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古典學在德國：一個民族的人文心理發展與學術韌性

德國古典學在過去兩百年間塑造了西方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這一學術傳統以系統整理知識與持續反思方法著稱，深刻影響了整個人文學科。然而，當數字人文與人工智能開始改變知識生產的方式，當英語成為國際學術的主要語言，當大型基礎項目面臨資金困境——這套以“多樣性”為特征、以“韌性”著稱的德國傳統，正在經歷怎樣的延續與轉變？

為此，我們邀請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顧斯文（Sven Günther）教授與德國卡塞爾大學凱·魯芬（Kai Ruffing）教授，展開一場深度對話。兩位學者從19世紀學科專業化談起，梳理了德國古典學的關鍵節點與核心方法論，也直面當代的爭議與挑戰：古代史與語文學的分離、大型語料庫的存續、學術出版與評價體系的變遷，以及AI時代“理解”能力的不可替代性。這場對話，既是對一個學術傳統的內省，也是對古典學未來可能性的追問。

顧斯文（Sven Günther）教授和凱·魯芬（Kai Ruffing）教授

采訪人張紅霞系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訪問學者。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作為國內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鎮，致力于搭建跨越國界的學術橋梁。顧斯文教授自2014年起任教于該所，研究領域涵蓋希臘—羅馬世界的社會經濟、法律史、政治史以及接受史研究與教學法，尤其致力于社會學理論框架在古代史研究中的分析與應用。凱·魯芬教授的研究興趣則集中于羅馬帝國的經濟和社會史、地中海世界與古代近東的互動關系、希臘羅馬文學中對古代近東的認知，以及歷史地理學與計算方法在古代史中的應用。

通過兩位學者的觀察與思考，我們得以窺探德國古典學在過去兩百年中的學科發展脈絡、學術傳統與核心理念，并進一步思考其在人工智能時代所面臨的新挑戰。

作為西方古典學的學術重鎮，德國古典學在過去兩百年中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分別呈現出怎樣的時代特征？

凱·魯芬：最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19世紀，也就是德國古典學完成專業化的時期。正是在這一階段，古代史通過在幾乎所有傳統德國大學設立教席，逐步確立為一門獨立學科。這一進程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古代史與考古學、古典語文學一道，構成“古典學”的整體框架；另一方面，它也被明確納入歷史學之中，而不再僅僅隸屬于傳統的“古代學”（Altertumswissenschaft）——這一點對學科的長期存續至關重要，如果古代史未能成為歷史學的一部分，它作為獨立學科恐怕難以延續至今。

從更長的歷史視角看，古代史本身就是現代歷史學的起點。最早的歷史學教授，往往被要求講授李維、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作品。因此，古代史在整個歷史學體系中始終具有基礎性地位。早期研究主要依賴傳世文獻，這與德國深厚的古典語文學傳統密不可分。最早一代古代史學者往往也是語文學家；而今天，這兩者已經出現了明顯分化。

我這一代學者接受過系統的語文學訓練，但在年輕一代中已經相當罕見。不過，早在特奧多爾·蒙森（1817—1903）的時代，學界就高度重視碑銘等非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隨后，錢幣學、紙草學等輔助學科（Hilfswissenschaft）逐步發展起來。紙草學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制度化和組織化方面反而更成熟。

