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齊魯|在古樹與詩行之間，尋找齊風的來處

文|李雪苑

我的故鄉從未真正離開過我。它不是記憶里日漸泛黃的相冊，而是血脈中奔流不息的回響。這回響，總在某個寂靜時刻，化為一片虬枝盤曲的影像——那是青州范公亭旁緘默千年的唐楸宋槐，是諸城超然臺上與月色共舞的詩魂，是土泉村四月里那場盛大如雪的流蘇花事。它們不是風景，而是時間的化石，是“故國齊風”在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上，刻下的不朽印記。當我試圖凝視家鄉，目光總不自覺地越過浮華的表象，沉入這片土地最為深沉的精神地質層——在那里，自然與人文早已相互熔鑄，化作一座承載著歷史重量與文明質感的精神坐標。

在青州，古樹從不言語，卻訴說著一切。

步入范公亭，時間仿佛驟然改變了流速。那株蒼老的唐楸與宋槐，并非矗立于大地，而是從歷史的深處掙扎而出。唐楸的枝干如青銅熔鑄，皴裂的樹皮是盛唐氣象冷卻后的銘文；宋槐的蒼勁則如鐵畫銀鉤，每一道曲折都記錄著兩宋風云的激蕩與沉淀。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雄辯。陽光穿過層疊的葉隙，灑下斑駁的光影，那光與影的交錯，仿佛是李白不曾消散的詩句，是蘇軾揮毫時震顫的余波。

而與古樹靜靜對望的，是三賢祠。范仲淹、歐陽修、富弼，他們的名字早已超越了歷史課本的范疇，與這方水土的呼吸融為一體。范公亭畔，我總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嘆息，并非來自書卷，而是先從此地泥土深處萌蘗，再經由這古樹的根系汲取，最終升華為震古爍今的絕響。古樹的“材”與賢臣的“才”，在此構成了一個精妙的互文——它們同樣需要沃土的滋養、風雨的淬煉與歲月的審視。那唐楸宋槐的巍然屹立，不正是范仲淹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格的生態鏡像嗎？它們共同詮釋了何謂“大丈夫”的脊梁，何謂穿越時空而不朽的價值。青州的底蘊，便在于此：它將抽象的士大夫精神，凝結為可觸可感的生命形態，讓每一個后來者，都能在此進行一次關于氣節與風骨的朝圣。

若說青州的古樹是士人風骨的象征，那么向南而行，步入古稱密州的諸城，便能觸摸到一種更為飛揚靈動的靈魂。這里是蘇軾與李清照曾駐足吟詠的地方，空氣中至今仍懸浮著詩詞的微粒。

超然臺遺址上，昔日的樓閣已隨風雨散去，但那份“超然”的神韻卻如遺傳密碼，深植于每一寸土地。“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東坡先生的詞句，此刻不再是文字，而是一種與時空對話的姿勢。我閉上眼，仿佛能看見那個曠達的身影，于北國的寒風中，將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一并釀成了《水調歌頭》與《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豪邁與清曠。他將個人的悲歡，投入了歷史與宇宙的宏大參照系，于是，那份“超然”便有了穿透時間的重量。

這種超然，并非遺世獨立的清高，而是深刻理解生命局限后，與這個世界達成的溫情和解。它與齊文化中“通權達變”、“因勢利導”的智慧一脈相承。太公望的“因俗簡禮”，管仲的“與俗同好惡”，無不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超然”智慧。蘇軾在密州的豁達，正是將這份齊地的文化基因，用他個人的生命體驗與絕世才華，進行了最淋漓盡致的表達。而李清照晚年避亂至此，筆下雖添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沉痛，但那份于漂泊中堅守的倔強，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超然”？諸城的風韻，在于它用詩的韻律，詞的格調，將歷史的殘酷與個人的沉浮，升華為人與土地、與命運之間一場充滿張力的永恒對話。

當思緒還沉浸在密州的詩詞韻律里，行至土泉村，又會邂逅一場截然不同的生命禮贊。這里沒有顯赫的亭臺，沒有鐫刻的詩文，踏著被歲月打磨光滑的石板路，循著清雅的馨香，拜謁一棵被鄉人虔敬地稱為“齊魯樹王”的流蘇樹。該樹相傳為齊桓公親手所栽，距今已2700余年。

它靜默地立于土泉古村頭，如一位入定的老者，將千年的風云盡收于年輪之中。平日里，它其貌不揚，與尋常樹木無異。可每到四月芳菲盡時，它便驟然蘇醒，迸發出驚心動魄的美。滿樹繁花，潔白如玉，纖細的花瓣密密匝匝，覆壓枝頭，遠觀之，宛若一場被時光定格的暴風雪，又似一瀉千里的月光瀑布。

這棵流蘇樹，盡管兩千多歲卻不顯老態，如雪的銀絲香蕊，那是一種熱切的、生命的怒放，是純粹的、野性的、神圣的自然之力，其本身的存在就是一部活著的地方志。這“四月的白雪”，洗去的不僅是塵世的煩擾，更是一種對時間尺度的重新校準——它提醒著我們，這份美，是齊地風土最本真的饋贈。

從青州到諸城，再到土泉，我仿佛完成了一次從“人文”到“自然”的精神巡禮——青州的唐楸宋槐與三賢祠，是歷史意志的顯形，是文化人格的物化；諸城的超然臺遺跡，是詩性靈魂對現實的超越與美的升華；而土泉村的流蘇樹，則是自然偉力純粹而沉默的言說。它們共同構成了濰坊乃至古齊之地豐富而深邃的精神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