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柯慶施發(fā)跡始末

作者：葉永烈

原載：《同舟共進》2010年第11期

蓋棺未論定

常言道：“蓋棺論定。”柯慶施雖然早在1965年病逝，時至今日卻尚未“論定”。柯慶施病逝時，身兼一系列顯赫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qū)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

對于這么一個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沒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們對柯慶施的議論比較多。黨內開始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有人提出應審查一下柯慶施的問題。胡耀邦曾就此事專門請示過鄧小平，鄧小平說：現在顧不上這個問題，先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柯慶施的問題以后再解決。

后來，依然“顧不上這個問題”。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里，只字未提柯慶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出版?zhèn)饔浀模椭挥锌聭c施了——倒是柯慶施本人在1940年寫過一份自傳，原存于中共中央組織部文檔處，現存于中央檔案館。

在民間，對柯慶施爭議頗大：柯離世后，很多紀念文章稱他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學生”一詞成了柯慶施的代稱。在各種各樣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學生”，人人皆知是柯慶施。

此外，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對筆者說，倘若柯慶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幫”將成為“五人幫”。（2003年11月6日中午，筆者在上海浦東大道船舶大廈三樓采訪陳小津）“文革”后人們對柯慶施的評價大都是負面的。

不同的聲音終于公開出現。那是在2002年柯慶施誕辰100周年之際，《隨筆》雜志發(fā)表馮錫剛的《“好學生”的最后十年》一文，繼續(xù)負面評價柯慶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駁。金平在《隨筆》雜志發(fā)表關于《柯慶施幾件事的真相——評〈“好學生”的最后十年〉》。緊接著，鄧偉志在《黨史縱覽》發(fā)表長篇文章《如何評價柯慶施》，除了就馮文逐一為柯慶施辯護之外，認為：“文革”前的上海建設，從領導角度講，歸功于以柯慶施為班長的一班領頭人領得好。”

從1954年柯慶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這十余年間柯慶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說一不二的“第一書記”。

筆者向來主張用事實說話。在這里，向讀者諸君講述我所了解的柯慶施。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yè)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聽到上上下下皆稱“柯老”，當時柯慶施不過61歲而已。其實，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已經稱當時才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毛澤東年長柯慶施9歲。

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于其資格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志”。

柯慶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縣南鄉(xiāng)竹溪村人氏。1920年18歲的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20多歲的小同鄉(xiāng)。不久陳給柯寫信，讓他來上海。

這年經楊明齋、俞秀松介紹柯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來到上海之后，柯慶施常去陳獨秀家。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zhí)讋倧哪箍瞥鱿伯a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

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營救五人（保金達500兩白銀），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并同列寧握過手。后來由于鄧培在1927年犧牲，張國燾叛黨，柯慶施成了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人。

周子健（曾任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在2000年5月28日回憶說：“1939年初在延安，調我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任部長。副部長是柯慶施同志。

聽王明說，黨內現在只有柯慶施見過列寧。”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早年，柯慶施有兩個雅號：因長了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還有個雅號叫“柯怪”。這個“柯怪”源于柯慶施在1919年3月10日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

柯慶施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則因時勢之多奇而生無窮之悲懼，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掃除之也。”

丁玲寫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順便寫及“柯怪”。寥寥數筆，可謂傳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過是個21歲的毛頭小伙：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上海）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么理論，也談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里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盡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爛板凳），卻并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 ”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后來柯慶施擔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職務：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1935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柯前往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電影演員張瑞芳曾經回憶：

“當年在延安，柯老還是被親切地稱為老柯的時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還不時地為他在棉褲上打補丁。東一塊補丁，西一塊補丁，最后相似顏色的布頭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說：只有一塊紅布了。老柯說：紅布就紅布吧。于是，老柯穿著一條帶著紅補丁的棉褲到處走，照樣挺神氣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門（石家莊市）解放，成為解放軍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的第一個大城市。柯慶施被任命為石門市市長（石門12月改稱石家莊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長；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慶施接替陳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值得一提的是，柯慶施的升遷并非一帆風順。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雙重打擊。慶施18歲時在安徽老家有過一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后，又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與小他20來歲的李錦結婚。