總體而言，19世紀德國古典學的一個核心特征，在于將新型史料的發掘、整理與出版，與嚴密的文本分析相結合。這構成了古代史早期發展的方法論底色。

顧斯文：從方法論角度補充一點，19世紀德國古典學的發展，還伴隨著一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學術爭論：研究古代世界時，究竟應當優先關注制度、經濟與社會現實（Sachen），還是專注于語言、語法與文本細節。奧古斯特·伯克在《雅典公共經濟》中，明確批評了純粹的語文學取向，這也直接引發了他與戈特弗里德·赫爾曼之間的爭論。這場爭論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古代史作為獨立學科的形成。與此同時，古代史也不斷吸收其他學科的視角。蒙森將法學方法引入古代史研究，并強調對碑銘真實性的嚴格考證，由此確立了實地考察（Autopsie）作為基本工作原則。但這一發展也使歷史學逐漸陷入一種張力之中：一方面，它與神學、哲學等傳統學科分離；另一方面，又持續受到自然科學的挑戰——后者自19世紀中葉以來，常以更“精確”的解釋模式自居。在這一背景下，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提出了重要回應：歷史學的獨特性不在于建立普遍適用的規律，而在于理解不同史料、不同敘述之間的復雜關系。歷史不是可以反復驗證的自然過程，而是一種需要“理解（Verstehen）”的人類經驗。這一立場，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研究方式。

凱·魯芬：問題在于，自然科學并不真正理解歷史學的研究對象。當下，數字人文有時試圖以自然科學或考古學的方式處理歷史問題，其目標仍然是用蘭克的經典表述“還原歷史本身”。但歷史材料本身并不支持這種單一、確定性的還原。

19世紀末，德國古代史研究還面臨來自政治層面的壓力。德意志皇帝曾公開表示，他不希望培養“年輕的羅馬人或希臘人”，而是“年輕的德國人”。因此，古代史學者們不得不為自身的研究的現實意義進行辯護，而羅伯特·馮·波爾曼將社會主義史引入古代研究的努力便是一個典范。

顧斯文：這一問題在經濟史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布赫爾—邁耶之爭（Bücher-Meyer controversy）中，卡爾·布赫爾曾斷言，古代經濟史對當代國民經濟學毫無意義；而我以及許多后來者試圖證明，恰恰是在問題意識和方法層面，古代經濟研究與當代研究一樣具有“現代性”。這表明古代史領域內部的重要理論論證，始終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與政治話語密切相關。

凱·魯芬：放眼德語世界，奧地利的學術傳統與德國本土存在顯著差異。奧地利的古代史研究延續性更強，不同古典學分支之間長期保持緊密聯系。直到今天，在大學的組織結構中，古代史仍并不完全歸入歷史學系之下，這不同于德國學術傳統。

當代德國古典學界是否還存在一種廣受認可的“核心精神”或“方法論特質”？如果存在，體現在哪里？

凱·魯芬：整體來看，我不確定當代德國古典學仍然擁有一種明確而統一的“核心精神”。事實上，德國大學的人文學科目前普遍承受著較大壓力，這既與財政狀況有關，也與學生群體的變化密切相關。整體而言，今天的學生已不再具備20世紀上半葉那種扎實的語言能力與人文訓練背景。更重要的是，德國古典學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分化的領域，不同大學、不同階段之間的研究重點差異非常明顯。以研究對象為例，近年來“晚期古代”在德國古代史中占據了核心位置，而這在我求學時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當時許多大學甚至沒有相關研究者。相反，一些傳統領域，如羅馬共和國史，近十年來在部分高校中明顯邊緣化了。

各大學之間的差異也十分突出：有的院校堅持相對傳統的研究路徑，有的則更為開放，在方法和選題上不斷引入新視角。古典希臘研究始終保持著特殊地位，這在德國尤為明顯。這與德國文化傳統中長期存在的一種觀念有關——即將自身視為古希臘精神的繼承者，這種文化想象也深刻影響了學術興趣與研究取向。

正因如此，今天德國古典學呈現出的，與其說是一種統一的方法論，不如說是一種持續的多樣化狀態。有的學者以傳世文獻為中心，引入敘事學等理論工具；另一些學者則更強調不同類型史料之間的交叉使用。因此，很難概括出一種普遍適用的方法論范式。

顧斯文：如果說德國古典學曾經存在過某種相對清晰的“核心特征”，那么它本身也始終與德國的聯邦制結構密切相關。不同地區、不同大學在歷史上形成了各自鮮明的學術傳統，這種差異在上一代學者中仍然非常清楚，而在今天則逐漸弱化。

