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阻止特朗普恣意妄為嗎

在美國國內與國際舞臺上，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都充斥著恣意妄為的各種行為。面對特朗普的行為，美國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司法機關曾經被寄予厚望。因為美國憲法在賦予了總統權限的同時，還賦予了國會和司法機構相應權力，其中司法被認為具有獨立性，即使國會因為政治原因而與總統站在一邊，司法也可以對總統權力進行約束與制衡。尤其當總統違反美國憲法與法律，司法就應當挺身而出阻止總統的違憲行為。但現實是，美國的司法機構除了在關稅案等極少數案件中約束特朗普，在絕大多數情形中并未阻止特朗普的各種恣意妄為和違憲違法行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一個深嵌于政治的美國司法體系與制度，對美國司法與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引入政治的視角。

當地時間2026年2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司法部大樓懸掛了一幅描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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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肆意行政與司法約束的有限性

自從開啟第二任期，特朗普就利用其權力肆意行政。在內政方面，特朗普特赦了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暴亂中被控犯罪的1500多人的所有案件，包括被判襲擊警察的人員；對為政治對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進行懲罰，限制它們獲得政府合同；對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傾向自由派的大學進行報復，聲稱這些大學沒有打擊親巴勒斯坦抗議者，因而要撤銷這些大學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并不再發放哈佛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簽證；特朗普還對美國政府規制機構進行了一系列任意調整，例如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裁撤了數十名聯邦獨立檢察官，并解雇了包括財政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機構的大量雇員。此外，特朗普以解雇作為手段，威脅美國多家監管機構配合其推行不合理政策，并借此機會裁撤或試圖裁撤包括勞工統計局局長、美聯儲主席等在內的重要官員。除此之外，特朗普還利用國民警衛隊抓捕移民，將他們遣送回拉丁美洲、非洲等國家和地區；指示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特工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即驅逐和遣返屬于某些類型的合法移民；特朗普政府甚至通過行政命令，剝奪在美國出生的公民資格。

在對外行政方面，特朗普更是隨心所欲，完全不顧國際法與美國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在沒有國會批準的情形下，特朗普就對全球幾乎所有貿易伙伴征收巨額關稅，其中對中國的關稅一度達到夸張的145%。在對待國際組織方面，特朗普政府以“違背國家利益”為由宣布美國退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在內的66個國際組織。2025年，同樣在未獲國會授權的情況下，特朗普下令對伊朗的核設施進行了三次武裝打擊，對委內瑞拉周邊加勒比海與太平洋海域船只累計發動20多次打擊。2026年初，特朗普則直接以打擊毒品犯罪為由直接侵入委內瑞拉領土，將其總統馬杜羅與妻子掠至美國，并以恐怖襲擊、可卡因進口共謀、持有機槍等罪名提審。其后，特朗普又提出針對格陵蘭島的領土主張，要求丹麥將格陵蘭島的主權讓渡給美國。2026年3月，特朗普更是直接發起了針對伊朗的大規模軍事打擊行動。

此外，特朗普還在虛擬貨幣等問題上公然以權謀私。在宣誓就職之前，特朗普便發行了其加密貨幣“特朗普幣”，在就職前一天，特朗普幣整體市值一度達到270億美元。根據公開資料顯示，特朗普幣大部分由與特朗普相關的實體持有和控制，特朗普持有的幣值一度超過200億美元，其余特朗普幣也與特朗普的政治盟友相關。在一個月內，該加密貨幣項目通過代幣銷售和手續費就實現了至少3.5億美元收益。在特朗普幣發售后兩日，特朗普夫人也迅速發行“梅拉尼婭幣”。據后續調查，梅拉尼婭幣在公開宣布前存在“極短時間窗口內的提前買入”。特朗普也特赦了部分因涉嫌參與利用加密貨幣攪亂金融市場而被捕的行業人員，包括BitMEX三位聯合創始人以及幣安幣創始人。而根據相關報道，這些加密貨幣行業的關鍵人物和特朗普家族及其盟友的加密貨幣業務存在相當密切的往來。

針對特朗普的各種恣意妄為行為，美國司法機關進行了有限的約束。例如2026年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6∶3的結果作出判決，認定特朗普政府征收的部分關稅無效，因為特朗普政府征稅所依據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并沒有賦予美國總統如此廣泛的經濟權力。針對美國憲法明文規定的出生地公民權，地區法院已經發布針對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初步禁令。但整體而言，這些限制僅限于少量議題，而且并沒有完全限制特朗普在這些議題上的總統權力。例如，在移民執法權力問題上，聯邦最高法院雖作出裁決阻止特朗普部署國民警衛隊來支持移民執法行動，但范圍僅限于芝加哥地區。而在征收關稅權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雖然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授權問題上受到了約束，但其利用其他法律征收關稅的權力仍有空間。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在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后，很快就簽署新的行政命令，對全球輸美商品加征15%、為期150天的進口關稅。特朗普政府的新關稅措施雖然也可能在未來面臨新的司法審查，但這種審查存在不確定性，而且需要耗費很長時間。

