人。

在這兩屆奧運會的準備階段都出現了人員傷亡事件，1964年那屆，為了在空中完成五環飛行表演，當時的藍色沖擊波飛行表演隊，在沒有撫恤金保障的情況下，抱定為國爭光的信念刻苦訓練，訓練期間編隊長墜機身亡，但最后他們依舊堅持在開幕式中完成表演，畫出了完美的五環。

這種精神在如今的日本人看來難以理解，但卻是團塊世代的鮮明特征。與之對應，2021年東京奧運會開幕之前，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部長跳軌自殺，其中的隱情也隨之掩埋，這也是60年來兩代人強烈反差的代表。

雖說都是日本人，但精神面貌已經完全不同。如果日本想要實現經濟復興，首先在人力資源質量上就不具備條件，缺乏必要的人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