像凱和我所接受的訓練，更強調直接從古代原始材料入手，對文本、圖像與實物進行細致的解讀與分析，而較少從抽象理論出發。但其他一些大學形成了深厚的理論傳統，以方法論作為研究古代問題的切入口。此外，還有一些機構長期專注于錢幣學、碑銘學或紙草學等輔助學科，專注于培養高度專業化的研究者。

因此，如果一定要概括德國古典學的特征，我會說它的核心不在于統一，而在于多樣性。真正具有持續影響力的，或許是德國學術在大型資料體系建設方面的傳統——無論是碑銘、紙草，還是人物志與文獻總集，對材料的系統整理與長期維護，構成了一種深層的方法論優勢。像《羅馬帝國人物志》這樣的成果，本身就塑造了幾代學者理解古代世界的方式。

凱·魯芬：我想補充的一點是，這種多樣性也與20世紀以來學科的擴展密切相關。20世紀60年代，德國大學體系經歷了一輪快速發展，幾乎每所大學都設立了古代史教席。直到今天，德國仍然擁有數量可觀的古代史教授與研究機構。這說明盡管學習古代史需要較高的語言門檻，但該學科在德國大學體系中依然占據著重要位置。

顧斯文：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特點，是大學與中學之間長期保持的緊密聯系。20世紀以來，古代史研究成果不斷進入中學教育體系，許多歷史教師本身就接受過扎實的古代史訓練。這使得古代史不僅是一門大學學科，也深深嵌入了公民社會的文化結構之中。

一些博物館、公共收藏和地方歷史項目，往往并非完全由國家推動，而是源于市民社會的主動參與。盡管今天這種機制已發生變化，但教育、研究與公共文化之間曾經形成的良性循環，或許仍然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德國曾主導《拉丁語料庫》（TLL）、《拉丁銘文集》（CIL）和《希臘銘文集》（IG）等跨越百年的大型科研項目，這背后體現了怎樣的人文理念與學術文化？

凱·魯芬：德國學界長期以來確實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傾向：為知識建立秩序，并以系統化、可持續的方式組織學術生產。這正是《拉丁語料庫》（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等大型項目得以誕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我看來，這與德國古典學對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的高度重視密切相關。古代世界并非只存在于過去，它持續被后世理解、詮釋和使用。因此，將既有知識系統整理、長期維護，使之能夠被整個學術共同體反復使用，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學術實踐。這類跨越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礎性工程，正構成了德國古典學的一項顯著優勢。

當然，這一傳統在當今面臨著新的挑戰。以《拉丁銘文集》（CIL）和《希臘銘文集》（IG）為例，其評注仍以拉丁文撰寫，但這本身就是一道門檻：能夠熟練使用這種高度程式化的學術拉丁語的研究者正在迅速減少。與此同時，學界內部也出現了新的主張，例如改用英語作為評注語言，以適應當下的國際學術環境。這種變化尤其體現在百科全書的寫作中。《新寶利古代文明百科全書》后來直接以英文版本進入國際市場，而這一過程甚至并未完全由作者主導。這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轉變：英語世界正在形成自身的“入門手冊”與“百科全書”體系，而德語傳統與英語傳統之間，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分離。語言的改變并不僅僅是表達方式的變化，它往往也會影響問題意識與思維路徑。

為什么德國學術文化中會形成這種組織知識的觀念？這種觀念源自何處？

凱·魯芬：我不確定是否能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可以說，早期的學科奠基者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沒有系統性的語料庫和標準化工具，學術共同體就無法有效共享知識。正因如此，這些項目在當時獲得了制度性的支持，例如普魯士科學院為其提供長期經費保障。

