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年僅三十七歲被密謀殺害，他若建國后地位或將不可小覷

1927年夏天的長江水，看上去和平常沒什么兩樣。江風一陣陣吹過武昌江灘，碼頭上傳來短促的汽笛聲。誰也想不到，就在不遠處的隱蔽角落里，一場針對一位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秘密抓捕正在醞釀，這個名字叫李漢俊。那一年，他37歲。

要說清這場“密謀”，不能只看1927年的槍聲，還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去，從他年少時的一次“遠行”講起。很多后來者都說，李漢俊一生的軌跡，像是一條從江漢平原出發，最后被風雨折斷的河流，曲折又急促。

一

1890年夏天，湖北黃岡團風一帶，稻田剛泛起新綠。在一個普通農家院里，一個男嬰呱呱墜地，被取名“漢俊”。說不上家境富裕，卻也不至于衣食難繼。這個家庭有一點很“倔”：再窮也要供孩子讀書。

村里老人記得很清楚，這孩子七八歲時，就能一口氣背出大段經史。更難得的是，他不滿足于“四書五經”，常盯著縣城里那些“洋字招牌”發呆。有人問他看什么，他只回一句：“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清末最后幾年，湖北新式學堂漸多，李漢俊接觸到更多新知識。1904年，清政府決定選派一批官費留學生赴日本。那年他十四歲，在縣里考場一舉奪魁，又在省城層層選拔中突圍，拿到了那一張“官費留日”的資格。對當時的普通人來說，這幾乎等于命運被改寫。

1905年前后，東渡日本的中國青年里，有的學軍事，有的學法政。李漢俊報的是工科，主攻土木工程。很多同鄉都認定，這孩子將來八成是修鐵路、筑橋梁的一把好手，安穩又體面。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動他的，并不是繪圖板和鋼尺，而是另外一種“線路”。

在東京，他接觸到各種新思想。1914年前后，《共產黨宣言》日文全譯本在日本學界流傳，他無意間拿到一冊。翻完后，他幾乎整整三晚睡不著覺，在宿舍里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記筆記。周圍同學都勸他：“工科生別鉆理論牛角尖。”他卻說：“這比鐵路重要。”

教授也注意到了這個中國青年。按說，一個主修土木的學生，整天往政治經濟學課堂跑，并不合常規。但在課業論文里，他對社會主義學說的梳理條理清晰、論證嚴謹。畢業時，教授在推薦信里鄭重寫下“極為出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者”一行字。這種評價，在當時已經不多見。

二

1918年冬天，李漢俊離開日本，轉道回到上海。那時的上海，霓虹燈剛起勢，法租界的影戲院、咖啡館一間接著一間開，他卻對這些繁華興趣寥寥，扎進了藏書樓與報社的編輯部。

一段日子里，他幾乎過著“白天翻譯、夜里寫稿”的生活。落款“漢俊”兩個字的文章開始頻繁出現在《東方雜志》《民國日報》等刊物上，主題高度集中在一個方向——介紹和論述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會兒，中國讀書界雖已耳聞“馬克思”之名，但系統的介紹和原著譯本非常匱乏，許多概念處在“似懂非懂”的狀態。

不得不說，李漢俊在這方面下了苦功。對照著日文、英文、德文三種版本，他一點點斟酌詞句，力求用漢語把那些抽象概念講清楚。后來有人粗略統計，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國內流傳較廣的馬克思、恩格斯部分原著和選段，有相當一部分出自他的譯筆。這不是簡單的“搬運”，而是帶著理解的轉化。

翻譯只是其中一面，他同樣不滿足于做一個“書齋中的理論家”。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生游行、罷課席卷各地，上海的集會演講不斷。他沒有站在最前面的旗手位置，卻常常出現在講話者身邊，給年輕人講解國際局勢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有學生回憶：“李先生說話不激昂，甚至有點平靜，但聽完之后，總覺得腦子里一下子打開了。”

三

1920年8月，上海厚福里的一間小屋，擠滿了人。屋外是喧鬧的弄堂，屋內卻異常安靜。陳獨秀、李書城、李達等人圍坐一圈，中間一疊文件稿紙，邊上放著一只煤油燈。參與討論的，還有戴著眼鏡、神情嚴肅的李漢俊。

那次會議，核心議題是籌備建立“上海共產黨組織”。在各項籌備工作里，起草組織章程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陳獨秀等人一致推舉李漢俊擔當此任。一來他通曉外文，熟悉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經驗；二來他文筆老練，善于用漢語表述相對抽象的制度設計。

在幾番修改之后，一份譯自俄文、又融入中國“幫會規約”式表述習慣的章程文本成形，這被視為我國最早的共產黨組織綱領性文件之一。此后一年多時間里，陳獨秀南下廣州，上海這頭的許多事務，便由李漢俊整理、聯絡、統籌。

