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桃花塢》里的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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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當代文壇》，作者孫郁

《桃花塢》里的夢影

□ 孫 郁

摘 要

《桃花塢》延續了中國文學中“世變中堅守文脈”的審美傳統，同時又以蘇州地域文化為底色，通過方后樂、黃青梅等青年在戰亂中的成長與抉擇，展開對知識階層在歷史劇變中精神道路的深刻反思。小說既描繪了蘇州園林、昆曲、詩文中蘊含的雅正傳統，亦交織“五四”新文化思想、左翼思想與自由主義的多重影響，在個體命運中折射出時代洪流下文化認同的困惑與張力。王堯以學者身份從事小說創作，并未陷入理念先行的窠臼，而是借助鮮活的人物與細膩的日常描寫，展現知識人在學術、政治與家國之間的艱難選擇，尤其通過對西南聯大師生群體的刻畫，寄托了對現代知識分子獨立精神與文化理想的追慕。它不僅是一部抗戰背景下的成長敘事，更是一幅承載文化鄉愁與歷史隱痛的“夢影”，在溫婉哀傷的筆調中，傳遞出對消逝的文脈與不可復現的精神家園的深切緬懷。

關 鍵 詞

《桃花塢》；抗戰文學；知識分子；蘇州文化；新舊文化沖突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過去讀“國破山河在”的句子，覺得詩人寫出了變中不變的意象，筆下的山水之美與世道之憂彼此纏繞，苦楚總會過去的。北宋士人南渡之后的寫作，漸漸形成這類審美傳統。這種遺風，在晚明也常可見到。環顧當代作家寫抗戰生活，也是延續了類似愁思愛意的，宗璞作《南渡記》《東藏記》，就苦樂聚散，可謂歷史的風潮流轉，史家之嘆不絕如縷。與宗璞不同，王堯新作《桃花塢》雖然覺得延續了這種遺風，而審美的流向又多了些微變化。抗戰風云繚繞，易代之際的苦樂，至今想來依然心緒難平。然而深入打量此段歷史，要遇到諸多難度，它的復雜性尚待進一步展示。前人討論抗戰文學，曾注意到內中不少問題，王堯寫這一段歷史，自然也有挑戰以往模式的用意在。

我記得王堯最初是研究當代散文與小說的，后來情趣轉移到西南聯大知識人心靈史的思考，那么寫《桃花塢》這本書，也可說是學術經驗的另一種結晶。以感性的方式，通過人物命運的起伏來注釋自己的想法，乃貫通式思考。面對三十年代中期后期到四十年代末的生活，不僅僅是作歷史的回望，重要的是解析數代知識人在家國命運中的各種糾葛，后者對于作者的引力更大，表達的難度也顯而易見。《桃花塢》的寫作，由民間形態過渡到象牙塔，又由象牙塔進入革命的大潮，借著民間知識人的不同形態，疊印著雜感雜緒，沉淀下來的憂思與愛意，散在小說的字里行間，是流出來的思想之波。這里召喚的是文化里溫潤、明快之色，也閃動著對不可抗的外力的直面的目光。這目光的背后，乃文化之波里的氣節與風范，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代際之間的差異，也有著新舊之爭的裂痕和政治浪潮中的明暗之辨。相對于以往的同類小說，作者的寫作是別有寄托的。

學者寫小說，有時候難免被職業趣味所覆蓋，晚清與民初的梁啟超、林紓無不如此。王堯意識到此點，有意無意要避開的是這種窠臼。這一本書一直想逃逸一般的先驗理念的暗示，從蘇州普通讀書人家庭里，展示個體命運與社會風尚之關系。日常細節和生活瑣事里的曲直、炎涼，一一從讀者面前閃過。小說在風景與世情的描寫方面，謠俗之美頗多，延續了作者第一部小說《民謠》的調子，而格局有了不少擴展，意象里含了多層情感。我們看作者筆下的河邊的船，梨園的人影，碼頭邊的雜貨店，恍若一幅風景畫，汪曾祺式的筆墨也偶能看到。小說對于蘇州內外的文氣的鋪陳頗有寓意，在習俗、鄉風、園林里都透著宋詞般的風韻，悠悠昆曲里走來的人與事，水墨山水里飄出的神思，凝重而飄逸。這一部分的寫意，看得出作者的審美偏愛。他研究過莫言、閻連科，卻不習慣他們的“癲狂”之筆，而是帶著幾分雅正的知識人之趣，古典之風在詞語間漫過，文人氣濃了許多。借著主人公的目光，蘇州文脈的起起落落也如畫般在讀者的面前慢慢展開。