如今，由于資金不足，《羅馬帝國人物志》（PIR）等項目被迫中止。

顧斯文：這一傳統確實與18、19世紀普魯士的發展密切相關。當時，行政、軍事和教育體系都高度重視標準化與長期規劃，洪堡式大學理念也將知識視為一種需要持續建設的公共事業。這種觀念自然影響了古典學。不過，在數字人文與信息技術的時代，這種高度組織化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不再是德國獨有的現象。無論是銘文、錢幣還是紙草文獻研究，今天幾乎都依賴全球性的數據庫和規范化的術語。在很大程度上，文獻的整理規范已不再完全由某一學術傳統決定，而是受到技術框架本身的制約。

這并不意味著舊有秩序完全消失，但必須承認：任何分類體系在組織知識的同時，也會重新界定研究的邊界。因此，這種曾經具有鮮明德國特色的傳統，正在通過全球化與數字化，轉變為一種跨國、跨文化的學術實踐。

凱·魯芬：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具體領域中，如拉丁銘文研究，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文本數據庫克勞斯-斯拉比（Clauss-Slaby）銘文數據庫建立于德國。最初幾乎由馬爾夫·克勞斯個人完成。另一重要的紙草文獻海德堡總目錄，同樣起源于個人學者迪特爾·哈格多恩，盡管后來獲得了海德堡科學院的部分資助。這或許反映了德國學術文化中的深層特征：即便在制度支持不足的情況下，學者個人仍愿意承擔起整理知識的責任。

顧斯文：歸根結底，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抉擇：是繼續資助類似《拉丁語料庫》這樣耗資巨大、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長期基礎項目，還是轉而支持周期更短、更容易向公眾與政界展示成果的項目？在當前環境下，為這種長期、基礎性的學術工程爭取支持，確實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全球古典學版圖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當代德國古典學的國際地位？

凱·魯芬：我并不認為德國古典學正在衰退。相反，以地中海古代史為核心的研究，正在變得越來越全球化。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英文簡稱IHAC）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縱觀學術發展歷程，當代德國古典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國際性。一方面，歐盟持續資助跨國合作項目，不同國家的學者圍繞共同議題展開研究；另一方面，學術文化本身也在發生變化，英語正逐漸成為古典學研究中的主要工作語言。這種轉變也許并不迅速，但趨勢已經非常明確。我上周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幾乎全是德國學者，卻全部使用英語宣讀研究成果。對年輕學者而言，如果希望真正參與國際學術共同體，僅用德語發表成果，已遠遠不夠。

顧斯文：我部分同意這一判斷。不過，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曾經處于邊緣化的學術聲音，確實又重新獲得了被聽見的機會。如今，非英語學術成果的翻譯變得異常容易，例如學術平臺academia.edu已經可以將論文自動翻譯成多種語言。當然，翻譯的準確性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但從資源獲取的角度來看，這種技術變化無疑擴展了學術交流的可能性。同時，它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版權和知識產權問題，這些都尚未得到妥善解決。

此外，我注意到另一種重要趨勢：圖書館系統正承受著巨大壓力。它們必須在購買昂貴數據庫、堅持紙質藏書，或轉向電子書之間不斷權衡，而這正在深刻改變德國的學術生態。比如，在這一轉型中，一些原本重要的學術聲音正逐漸變得微弱。德國學術長期保持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小型、專業化的出版社的存在，法國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但現實是這些出版社正在逐步消失，這一趨勢在德國尤為明顯。這也影響了學術評價機制。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被納入標準化的期刊和出版社名單中，一些被認定為“高質量”，另一些則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這種管理邏輯正在影響大學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整體方案。在美國，這已是既成事實；在中國，我認為這一情況也已開始顯現。

