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了，鼓吹“美國空氣香甜”的楊舒平，已被美國驅逐，下場慘淡

提起“楊舒平”這個名字，估計大部分網友都不是很陌生，畢竟這個名字在8年前，曾引起一眾網友們的熱議。

而且網友們對她的評價，還是清一色的差評，最關鍵的是，她9年前引起的爭議，至今都沒有消退的跡象。

以至于很多網友都很好奇，9年之后的今天，楊舒平到底身在何處，她如今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2017年5月21日，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一位身著學士服的中國留學生走上講臺。她叫楊舒平，作為學生代表發表畢業演講。臺下坐著數千名師生，其中包括不少中國留學生。她開口說的第一段話，就讓人感到不適。

“五年前，我從中國來到美國，出了達拉斯機場航站樓，我準備了5個口罩，正準備戴上。但當我呼吸到在美國的第一口空氣后，我就把口罩收了起來。這里的空氣是如此新鮮甜美，顯得格外奢侈。”

她接著對比說，自己在中國的一個城市長大，每次出門都必須戴口罩，不然就會生病。這番言論讓臺下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坐不住了，有人當場起身離席，還有人把視頻錄下來傳回了國內。

更讓輿論沸騰的是另一層背景：楊舒平是公費留學生。換句話說，她出國求學的機會，某種程度上是國家出資培養的。在畢業典禮這個場合，以貶低自己祖國的方式去取悅異國聽眾，這種行為激起了廣泛的憤怒。

馬里蘭大學的中國學生聯合會很快發表聲明，表示楊舒平的言論不代表中國留學生的立場。現場參加畢業典禮的林同學接受采訪時說：“中國現在的狀況并沒有她說的那么糟糕，就算她有不同的個人看法，在畢業典禮作為學生代表講這些也是不負責任的。”

輿論風暴之下，楊舒平在微博上發了一篇道歉聲明，說自己沒有貶低祖國的意思，只是分享個人經歷。但這篇道歉太過簡短，大多數網友并不買賬。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有網友發現她在道歉之后，依然在社交平臺上表達對美國的向往，甚至辱罵那些批評她的網友。

畢業之后，楊舒平并沒有打算回國。她在美國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市場營銷類的職位。她以為憑借馬里蘭大學的學歷，可以順利在美國站穩腳跟，甚至拿到綠卡。她還在美國交了一個白人男友，生活看起來步入了正軌。

但問題很快就來了。她在公司里和中國客戶對接業務時，有客戶認出了她，當場要求更換對接人，否則就終止合作。公司里也有中國同事對她的過往經歷表示不滿，認為她的存在影響了團隊氛圍。

更大的打擊來自求職市場。當她試圖跳槽到更好的公司時，簡歷投出去之后大多石沉大海。有面試官直接告訴她，公司不需要一個連自己祖國都能貶低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很難讓人相信會對雇主忠誠。甚至有企業在網上搜索她的名字之后，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她的美國男友和她分了手。簽證也到期了。她申請延期被拒，申請工作簽證也被拒。美國移民局給她下了最后通牒：限期離境。

2020年前后，楊舒平離開了美國。那個她曾經在演講中夸贊“空氣香甜”的國家，并沒有因為她的贊美而接納她。

離開美國之后，楊舒平沒有直接回國。她轉道去了韓國，想在那里碰碰運氣。她帶著行李到了首爾，在江南區租了一間便宜的住所，開始投簡歷。她以為換一個國家就能重新開始，以為韓國的企業不會知道她的過去。

但互聯網是有記憶的。韓國企業在做背景調查時，很容易就搜到了她的演講視頻和后續報道。結果和在美國時一樣——面試被拒，簡歷被退回，有些公司甚至連面試機會都不給，直接以“價值觀不符”為由拒絕。

她在韓國待了一段時間，錢越花越少，工作始終沒有著落。后來她在便利店打過零工，工資很低，連像樣的飯都吃不起。疫情暴發之后，韓國不少企業倒閉，她的處境更加艱難，最終被要求離境。

走投無路之下，楊舒平買了一張回國的機票。飛機落地昆明長水機場時，她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留學生了。

回國之后，楊舒平想找一份工作。她開始大量投遞簡歷，據相關統計，她先后向數百家公司遞交了求職申請。但結果和在美國、韓國時沒什么兩樣——沒有一家公司愿意給她面試機會。

國內企業的HR在篩選簡歷時，只要輸入她的名字，就能搜到當年的新聞。有些企業的招聘系統甚至直接把她標記為“風險人員”。

她的父母因為當年的風波也受到了影響。有消息稱，她的父母在工作上遭遇了處分，不得不搬家。周圍的鄰居和親友都知道她的事，和她保持著距離。她出門遛狗都得戴口罩，怕被人認出來。

如今，楊舒平住在昆明的家里，沒有固定收入，靠父母的退休金維持生活。她改了名字，試圖從過去的陰影中擺脫出來，但效果有限。她不再更新社交媒體，徹底消失在了公眾視野中。

她的故事讓人想起一個樸素的道理：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根都不要了，走到哪里都不會被真正接納。在美國人眼里，她是一個連自己祖國都能隨意貶低的人，不值得信任；在韓國人眼里，她是背負著巨大爭議的“風險人物”；在中國人眼里，她辜負了國家的培養，傷害了同胞的感情。

施而不求報，是人的高尚；但若受而不報，則是人的卑劣。楊舒平接受了國家的公費留學名額，接受了父母二十多年的養育，卻在畢業典禮上用謊言去討好異國。

最終，她什么也沒得到——沒有綠卡，沒有體面的工作，沒有外界的尊重，甚至連普通人的正常生活都過不上。

當年她在演講中說，在美國她“感受到了自由”。如今回頭看，那句話更像是一個諷刺。她以為自由可以靠貶低祖國來換取，以為“香甜的空氣”能帶她走向光明的未來。

但現實給了她最直接的答案：一個連自己從哪里來都不愿意承認的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找不到真正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