纏繞在作品中的新舊文化問題，是故事的精神底色之一。這一部小說寫青年人在戰亂之中的成長故事，由蘇州城內外的世情，看時代之潮如何沖刷了古老的文脈，而新文化怎樣日日浸入青少年的心，將他們由舊路引向新徑，也有所明示。方后樂、黃青梅的閱讀趣味已經不同于前輩，但也保留了不少士人的積習。但新文化中，也有強弱之別，左右之辨，他們由兩小無猜到無奈分手，其實暗含著知識界的兩條道路。這里折射著抗戰勝利之后世界格局變遷之圖，也牽涉到左翼傳統與自由主義傳統的各自流向。儒家話語里的節操，“五四”辭章的個性精神，還有左翼文化的大眾意識，都以復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在極為個人化的空間，無處不散著時代煙云。看得出，小說濃縮了現代史中各類知識人的復雜經驗，在微妙里見變幻之影，筆下的詩意的，感傷的氣息，引人思考者多多。

作者十分留戀蘇州一帶的民風里靜美的遺存。這在幾個女性的刻畫上尤為突出，蘇云、周惠之、黃青梅都楚楚動人。一個是善良、美麗，精通昆曲的女子，一個是儒雅、高貴不失文氣的妻子，一個是帶著林徽因式美質與信念的新女性。她們都是給方家帶來美好記憶的人，舉手投足間，留下的是清純之意。周惠之有一種古典之美，她對于藝術的敏感，和知書達理的品行，既有蘇杭一代的文靜之氣，也帶著現代人的聰慧。蘇云、黃青梅也有類似的風致，世間的俗音在她們那里是聽不到的。只要這些女子出現，畫面都顯得安寧、有趣，成為灰色日子里的一抹亮色。在那個時代，她們都屬于小人物，卻含著靈動的詩意，文化的溫潤感是聚焦在各自心頭的。但這些美麗的存在，在小說里一個個都消失了。美麗的隕落，是此書時隱時現的哀傷的調子，作者筆觸下的溫婉、沉靜之氣，讀來愁思繚繞，讓我們感受到王堯氣質里一絲淡淡的憂郁之氣。

蘇州自古以靈秀、淡雅聞世，詩文、繪畫、戲劇，說起來頗多難忘的故事。王堯生活在此幾十年，體察與感受，積累的審美元素頗多。那些破碎的古代遺存，經由戰亂，多被煙火吞沒，但讀書人的世界里，保留的那些風致，在今天顯得彌足珍貴。我們的作者頗為看重這些古老的文脈，徐嘉元與方梅初談論蘇州古史與章太炎學術，書卷氣滿滿。畫家黃道一眼里的金石、方志、版片、稿本，暗含著不少趣味，也是一幅江南才子的詩意圖。讀書人在蘇州的街巷與古物間，常能與古代的遺風相遇，自先秦至晚明，可感嘆的遺跡不可勝數。但“小城在蒼老中延續的詩性生活不堪一擊”，蘇州淪陷后，許多名貴的場所毀于戰火，知識人在悲憤里搶救文物、古書，文化遭劫的命運，恰是法西斯罪惡的寫真。這是另一種美的隕落，小說在緊湊的敘述里，還原了山河破碎的幕幕慘象。