凱·魯芬：我同意這是一個管理層面的關鍵問題。不過，我反而在這里看到了一些潛在的轉機。隨著開放獲?。∣pen Access）理念的推廣，學術出版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例如，在德國，如果研究項目獲得德國研究基金會（DFG）的資助，研究成果必須以開放獲取的形式發表，相關費用也由項目經費承擔。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改變學術出版的整體文化。讓納稅人為同一項研究成果支付三次費用——首先支付學者的薪酬，其次支付出版費用，最后再為圖書館購買該成果——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當然，這種變化帶來了新的問題。許多大學如今幾乎只購買電子出版物，這對習慣紙質書的學者而言并不適應，但對年輕一代來說，電子文獻已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媒介。

顧斯文：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略有保留。至少在目前階段，開放獲取的實際運作方式，往往更有利于某些大型出版商。

凱·魯芬：是的，它確實會對不同量級的參與者產生不均衡的影響。

顧斯文：這一問題具有高度的現實重要性，需要政治層面和管理層面認真介入。更重要的是，這一變化正在重塑我們閱讀、理解和構建知識的方式。例如，在數字環境中，我們可以通過PDF文件迅速定位信息，但與此同時，那種在圖書館中偶然發現“緊挨著的書”的經驗正在消失。這種變化本身并非簡單的進步或退步，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識被獲取、被連接和被理解的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

凱·魯芬：確實如此。無論是在實體圖書館，還是在數字環境中，除了你正在使用的那一本書之外，實際上“偶然發現”其他相關古代史著作的機會都在減少。過去那種在書架之間游走、被鄰近書籍意外啟發的研究經驗，確實正在逐漸成為歷史。

德國古典學的學術傳統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與英語世界的古典學相比，古代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和古代歷史（ancient history）的具體概念有何不同？

凱·魯芬：從學術史角度來看，19世紀是德國古典學的奠基階段。正是這一時期，古代研究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學術領域得以確立，并逐步制度化。這一傳統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連續，直到納粹時期才出現明顯斷裂。

在納粹統治下，古代研究中發展出了一種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取向，尤其體現在對所謂“種族歷史”（racial history）的闡釋上。一些學者試圖將種族史觀念引入對古代世界的研究中。雖然并非所有學者都參與其中，但這一階段無疑給學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陰影。二戰之后，19世紀形成的學術傳統得到很大恢復，并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德國大學體制的改革，古代史教席數量迅速增加，傳統意義上的整體性古代學（Altertumswissenschaft）逐漸與古代史分離開來。過去那種在語文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個領域都系統受訓的學者，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

這正是德語學術傳統與英語世界之間的一個根本差異。在英語世界，古典學通常以“Classics”的形式存在，擁有獨立的系科結構；而在德國，古代史始終是歷史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一個獨立的古典學系。

至于代表性人物，在19世紀的蒙森（Theodor Mommsen）無疑是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與他并列的還有古典學家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但在此之后，很難說是哪一位學者單獨塑造了整個領域。德國的學術傳統始終呈現出多中心、多聲音的特征。

蒙森（Theodor Mommsen）

顧斯文：我想補充兩點。首先，這一傳統具有高度的合作性：無論是在研究還是在學生培養層面，學生都會接受相對全面的古典學訓練，然后再逐步確立自己的主攻方向，而相關學科則作為次要但必要的知識背景。這一點在當下也有所體現，例如將古代東方學、埃及學等納入所謂全球古代史的研究框架之中。當然，這種整合并不必然意味著研究會更加深入。在歷史學內部，越來越多內容被歸類為“前現代史”（pre-modern history）。從管理層的角度來看，這種分類無疑更為便利，因為它可能帶來機構整合與崗位壓縮，讓同一學者承擔多門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第二點是多樣性本身所具有的創新潛力。德國的古代史研究往往能夠較快地與其他學科、其他學術發展趨勢建立聯系，這并不意味著這種聯系總是被普遍接受，而是說，古代史在德國從未被完全孤立。這一特征同樣體現在教學實踐中。古代史的教學長期強調對原始材料的系統訓練，學生需要學習如何分析文本與圖像證據，并理解接受史、視覺文化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史研究在教學方法上曾經發揮過引領作用，我也希望這一傳統能夠延續下去。