李錦原本與王若望相戀，正在談婚論嫁時，被柯慶施插了一腳。不過，李錦與柯慶施結合不久，便告離婚。著，柯慶施在擔任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時，與該校政治處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愛，于1941年結婚。

曾淡如是四川鄰水縣人，小柯慶施4歲，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擔任中共遂安臨時縣委書記，1940年春來到延安。

延安整風期間，柯慶施受到審查，主要問題是1933年中央派他從上海赴滿洲省委執(zhí)行任務時，攜帶大量經費，因敵情緊張，他不敢去，把經費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卻向組織報告說，火車不通滿洲，后來又改口說已去過滿洲，寫出假報告。這一欺騙行為，直至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才被戳穿。

這件事作為柯慶施歷史上的污點，在延安整風中受到審查，并就這一問題作出組織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并欺騙組織的錯誤”。柯慶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對父親說過：“兒的性子非常爽直，這是兒的好處；卻也是兒的差處。但是兒始終總是情愿做一個爽直的男兒，不愿學那滑頭滑腦的樣子。”

其實柯慶施并非那么“爽直”。他對組織的欺騙行為，完全是一副“滑頭滑腦的樣子”。著，柯慶施的問題被擴大化，甚至被誣指為“國民黨特務”。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墻上寫了標語：“柯慶施是大特務！”

在柯遭到圍斗時，他請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證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證明你是特務！”受柯慶施“特務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謂“四川紅旗黨”（即外紅內白的假黨）問題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殺。

受到延安整風審查的影響，此后柯慶施沒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當柯慶施從石家莊調往南京任市長、市委書記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聶榮臻等聯名向當時的華東局發(fā)過一份電報，提示注意柯慶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稱他“在團結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務方面是有缺點的”，望華東局“隨時注意加以幫助”。

柯慶施自從妻子自殺于延安之后，一直沒有重組家庭，直至1948年，46歲的柯慶施再度成為新郎。我于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訪問了柯慶施家，見到柯慶施夫人于文蘭。1948年5月于柯兩人在石家莊結婚，這是柯慶施的第四次婚姻。

當時柯慶施是石家莊市市長，而于文蘭是石家莊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輕干部，新來的大學生。兩人育有三女一子。長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寧，兒子柯友京。兒媳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的女兒。

首創(chuàng)“大寫十三年”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斷聽到關于柯慶施這位第一書記的傳聞：第一是要求嚴格，辦事雷厲風行。他平日是個神情嚴肅的人，性格有點急躁，有時候會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過他的批評；第二是艱苦樸素，節(jié)儉清廉，總是穿圓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歡在媒體拋頭露面……

這兩點作風，至今仍是應當肯定的。據上海《文匯報》一位編輯回憶，他有一次送審社論清樣到康平路65號柯慶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飯，餐桌上除一條小魚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飯。

柯慶施當時把上海警備區(qū)某團“南京路上好八連”、獻身邊疆的科學家彭加木、小扁擔不離手的輪船服務員楊懷遠、勤懇工作的紡織女工楊富珍等樹為上海的“十大標兵”，方向也是對的。

柯慶施當時抓上海工業(yè)的“新、高、精、尖”，是從上海這一城市擁有眾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業(yè)基礎這兩大特點出發(fā)，是正確的。柯慶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間，上海的工業(yè)生產確實得到了相當大的發(fā)展。

不過，我驚訝的是，當時在北京大學每逢周末都有舞會，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會，禁止交誼舞，這“禁令”就是柯慶施發(fā)的！據說，柯慶施以為跳交誼舞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柯慶施緊跟毛澤東。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毛澤東語錄，床頭放著毛澤東著作，筆記本里寫著“學習毛主席著作計劃”。

他對兒女的話是：“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堅強可靠的紅色接班人。”