蘇州古風最為難得的是士人身上的氣節。老一代人的精神帶有儒家的風范，新式青年則敬仰的是魯迅精神。小說寫到后樂、青梅到歸有光墓碑前的感受，他們與張若溪的對話，對于《御倭記》的禮贊，隱含著對于先賢的理解，自然也有抵抗亡國奴的心緒。這樣來安排故事情節，作者的意圖顯而易見，強調傳統文化里的不屈不撓意識。小說常常出現一些耐人尋味的意象，從屈原到顧炎武，再到魯迅，都在襯托著思想背景與人物情操，古代先賢的遺風并未消失，才是國人之幸。黃道一多次拒絕為日本侵略者繪畫，竟遭不測，堅毅的一面被寫活了。而在遭遇各種磨難的時候，方后樂的眼里常常出現魯迅的影子，有時候他的思想環繞著自己，那些閃動的思想是怎樣鼓舞了他的心。在這里，新舊文化不再是對立的，它們給不同群落的人帶來的勇氣都可圈可點。而《桃花塢》在紛繁的精神糾葛里，對于各類精神遺產的明快之色的勾勒，都含著不小的溫情。

在作者筆下，蘇州的文氣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紙上的詩文之趣，二是日常生活里的詩意。桃花塢一帶有許多遺產，讀書人愛之、戀之，徐嘉元《劫后之蘇州》，就鄉情繚繞，方梅初為該書作序時，便感嘆“吾蘇水土清嘉，人物英多，經濟文章，為天下先，風流余韻，千載未衰”。黃道一筆下的蘇州精致，有不少類似的遺風。但王堯更欣賞的是人的身上的美質。方梅初這個形象，處于新舊之間，在他身上集疊了不少舊文化的元素，他“樸實細膩溫情，像蘇州人，又有北方人的曠達”。對于舊學有一種感情，章太炎“以讀經史，牢固民族之精神”的思想，是頗為贊成的，但也意識到了舊學在當下的無力感。即便如此，依然相信傳統文化有益的部分對于今人殊為重要。他業余時間修訂《浣紗記》，古為今用的意圖也是有的。他與兒子的交談從不盛氣凌人，大概與接觸過新文化有關。平日團結了身邊的愛國文人，看人看事都頗為中正。他的品格里融進不少儒家美德，又善于理解他人，蘇州人的質樸之美歷歷在目。小說的許多人物，都銜接著文風，王堯細膩地描述這些，也流露出不少追憶古風的愜意。

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便想起王堯的慢條斯理講述歷史的樣子，他的思想并不激進，在民國知識群落中，對于從舊文化營壘轉入新語境的知識很是看重。比較而言，自由主義態度明顯的胡適、沈從文沒有進入小說場景里，倒是魯迅、朱自清、聞一多、吳宓這類知識人更吸引小說主人翁的目光。作品不斷出現章太炎、魯迅的話題，從晚清文人那里流出的思想，匯聚在不同層面的讀書人中，對于后人都不無影響。作品里涉及的學者與思想者很多，差異中顯示了思想的多樣性。方后樂身邊的前輩，國學修養均好，有的屬于鄉賢類的人物。但奇怪的是，那些古代學問里的儒風，對于方后樂這些孩子的影響，遠不及“五四”新文學。他的父親和嘉元伯伯，多對古代圣賢頗多敬意，內心不免孔老夫子的遺音。而方后樂則欣賞魯迅身上的峻急和睿智，以及現實的批判意識。父親方梅初常年把玩古籍，畫家黃道一則醉心于國畫，并指導女兒青梅填詞，士大夫的意味濃濃。方后樂雖然并不拒絕這些遺存，但還是五四的個性解放和世界之眼光，讓他更為著迷。他后來與青梅考入西南聯大，都是循著新學去的沖動，而那里的學術氛圍與思想氛圍，真的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晚清以后，中國讀書人科舉之路崩解，學問與實業，象牙塔與十字街頭，彼此沖突，似乎難以相容。是為學術而學術呢，還是讀書救國，一直困擾著幾代人。王堯的學術研究，就思考過類似的難題，在小說中，這個難題具體化了。無論在蘇州的學堂，還是西南聯大，讀書人一直面臨的是介入政治還是遠離政治的選擇。蘇州的文人們，都不得不在故紙堆與政治之間左顧右盼。黃道一對于青梅的囑咐就是“關心而不介入政治”，方梅初與徐嘉元則主張“以學術文化扶持正氣，挽救民族”。而方后樂的伯伯方竹松，覺民社的王愷夫，則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動蕩時代的知識人的選擇是不同的，這種復雜性，在高等學府也更為明顯。小說寫到聞一多與朱自清，開始都非關心政治的人，后來無一不卷入到政治中。方后樂已經不再像父輩那樣去神往于寧靜的生活，吸引他的是改造江山的功業。而黃青梅出國，害怕犧牲于政治也在情理之中。王堯寫到這些人的共情與分歧，對于每一種思想的因由，都沒有作非歷史化的解釋。這是最難處理的痛點，學界對此往往分歧很大。王堯要做的是現象學式的感性直觀，離開這些直觀，敘述者很可能陷入單值的價值判斷里。