那段時間，他的行程頗為緊張。衣袋里常年塞著一疊火車時刻表，上面圈圈畫畫，從上海到武漢，從南京到九江，每條線路都記得清清楚楚。經費拮據，他靠翻譯稿費、兼課酬勞維持旅費，有時住便宜客棧，有時就擠在同鄉家里。晚上關燈后，同行人聽見他在枕邊摸索稿紙，悄聲訂正白天剛寫的譯文。

到1921年夏天，全國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漸次建立，中共一大籌備提上日程。會議地點選在上海法租界一家樓上房間，參會代表人數不多，卻個個背著不小的風險。

開會期間，外面的形勢微妙而緊張。某天夜里，樓道里突然傳來巡捕的腳步聲。門被“哐”地推開，一名法籍警官半探身子進來，目光在屋內轉了一圈。空氣瞬間凝固。

這時候，懂法語的李漢俊站了出來，笑著用法語寒暄幾句，說樓上只有幾位朋友在討論“學術問題”，還主動帶著警官走到窗前，說：“夜景不錯，您看那邊。”巡捕順勢往窗外一看，黃浦江岸的燈火、河面上船只往來，確實頗為熱鬧。他自顧自扯了幾句閑話，轉身離去。

巡捕走后，屋內眾人心里有數，這個地方已經不安全，再留等于自投羅網。很快，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進行，才有了后來人們熟知的“紅船會議”。很多年后，有代表回憶起這一插曲，都認為當晚李漢俊的機智應對，起了關鍵作用。

四

會議結束后，新的問題接踵而來。組織要不要迅速公開發動工會斗爭？要不要在更大范圍內亮明旗幟？在這些具體策略上，黨內不乏激烈爭論。

李漢俊在理論上鮮明，在策略上卻偏向謹慎。他與陳獨秀等人在“公開工會運動”的節奏問題上出現明顯分歧。后者主張動作更快、更強，而他則擔憂工人基礎尚不穩固、敵人觀察太緊，若一味冒進，容易招來猛烈鎮壓。

這種意見分歧，并不意味著他對革命目標有所動搖。恰恰相反，他還是那個想把理論講清楚、把群眾發動扎實的學者式革命者。只是他覺得，方法和時機需要再斟酌。

1922年前后，他辭去在上海的具體職務，赴武昌任教，繼續從教育和宣傳入手開展工作。那時的武昌高等師范、國立武昌大學等校，逐漸成為長江中游的新思想傳播中心。李漢俊在課堂上講《資本論》選讀、講歷史唯物主義，也講世界工人運動史。

許多學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觀點，既新鮮又有一點“犯忌諱”。階梯教室里常常座無虛席，旁聽的人擠在門口、過道，有的甚至站在窗外探頭聽課。一位學生后來回憶：“李先生不愛拍桌子，不喊口號，卻總能把那些深奧的字眼講得明明白白。”

有意思的是，他講課喜歡先拋出問題。有人記得，他曾問：“為什么同樣是八小時勞動，有人吃不飽飯，有人卻能坐汽車？”學生面面相覷，他才慢慢引出“剩余價值”“雇傭勞動”等概念。這樣的課堂，在當時算得上別開生面。

五

1925年起，整個長江流域工潮此起彼伏。漢口、武昌一帶的碼頭工人、紗廠工人頻頻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李漢俊在校內講理論，課后卻經常往工棚、工人俱樂部跑。

夜里，他和工人圍坐在昏黃的煤油燈下，一手拿粉筆、一手拿小木板或在地上畫線，畫供求曲線、工資曲線，用最樸素的例子解釋什么叫剝削。有工人感嘆：“這位戴眼鏡的先生，把書本里的東西講得像說書一樣。”

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只是“講”，也在觀察工人實際生活，思考如何把理論同現實更緊密結合。可以想見，這些活動落在當地軍警眼里，并不是什么“學術研究”，而是實打實的“危險活動”。

1926年北伐軍節節推進，武漢一度成為革命中心之一。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成立，許多人以為革命即將迎來一個新的高潮。但很快，局勢急轉直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緊接著，武漢方面也發生“七一五”事變，反共浪潮席卷中下游各地。李漢俊的名字，被列入“首要危險分子”。

六

1927年6月的一天，武昌江灘。有人見到一小隊軍警押著幾名被綁縛的男子匆匆而過，其中一人身材清瘦，戴著眼鏡，臉色卻平靜。有路人低聲問：“那是誰？”旁人搖頭：“聽說是搞學生的。”

關于他被捕的地點和具體經過，后來的檔案材料記載并不完全統一。有研究者認為，他是在一次秘密聯絡結束返回途中被尾隨抓捕，也有說法稱，是內部人員叛變供出行蹤。但有一點可以確認：他被捕后，短暫關押在漢口、武昌一帶，很快被秘密押送南京。