在更多問題上，法院大多認可或默許了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將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視為其總統權限的一部分。在涉嫌以權謀私的數字貨幣等問題上，司法機構則根本沒有將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員視為被告。在凍結高校經費問題上，司法機構作出相關裁決要求特朗普解除凍結后，特朗普仍然以經費為手段，迫使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校向聯邦政府支付數億美元作為和解代價，并向哈佛大學等高校提出數十億美元的賠償要求。在人事任免方面，司法機構僅對特朗普任免官員的程序性問題進行討論，沒有對任免決定進行任何裁決，部分法院甚至拒絕支持被罷免人員的恢復原職訴求。在機構解散方面，司法機構則以缺乏損害為由拒絕阻止特朗普，使得特朗普的機構解散計劃得以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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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層原因：美國憲法架構

美國司法對特朗普的約束非常有限，這與美國的憲法架構有密切關系。首先，美國憲法本身對總統權力的規定就非常模糊，為總統權力擴張提供了基礎。例如，美國憲法賦予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的具體權力范圍就長期存在高度模糊性。在戰爭與外交等議題上，美國總統歷來宣稱這些權力歸屬于總統而非國會或法院。即使美國憲法明文規定宣戰權屬于國會，二戰以后的美國總統也仍然屢屢繞過國會發動戰爭，并且宣稱國會一些制約總統權力的立法屬于違憲立法。此外，美國憲法還有一條可以為總統權辯護的萬能條款：切實執行法律條款（take care clause）。憲法規定，總統“應負責使法律切實執行”。這條法律使得總統可以為其在緊急狀態下所采用的許多極端措施辯護，因為總統可以聲稱，如果不采取措施，就無法讓許多法律得到切實的執行，他就違背了憲法所要求的職責。特朗普宣布對歐盟加征35%關稅時便聲稱，保護本土產業是總統職責的一部分。

其次，在共和黨控制國會兩院的背景下，總統擴張行政權面臨更少的制度性約束。對于共和黨而言，制衡總統的行政權力所帶來的收益遠不如借由特朗普擴大行政權力、增強共和黨實力所帶來的收益可觀。更何況，共和黨本身也大有成為“特朗普黨”的趨勢，特朗普本人對于黨內也建立起了相當強大的控制力。這種現象在特朗普第二次任期愈發顯著。例如，雖然有共和黨議員公開表達對特朗普收取巨額關稅所造成的經濟影響的擔憂，甚至有議員曾提出要把關稅權收回國會，但共和黨主導下的國會總體上仍選擇了不和總統產生沖突的立場。在國會選擇對特朗普政府行為進行授權或默許的背景下，美國總統的權威就進入了“楊斯頓鋼鐵公司總統權限案”中所說的“最強”或“模糊”地帶，法院也會傾向于不直接認定總統違法。

再次，美國法院的保守派傾向與人員構成也為特朗普的權力提供了一定的支撐。目前，由約翰·羅伯茨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被視為美國最高法院“百年來最為保守”的階段。誠然，美國法院的判決并不總以黨派劃分立場，例如在關稅案中，羅伯茨等三位保守派法官就加入了自由派法官的陣營，認定特朗普的關稅措施違法。但此類判決并非常態，在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與特朗普相關的20多場訴訟中，特朗普政府在絕大多數案件中都保持了勝訴。其中，2024年有關特朗普總統豁免權的判決更是具有關鍵性意義；該案判決特朗普對于其組織沖擊國會等行為擁有刑事豁免權。這不僅使得特朗普能再次競選總統，還使其擴張權力時面臨更少的障礙。

最后，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風格也是他與其他美國總統差別如此明顯的重要原因。與美國傳統的民主黨或共和黨總統不同，特朗普本人的商人經歷與風格使得他極其重視實際收益，而對所謂的規則相當輕視。在他眼中，所有東西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筆筆交易或一圈圈的勢力范圍。這種認知使得他認為，最有權力的美國總統應該成為規則的制定者，而缺乏實力的歐洲政治家或者美國國內的其他勢力自然不能出現在談判桌上。而他本人的權力，也應該用在最能夠產生實際利益的地方，而非用于維護不能產生交易價值的道德秩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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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原因：司法深嵌于政治之中