當然，在理論層面，德國學界整體上仍相對謹慎。后結構主義、后殖民研究、后帝國研究等在英語世界廣受關注的理論取向，至今尚未在德國古代史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

凱·魯芬：或許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德國的殖民歷史本身較為有限。我總體上同意斯文的判斷。此外，根據我的經驗，德國的古代史研究對數字化轉向表現出相對更高的開放度。我們更積極地使用數字工具，甚至將電子游戲引入教學之中。許多學生對古代世界的空間、行動和敘事方式的理解，本身就深受游戲經驗的影響。這恰恰提供了有價值的教學切入點。通過分析電子游戲中對“古代世界”的呈現，學生往往能夠意識到哪些是成功的再現，哪些則存在問題。這種反思過程，對古代史教學而言反而是一種積極的發展。

德國長期以來以“學術爭論文化”著稱，這種爭論在當下仍然存在嗎？它對學科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凱·魯芬：我認為，至少今天已經不存在那種19、20世紀末的“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的大規模、震動整個學界的公開論戰了。但這并不意味著爭論本身消失了。相反，在古代史研究中，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依然非常活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仍然頗具“德國特色”。

例如，關于古代經濟的性質，我們至今仍在討論：是否可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引入現代經濟學理論？類似的問題從未真正得到定論。與此同時，考古學領域不斷引入新的自然科學方法，如DNA分析，也迫使歷史學者在理論和方法上作出回應，這本身就會引發新的分歧與討論。

當今古代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正是研究問題和方法的多樣性。近年來，近東研究和埃及學也被更系統地納入古代史視野，一些大學甚至提出“全球古代史”的框架，將研究范圍從不列顛延伸至中國長安，已然跳脫出地中海世界延伸至更廣闊的區域。這種全球視角無疑有其現實基礎，但它更多體現為研究路徑的分散，而非形成類似過去那樣的統一爭論焦點。

顧斯文：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斷。同時，我認為德國學術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間，還存在一個重要差異：我們并不傾向于將學術理論、研究敘事進行明顯的市場化包裝。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制度環境有關。直到今天，德國大學仍然主要依賴公共資助，而不完全嵌入高學費驅動的市場競爭之中。這意味著學者不必為了“推銷學科”或吸引學生而持續進行高度競爭性的自我展示，這表現在宣傳個人著作、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多個方面。這一點在國際學術交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在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IHAC），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在介紹自己的研究時，往往采用截然不同的敘述方式。英語世界的學者，通常更擅長講述一個清晰、有吸引力的“研究故事”；而德國學者則更強調問題本身的復雜性。這種差異，在當下以“敘事經濟學”為代表的新研究趨勢中，也變得愈發引人注目。

凱·魯芬：確實如此。這種差異也與大學制度本身密切相關。在德國，大學教育基本免費，教授制度賦予學者相當高的獨立性。相較于英語世界，德國這種制度安排確實深刻影響了學術爭論的方式。

德國的人文基礎教育與大學古典學教育之間，長期以來保持著怎樣的連貫性與結構關聯？大學古典學如何在專業化與通識教育之間取得平衡？

凱·魯芬：學生在大學階段通常不會只學習單一學科，而是被鼓勵同時接觸其他領域。我個人非常認可這種架構。不同學科在閱讀和理解材料時所采用的方法差異，會在課堂討論中充分顯現出來。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之間的交流，也常常讓我這樣的教師受益。通過跨學科的互動，學生能夠意識到，不同知識體系背后隱藏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教育結構并不只是服務于人文學科，而是貫穿整個大學體系。

顧斯文：而且這種結構并非始于大學階段。在德國，中小學教育本身就強調較為全面的知識訓練。盡管這一體系并不完美，但與許多國家相比，學生更早接觸到多樣化的思維方式，這對其智性發展和人格形成都有積極影響。這一優勢在大學階段得以延續。即便學生并非主修古典學，也相對容易通過旁聽課程進入相關領域。這種跨界流動，在其他國家的大學體系中并不常見。