方后樂的父輩們敬仰的先賢，多為古人，而他卻在自己的時代，與多位可愛的思想者相遇。作者筆下的聞一多、朱自清身上的清雅、真摯之風，既有智慧的溫度，也有人格的魅力。在大的變故中，知識人如何治學，怎樣為人，聯大的許多老師做出了不同的示范。對于政治上的分野，作者持一種歷史的態度，面對左翼文化，有理解之同情。不過，小說的人物之美，有許多得益于傳統文化，并非新文學。這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多元主義。王堯要處理的是古今與新舊問題，為學術而學術和讀書救國在更高層次未嘗不能統一。這本小說不做簡單的判斷，而是耐心的客觀的展示，對于各類有溫度的文化遺風，解之較深。但戰爭破壞了文化多元的格局，一些美好的存在不得不在動蕩中撕裂，變為悲劇。方后樂與黃青梅的纏綿之愛在不測的風云里中斷，想起來讓人難過。在易代之際，許多讀書人的選擇是痛苦的，聞一多、朱自清的心靈震動和價值移動，都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方后樂見到朱自清的時候，曾就自己的研究對象請教老師，是研究中古文學，還是魯迅呢？他自己更傾向于魯迅的。在經歷了家國的破碎之苦后，他的走近魯迅，實則也有與舊文化告別的意思。這也讓人想起穆旦的詩句，那就是黑暗逼迫自己選擇了魯迅雜文式的筆法，濺血的文字，有無量的悲慨與雄放之聲。在中國，左傾的路，在那時候是諸多青年的必然選擇。

《桃花塢》在審美上一直有揮之不去的惆悵，街市的風景，鄉下的古道，還有學堂中的清幽，好似被霧氣罩住，朗照的時候殊少。那是源自一種文化的溫潤之氣的消失的嘆惋，還是生命不得于安定的內省，都不好說。而戰爭的創傷感，不時出現在文本的深處。周惠之在多種變故里的內心之苦，徐嘉元的病情，常德法師的圓寂，阿荷的入獄，都是暗無天日的生活的揭示。方后樂由此感受到了蘇州的兩種氛圍，一是許多人的奴性，二是知識人的氣節。兩者的存在使他意識到，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和抵抗精神，是多么重要。而傳統讀書人身上保留的意志，也是讓他感念的。徐嘉元《劫后之蘇州》的引言云：

吾蘇風土清嘉，人文懿微，自古迄今，蔚為異彩。山川佳勝，俗尚優美，洵東南美富之邦，而人才輩出，經濟文章，照耀史乘，尤足為桑梓生色。丁丑年，不幸遭逢兵燹，精華全佚，兩載以還，漸復舊觀，而市容之盛，或有過之。回憶風聲鶴唳，倉皇走避之狀，恍若隔世，痛定思痛，以本篇所由作也。

這是鄉賢式的筆記，也是民間的痛聲。一個美麗的古城在戰火中的慘狀，激起深切之恨。這類文字，乃文化堅守的表達，出自文化保守主義者之筆，也照樣光彩奪目。這里有歸有光《御倭記》之風，也讓人聯想起顧炎武的氣節。這和黃道一《屈子行吟圖》，方后樂《桃花塢賦》，形成民間思想者的精神冊頁，印著幾代人不屈的靈魂。桃花塢這個地方所以值得駐足關顧，流連自得，便是那文脈里的通透之風。由此可以感受到歷史演變之跡，亦可見文化變遷的路徑。