美國司法難以約束特朗普，其深層原因是司法的最終權威源自于人民意志，美國司法也一樣深嵌于美國政治之中。有觀點認為，美國采取的是三權分立制度，美國法院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享有完全獨立的權力。但實際上，這種權力的獨立性是相對的，不僅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某一黨派的總統所任命，而且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及其意識形態也深嵌于美國政治之中，其最終權威只能來自于美國人民。

在美國憲法理論中，一個長久爭論的議題就是所謂的“反多數難題”：憑什么非民選的聯邦最高法院可以對獲得多數民意支持的總統與國會進行違憲審查？對這一問題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答案，但絕大多數憲法學者都會認同，聯邦最高法院或許可以在短期內對總統與國會的行為與立法進行審查，但長期必然要與美國人民的根本意志保持一致。聯邦最高法院要維持自身的正當性，就必然要考慮其對總統行為的審查是否違反民意，特別是違反美國人民的根本政治意志。

因此，當美國法院對總統權力與行為進行審查時，美國法院對于憲法法律的理解與解釋總是無法離開政治視角。如果美國總統的所作所為具有高度民意支持，且可能代表了較為穩定或根本性的美國人民的意志，那么美國法院就會服從美國總統或國會的意志。歷史經驗表明，如果美國法院和美國總統權力進行直接對抗，不顧美國總統所代表的根本性民意，就會導致極為難堪的結果。例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當政期間，聯邦最高法院曾經一度堅持自己對美國憲法的放任自由解釋立場，對羅斯福總統以及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審查。但在高民意的支持下，羅斯福總統直接對法院發出了“不換思路就換人”的威脅，準備對聯邦最高法院進行改組，這一威脅最終導致了美國法院在憲法解釋問題上的“及時轉向”，在一系列憲法解釋問題上與羅斯福總統保持一致。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和對美國民意趨勢的歷史性代表顯然無法與羅斯福相提并論。但特朗普2024年總統競選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且經歷了槍擊事件、四年期間遭受的種種政治打擊，在政治上積累了巨大的能量。尤其是特朗普所代表的“Maga” 群體，這些人群雖然在美國精英政治中被廣泛貶低，但實際上卻成為了左右或代表美國政治走向的關鍵性力量，搶占了“代表人民意志”的高地。特朗普推出的各種政策，例如征收關稅、遣返移民、退出國際機構、打壓自由派大學與各種機構，雖然從違反憲法與國際法的角度看屬于任性妄為的行為，但在“Maga” 群體看來，卻可能是“代表人民意志”和“撥亂反正”措施。在此背景下，美國法院自然不會愿意過多干涉特朗普的行為，僅可能在極少數問題上進行糾偏與約束。

當然，如果未來特朗普政府逐漸喪失民意支持，特別是喪失其對根本性人民意志的領導權，那么美國法院也可能會更多地介入和約束特朗普政府的行政行為。聯邦最高法院在關稅案中的判決之所以對特朗普不利，除了法律上的原因，更為根本的原因或許還在于經過一年多的施政，美國社會面臨物價上漲等很多問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在選舉與民意支持方面已經遠不如之前。在此背景下，法院以獨立姿態介入關稅案，將不會形成與政治正當性的直接對抗。聯邦最高法院已故的法蘭克福特法官曾說：“法院既沒有錢也沒有劍，其權威最終取決于公眾對其道德制裁的持續信心。”聯邦最高法院在造成物價上升的關稅問題上作出判決，不失為一種兼顧法律權威性與引領民意或獲取民心的明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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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通常的理解中，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聯邦最高法院在關稅案中的判決也似乎為這一看法提供了最新注腳。不過更為全面的分析表明，美國司法機構對于特朗普總統的約束僅僅是冰山一角，特朗普政府大量恣意妄為的行為并沒有得到司法機構的有效約束。造成這一現象的表層原因在于美國憲法體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特朗普政府試圖掌握代表美國人民意志的主導權。面對此類主導性權力，看似獨立的法院不愿意也很難對其進行過多約束；只有特朗普政府喪失此類主導性權力時，法院才可能更多介入對特朗普政府的約束，扮演公共意見引領者與締造者的角色。我們在研究美國司法時，應避免簡單將美國司法視為獨立的非政治性機構，注意美國司法所處的美國憲法結構，尤其是美國司法深度嵌入的政治背景，從政治的維度更為全面深刻地認識美國司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圖片來源：東方IC

責任編輯： 王博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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