柯慶施的座右銘是四句話：

堅定的革命意志

頑強的戰(zhàn)斗精神

火熱的階級感情

嚴格的科學態(tài)度

當時我在電影制片廠當編導。在上海美琪電影院給我們文藝界作報告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張春橋思路清楚，口才不錯，說話要言不煩，當時他開口閉口，要求我們“大寫十三年”——這是柯慶施提出來的口號。

1963年1月4日柯慶施在會見上海文藝界人士時這樣闡述道：“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里，文藝工作者應該創(chuàng)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這話原本不錯，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創(chuàng)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遭到來自北京的抵制。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尖銳地指出，“大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藝創(chuàng)作，不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然而，柯慶施卻堅持說，“只要是寫十三年的，我就帶老婆孩子買票來看，不是寫十三年的，請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沒幾個月就聽了重要文件傳達，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第 116號《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這一批示，成為上海文藝界“反復學習，深刻領會”的文件，成為那場“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以當時柯慶施給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莊”人士。柯慶施受到非議最多的，也就是一個“左”字。

柯慶施是如何起家的

后來，我才慢慢知道柯慶施以“左”起家的歷史。柯慶施雖然資格老，但他與毛澤東的關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著名講話。柯慶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講話，特別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業(yè)和內地工業(yè)的關系”，注意到毛澤東對沿海工業(yè)的新觀點：“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yè)采取消極態(tài)度是不對的。”

柯慶施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在上海加以貫徹。政治秘書張春橋又立即領會了柯慶施的意圖，在為柯慶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把毛澤東的那一段話，作為主旋律。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柯慶施步上講臺，作了長長的報告，題為《調動一切力量，積極發(fā)揮上海工業(yè)的作用，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斗爭》，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yè)潛力，合理地發(fā)展上海工業(yè)生產”作為上海工業(yè)的新方針。

柯慶施不客氣地批評了“前屆市委”：“在方針政策方面……對上海的工業(yè)方針，由于對上海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研究不夠，把一些暫時的、局部的困難擴大化，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對上海工業(yè)從發(fā)展方面打算少，維持方面考慮多，這顯然是不妥當的。”所謂“前屆市委”，當然是指以陳毅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這顯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評陳毅。

毛澤東正在杭州。聽到從上海傳來的消息，派了秘書田家英前往上海，取來了柯慶施的報告。毛澤東看畢，大加贊賞，說了幾句夸獎柯慶施的話。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人民日報》全文發(fā)表了柯慶施的報告。

于是，柯慶施聲名鵲起，從此在上海站穩(wěn)了腳跟——因為毛澤東表揚他在上海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柯慶施也從中深切領會：緊跟毛澤東，無往而不勝！

從此，柯慶施特別留神毛的言論，特別是毛在各種會議上講的，沒有見諸報端的“最新指示”，他總是不斷往本子上記，揣測著毛澤東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騰著什么樣的波浪。

柯慶施養(yǎng)成一個習慣：剛從毛澤東身邊歸來，一下飛機或者火車，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員開小會。他掏出小本本，傳達來自毛澤東那里的最新信息。

張春橋成了柯的愛將

最注意柯慶施傳達毛澤東最新思想動向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張春橋來上海工作比柯慶施早。

1950年6月，張春橋在上海任新華通訊社華東總分社社長。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后來成為社長兼總編輯。1954年秋，張春橋和妻子文靜正在上海香山路九號家里收拾行李，因為中宣部已下達調令，調張進北京，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據《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王維告訴筆者，在解放日報社連歡送張的宴會都已舉行過了。就在這時，張春橋突然被留下來了！張春橋是被柯慶施留下來的。此時柯慶施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他跟中宣部打招呼，取消了對張春橋的調令。

張春橋

柯慶施這么看重張春橋，是因為他與張春橋有舊：1947年11月當柯慶施出任石家莊市市長的時候，張春橋擔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頭腦靈活、善于出點子的張春橋很受柯慶施的喜歡，被提升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同時仍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