類似的文化詠懷，在西南聯大那里，照例也是有的，王堯特意寫到西南聯大的紀念碑文，馮友蘭的朗誦，飄在昆明的上空。這些與方后樂故土里的鄉賢文字一起，成為彼時國人不屈精神的范例。馮友蘭那段話，一直被后人傳誦：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于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

這是家國式的宏放之思，乃超然于意識形態之上之語。聯大的許多教授，也持類似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說，新舊學者，是站在一起的。王堯寫《桃花塢》，在色調上與這類思想接近，但又偏于聞一多、朱自清方面，這就顯得別有隱情，有諸多神思流動。小說試圖證明，山林的與臺閣間的思想，其實同體，只是各自經驗略有差異而已。而讀書不忘救國，也是其中應有之義。方后樂與父輩的交流，和與同輩人的對話，都牽扯到這方面內容，某些意象的思想史的意義，也時隱時現的。

《桃花塢》的故事演進，雖然受到作者學術眼光的暗示，有時候不乏理念的外化，但重要的一點是，命運都非先驗的預設，而是人物性格與時運的推演。有時候流出的感傷、隱痛的片段，來自作者對于命運的不可測的力量的無奈，以及知其無可奈何而并不安之若命的心緒的流淌。我覺得這里有作者的人生哲學在，他的政治觀念和審美觀念，是隱含在命運變化的微妙之處的。許多人物的消失都很突然，周惠之的走失，聞一多之死，方后樂“匆匆離開北平，又匆匆返回北平”，都非先前所能預想到的。而黃青梅的價值觀，在學生時代是尋常的存在，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在新的時代到來之前，舊的情感方式，似乎受到了挑戰，一種巨大的惶惑和猶疑，占滿了自己的心。方后樂身在此中，內心的焦慮是顯而易見的：

但他還是焦慮了，他不想在革命成功時和青梅失去聯系，那太可怕了。即便是嶄新的生活已經塑造了他，但在對青梅的相思中他覺得自己分裂在新舊生活之中，他的困境是如何把他和她曾經的狀態延續到新的生活中。這段時間他常常做夢，夢到青梅。他好像是在冬天和青梅重逢的，他說不清地點，周圍都是黑色，只有地上和屋頂上的雪是白的。他們倆相視的片刻冷靜得如同瓦上的雪。他知道，她已經無法從臉上揣度他的感情。她也知道，他已經無法從她的眼神里發現她對世界認知的變化。就在他們的眼神溫暖起來時，枝葉上的霜雪開始融化了。

這是一種扯斷中的粘連，粘連中的扯斷。當知道自己應該尋找什么的時候，丟掉的可能是自己曾經最美好的東西。東而失西，新而遠舊，人生實在是不能兩全。方后樂與黃青梅的愛情故事，演繹的是人間的另一種悲劇。如果僅僅從世俗的層面考察，往往不得要領。他們不得不分手的選擇，在私的一方面看，是志向不同，其實折射的是河水的分流，雙峰的并峙，每每指示著差異的必然。所以也不妨說，《桃花塢》看似有著不少烏托邦之意，實則是一部隱痛之書。大時代里的小人物，承受著精神負荷是超出常人的預料的，由個體的幽微見出時代的紛雜之象，或許是此部小說引人注意的原因吧。

在寫這部作品前，王堯其實已經做了不少的知識準備。一是蘇州文化沿革的習得，包括民風的整理與研究。這些在他的小說《民謠》中已經被運用過。二是對于五四運動與西南聯大的研究，大學教育理念的變遷史，刺激了他的某些觀念。《桃花塢》把方后樂、黃青梅選擇西南聯大學習作為重要的節點，可能與王堯的學術興趣有關。在《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一書中，就能夠看出作者的傾向。他對于鄭天挺、梅貽琦、蔣夢麟、朱自清、聞一多的興趣，顯然很濃。這些都不在左翼文化之列。但他們在國難當頭的選擇，涉及不少文化建設與國家命運的話題。這些人的思想曾經被簡單化傳播著，倘深入其間，則看出繁復之意。學術獨立與教授治校理念，乃新文化理念所賜，但時代風云打破了這種平衡。這些人“一直思想和生活在新文化與舊道德的雙重秩序中”，這種新舊撕扯，使命運走向具有了不確定性。一般人對于聯大的教授的印象都帶有一點臉譜化，但王堯在解讀聞一多與朱自清時，看到了不少心緒的微妙處。敏感的知識人在巨變的環境里，由平和走向沖動，乃時代使然。王堯欣賞他們的學識與未被污染的心，他們晚年的壯烈之舉，實則是知識人本色的表達。因為“五四”之子，有一個基本底線是不能突破的。