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古典研究是如何建立其學術架構的？

凱·魯芬：由于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州教育體系并不完全相同，很難給出一個統一答案。但總體而言，真正的專業化通常是以古代史為核心展開的。這也體現了我們與英國體系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英國的古典學往往更為“工程化”（straightened Classics）的古典學，而德國傳統則更強調哲學化、思辨性。學生不僅要接受古代史訓練，還應了解中世紀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并熟悉不同時期的史料類型。這種綜合各歷史時期的訓練，被視為專業能力的前提，而非其對立面。

顧斯文：當然，并非所有學科組合都是可能的，如今學習希臘語的學生也越來越少，但整體上的組合方式仍然相當多樣。這一點在中小學教育中尤為重要：教師往往擁有多重學術背景，并將這些經驗帶入課堂。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大學。大學老師的工作既包括給初學者授課，也包括指導即將完成碩士論文的學生。正是這種不同層次的互動中，教育與研究不斷相互激發。即便在相對規范化的學士—碩士體系下，仍然存在創造自由空間的可能性，關鍵在于如何主動去使用這些空間。

在二戰后德國刻意淡化國家身份認同的背景下，這套教育與學術體系對于戰后國家/族群認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凱·魯芬：在我看來，歷史學家的職責并不是去塑造或強化某種特定身份認同。歷史學首先是一門批判性的學科。無論我們將它理解為德語語境中的“科學”（Wissenschaft），還是英語世界所說“藝術”（art），它的核心都在于：幫助人類理解歷史是由遵循特定規則的敘述所構成的。這意味著，我們既需要解構古代文獻本身，也必須反思現代社會如何使用和解釋這些歷史。歷史不應當成為任何身份或意識形態的工具，否則就違背了歷史研究的基本精神。

顧斯文：我認為這一點與德國歷史學長期形成的批判傳統密切相關。早在19世紀，德羅伊森等學者就強調，歷史研究必須不斷反思自身的立場。這種方法論，某種程度上已經內化為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當然，沒有任何歷史研究能夠完全脫離其時代語境。關鍵并不在于避免這些框架，而在于是否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并對其保持警惕?；蛟S正是這種自覺，使德國在戰后逐步擺脫了單一、封閉的身份敘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徹底消失，而是說，歷史意識在公共討論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德羅伊森

在當代德國古典學界，是否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學科共識？學科又正在經歷哪些新的變化？

凱·魯芬：一個廣泛存在的共識是：古代史是歷史學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未必能為當下問題提供直接答案，但它始終具有現實意義。正如亞歷山大·德曼（Alexander Demandt）所說，歷史研究永遠是從當下出發，對過去的重新理解。研究主題會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例如，在我求學時，幾乎沒有環境史或可持續性研究；而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重要議題。這并不削弱古代史的價值，恰恰說明歷史研究常研常新，始終與當下關切相連。

顧斯文：我同意。同時，德國學術界的一項重要共識在于：必須為不同觀點和聲音保留空間。在學術討論中，我們通常會主動邀請立場和背景真正不同的學者，而不僅僅是強化已有共識。

凱·魯芬：這種開放性也體現在國際交流中。德國長期以來對國際學者高度開放，無論是通過洪堡獎學金，還是通過各類訪問項目。這種交流不僅影響德國學界，也會通過學者個人將不同經驗帶回各自的學術環境。

顧斯文：我還想補充一點。德國公民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尤其對古代史抱有濃厚興趣，至今仍然存在著許多專門研究錢幣學等領域的協會。即使你講授一些在當下看來相對冷門的主題，比如附庸國君主制度，往往也能吸引滿屋子的聽眾。我想，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并不多見。這可能是一種學科專業的大眾化轉向。