眼下柯慶施剛剛受命掌管上海，畢竟人事生疏，亟須張春橋這樣能干的故舊。從此張春橋依然坐在解放日報社四樓的總編辦公室，同時兼任柯慶施政治秘書，專為柯慶施起草重要文稿。張成了柯慶施在上海的愛將、心腹。

1957年暮秋，在柯慶施的辦公室里，柯與張春橋在苦苦思索：上次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會議即將召開，報告的主題應該是什么呢？怎樣才能摸準毛的政治脈搏呢？

張春橋細細傾聽來自柯慶施的重要信息：毛澤東對1956年6月開始的“反冒進”，似乎頗為反感，正在準備“反對保守主義”。張春橋為柯慶施起草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報告，標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

柯慶施的報告，飛快地送到毛澤東那里審閱。那時候，毛澤東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一看標題，毛就發(fā)出了贊賞之聲：“乘風破浪，好！”毛澤東還親自動筆，修改了這一報告。

果真，柯慶施的報告又一次打響。1958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便是從柯慶施報告的題目借用了四個字：《乘風破浪》！

險些取代周恩來出任總理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史稱“南寧會議”。

那時，毛澤東正著手發(fā)動“大躍進”，所以他在會上猛烈抨擊“反冒進”。毛澤東說，“反冒進”使全國人民泄了氣，還說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離右派只有50米了！毛澤東所批評的那些主張“反冒進”的同志，是指周恩來和陳云。

1958年1月15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表揚了《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以為“乘風破浪”提得好。《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出席會議。據他回憶，當天晚上毛澤東找他和胡喬木談話，說道：

南北朝宋人宗愨就說過“愿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十五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接著，在1月1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稱贊了柯慶施的報告。

力平著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這么寫及：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澤東還在會上拿著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文，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工業(yè)總產值占全國五分之一，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從南寧會議上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極為欣賞。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還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毛在南寧會議的講話中，多次稱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從此上上下下都稱柯慶施為“柯老”。眾所周知，在中共黨內，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皆年長于毛澤東，被尊為老，而柯慶施是個特例，可見毛對柯的推崇。

由于受到毛澤東的肯定，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全文發(fā)表了柯慶施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如此當面稱贊柯慶施，而且當眾質問周恩來，內中的“潛臺詞”是準備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

力平在《開國總理周恩來》中這么寫道：

“當時情況，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是有以柯慶施代替周恩來為總理的設想的。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來，但是以周恩來的敏銳，當然是感覺到的。周恩來的襟懷是從不計較個人的上下得失。作為人民政府的總理，周恩來覺得應當向人民負責。總理是由主席提名經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既然自己被認為是錯誤的，他可以不再當總理。但如果他直接地提出辭職，容易被誤解為進一步頂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委婉地提出說，請考慮自己繼續(xù)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xù)擔任總理。會后，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xù)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并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不變。但是此后，周恩來遇事發(fā)表意見就比較少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這樣的記載：“八大二次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xù)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他們提出的請求。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xù)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有人對“以柯代周”提出質疑，認為是“偽證”。柯慶施的女兒柯六六陳述了3條理由：

汪東興同志2000年11月22日在北京回憶：“我沒有聽說過要柯老代替周總理當國務院總理的說法。”

參加南寧會議的李銳（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說（由王元元轉述）：“在南寧會議上，未看到有關以柯代周當總理的文字記錄；在會外，未聽到有關的說法。”

1956年起擔任周總理辦公室秘書的周家鼎同志2000年5月18日回憶：“南寧會議上，沒聽說以柯代周當總理。”

且不說這三人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證據力微弱，更何況政治是極其微妙的，“以柯代周”不可能在會議上明言。

在南寧會議上遭到批判的周恩來，已正式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xù)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而毛澤東在會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慶施治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勢呼之欲出。

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們心知肚明，但在毛沒開口前，誰都不會捅破這層窗戶紙，因為這畢竟是當時甚為敏感而又重大的政治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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