無論在小說里還是學術思考著，在王堯那里，欣慰的是現代知識群落畢竟曾經有過一段迷人的歷史，這歷史雖然很短，但后人每每思之，不禁神往。大學建制中的學術自由的理念，對于文化的生長，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事實卻告訴我們，大學要超然于政治，在那時是大難的。方后樂、黃青梅在大學里其實已經感受到此點。《桃花塢》后半部分以感性的方式，還原了王堯學術研究的心得，不妨說，以小說的方式，回答一個曾經糾葛世人的難題。王堯說：

1943年，在費正清寫給柯里博士的那封信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中國一片混亂的狀況，我思考我該做什么的時間越長，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即自己也會采取和共產黨同樣的做法。只有激進的方式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幾年以后，不僅是他熟悉的西南聯大的一些同事，而是更多的知識分子采取了他所說的激進做法，成為革命者。費正清這位既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知音也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友人或許沒有料到，在中國知識分子面臨道路抉擇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那篇著名的社論中說：別了，司徒雷登。

我覺得這一段話，可以當作《桃花塢》中的主人翁命運的一個注解。自由不得實現的時候，革命的路便不可避免。一代人的選擇，是被亂世逼迫的結果，對于有信仰者而言，從五四的路，到革命的路，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這個過程有諸多難以意料之處，新文化的某些精神的流失，也導致了文化生態的失調。王堯在一種理解的同情里，帶出某些苦意。他筆下那些書齋氣的學者和民間的樸素的讀書人的自我空間的縮小，與他們戰時的期許其實存在一個反差，黃青梅的赴美的選擇，顯然逃逸了這些糾葛。這里，歷史態度與現實態度，是不在一個邏輯里的。

《桃花塢》就這樣對人間難測的路徑和難測的命運，作了暗示性書寫。作者有時繞過了許多慘烈之像，一些沖突在筆下也省略了。比如讀書人之間的沖突，失節者的窘態等，如果有所展示，可能更為飽滿。我猜想這種含蓄的筆觸，大概與作者的敘述興奮點有所移動有關。近代以來，大凡反映知識人生活的小說，反諷的傳統一直未斷，從《儒林外史》到《圍城》，再到《應物兄》，對于文化界的人與事，不免是冷嘲的時候居多。王堯寫西南聯大，筆墨主要在五四的傳統如何深深植根其間的話題，強調的是一種新文化的理念的堅持。這樣的時候，那些正直、朗然、忘我的精神就驅走了知識界的灰暗地帶，流動的是另一種風景。由此，我們看到了作者與宗璞這樣的前輩相近的審美選擇，那就是從正面描述思想的波瀾，于磨難中顯示不滅的人性之光。這種書寫方式并不回避難題，只是帶出作者的一種深切的愛意，說這里藏著一個學者的夢想，也并非不對。

多年前讀到王堯的《紙上的知識分子》一書，看到其間一篇文章《如果大師上課不及格》，由何兆武《上學記》而想起西南聯大的歷史，作者一時感慨良多。文章對于聞一多、陳寅恪的上課風格，以及校園的風氣，頗多贊詞，遂嘆道：“余生也晚，失去了選擇讀西南聯大的機會。我漸入中年，越來越意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時。”這里露出他的學術之夢與審美之夢，可以看到，在對比自己置身的語境時，終于明白要尋覓的東西在何處。耳順之年后，作者寫出《桃花塢》，或許也是為了舊夢的達成。這里有著他心深處的原色，因為聯大的形象，在他那里與“五四”的北大的形象是重疊在一起的。它們存在的時間雖短，卻那么值得感之、念之，其光影是長的。《桃花塢》的寫作，也有留住這光影的意味。縱覽全書，作者沒有這樣說，而讀者自能感受到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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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作者：孫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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