凱·魯芬：也許在意大利也有這樣的景象。

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背景下，語言能力不再構成學習古典學的主要門檻。當代古典學者與普通學習者最需要具備的關鍵能力是什么？

凱·魯芬：我并不認為人工智能能夠替代我們在古典學中的核心工作。至少目前，它無法真正理解詞語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意義。諸如美德、勇氣這樣的概念，本身就包含復雜的歷史語境與層次，而這正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但與此同時，學生確實需要具備更強的數字素養。他們必須意識到，人工智能本質上是在處理概率和算法，而不是在理解文本。我們真正需要培養的，是判斷能力：如何評估信息的可靠性，如何識別工具的局限。

顧斯文：我完全同意這一點。正是這種判斷和批判分析能力，使古典學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無論是閱讀西塞羅的演說詞，分析古代圖像，還是理解現代社會中的敘事機制，所訓練的都是同一組可遷移的能力。在一個看似由算法和數據主導的時代，理解這些系統如何被構建、它們隱含了怎樣的前提，反而變得更加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典學并非一種“過時的訓練”，而是一種極具現實意義的思維教育。

在新的學術環境下，這些變化對傳統的德國古典學訓練方式提出了哪些挑戰？

凱·魯芬：我們的學科確實變得越來越復雜了。學生仍然需要掌握傳統技能：如何處理文獻、碑銘、錢幣、考古資料；同時，也必須具備理論意識和對數字工具有基本了解。但有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不應當把解釋古代世界的工作交給自然科學或純數據分析。古代史的核心，始終在于理解人類如何行動、如何思考、如何建構意義。

顧斯文：如果我們把史料簡單理解為“數據”，那將是一種危險的簡化。史料從來不是中性的，它們本身就包含立場和限制。正如今天的數據一樣，它們只能生成特定的敘述，而非絕對客觀真理。但正因為如此，古典學也始終是一種高度綜合性的訓練。歷史上，許多古典學者并不僅活躍于本學科內部，也在公共領域和其他行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我們能夠更新并堅持這種全面訓練模式，我認為古典學在未來仍然具有廣闊空間。

如果讓您概括一下德國、法國、意大利的古典研究上的主要差異，您會怎么回答？

凱·魯芬：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很難用幾句話概括，但我可以嘗試指出一些關鍵差異。

以德國為例，我們目前大約有72個古代史教席，更像是一場多聲部的合奏，而非由單一傳統主導。這種結構本身就鼓勵多樣性。

我一直認為，將德國與意大利的學術傳統加以比較，尤其具有啟發意義。意大利學界在研究路徑上與德國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非常富有活力。例如，在意大利的羅馬研究中，法律幾乎無處不在；而德國學界則較早地將重心轉向接受史與學科史的問題。同時，意大利學生在古代語言訓練方面通常更為扎實，而德國學生則在提出問題和構建研究框架方面接受了更系統的訓練。如果這兩種優勢能夠結合，無疑是理想狀態。

法國的情況同樣如此。法國學界擁有深厚而持久的理論傳統，結構史、記憶文化等重要概念幾乎都源于法國。此外，在銘文學、宗教史，尤其是敘利亞和近東銘文研究方面，法國學界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正因如此，我認為任何試圖對這些國家傳統做出簡化總結的努力，都會顯得不足。若一定要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國際交流對我們的學科至關重要。

顧斯文：我想補充的是，從古典學誕生之初，它就從來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專屬，而始終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我所接受的訓練始終強調，不應拘泥于學者的國別、學派或方法標簽，而應真正利用這種多樣性，拓展研究視角。當我們今天討論“全球古典學”或“全球古代史”時，所依托的正是這種長期形成的國際性傳統。就德國而言，我確實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的投入感與奉獻精神。或許不必使用過于宏大的詞匯，但這種內在的動力，使學術工作超越了朝九晚五的職業模式。我們將時間投入其中——無論是在工作日、休閑時間，還是假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