當時南京周邊已經設有多處秘密看押點和刑場，雨花臺一帶尤為人所指。部分回憶材料提到，押解途中，他曾對同伴說：“人既然走上這條路，早晚要見個分曉。”語氣平靜，沒有怨懟。

到了南京后，他遭到審訊。傳聞中，他曾試圖向看守解釋自己的思想，甚至主動提出寫一份書面辯護，希望以系統的理論論證來“爭取時間”。有看守悄聲對他說：“李先生，寫這些怕也沒有用。”他只淡淡回答：“總要把道理講清。”

遺憾的是，這些文字若曾寫下，也沒有完整流傳下來。之后不久，他在“半夜轉移”的名義之下，被秘密槍殺，年僅37歲。行刑地點大體在雨花臺附近，具體位置已無法精確考證。尸體被草草掩埋，連家屬都未獲通知。

七

對家人來說，這是一段漫長又模糊的噩耗。1927年夏天之后，李漢俊的音訊戛然而止。身在湖北的親屬起初以為，是戰亂阻斷了通信，仍抱著一點期待。有從南京逃出的學生輾轉帶來消息：“有人在雨花臺一帶，見過疑似李先生的遺體。”

確認這件事，差不多又過了兩個月。那時，公開悼念一位被殺害的共產黨人，是極危險的舉動。“烈士”“犧牲”這種字眼，在許多地方都成了敏感詞。家人只能在狹窄的屋子里低聲哭泣，不敢點燈設靈。

這樣的環境下，一個人的生前事跡很容易被淹沒。報紙不會刊登訃告，學校不敢公開追悼。一些學生把他留在課堂上的講義、筆記偷偷傳抄，把名字縮寫得模糊不清。就這樣，他逐漸從公開視線中消失，卻在少數人的記憶里頑強停留。

從1927年到抗戰爆發再到解放戰爭，整整二十多年，國家局勢反復多變，一批又一批新人走上舞臺。而早期犧牲的共產黨人，很多只剩下零星記載。李漢俊的名字時不時會在傳記里露面，又很快被接踵而來的戰事所覆蓋。

八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新的政權開始大規模整理早期革命運動史料，梳理烈士名冊。各地黨組織陸續上報犧牲干部名單的同時，一些早年學生和同志也主動撰寫回憶材料。李漢俊的名字就這樣再次被系統地提起。

經過核查、比對與補充，中央認定他在反革命政變中遭秘密殺害，犧牲情況屬實，具備革命烈士資格。1952年初，國務院辦公廳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確認李漢俊為革命烈士。

同年，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頒發“革命烈士紀念證”儀式上，他的長女李月琳作為家屬代表，被請到臺前。那一年，她年過六十，頭發已經花白。有人回憶，當領導人親手把印有“李漢俊”名字的紀念證遞到她手中時，她的手抖得厲害，嘴里只反復念著：“他若能看到就好了。”

在場的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是早期就參加革命的，有的還曾與李漢俊在上海、武漢共事。提起這位早期理論骨干，他們普遍有一種惋惜的情緒。有人輕聲說了一句：“要是人還在，該在理論戰線擔起大梁。”

這種評價，絕非客套話。

九

站在歷史資料堆里看，李漢俊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翻譯能力強，理論基礎扎實，又有一定的組織實踐經驗。這樣的復合型人才，在當時的黨員隊伍中并不多見。

在理論修養上，他并非只停留在“讀過幾本書”的程度，而是系統學習過西方經濟學、哲學與社會學，懂得比較不同學派的差異。更關鍵的是，他能用較為平實的語言解釋復雜概念，這一點對后來者影響并不小。

如果把目光延伸，說他“若能活到建國后地位不一般”，并不是空穴來風。以他的學識和經歷，假如能夠熬過大革命、土改、抗戰等階段，后來的位置，大致有幾個方向可以推想。

一個可能，是投身高等教育戰線。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急需建立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體系，高校里開設“政治經濟學”“哲學基礎”課程的師資其實相當緊缺。李漢俊之前的翻譯與講學經驗，完全能支撐他在全國性的高校會議上發言，參與教材編寫，甚至擔任某些重點高校的馬列教研負責人。

另一個可能，是進入中央的理論研究與翻譯機構。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開始組織翻譯、校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全集。這個工作既需要高超的外語能力，又需要扎實的理論功底，更要對中國政治語境有足夠敏感。把這些條件合在一起，李漢俊無疑符合要求。如果他在，或許會參與到《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審稿工作中。

也不排除，他會在政務系統中承擔一定職務。比如參與教育部或高教部的政策研究，提出如何在全國范圍內普及政治理論教育的規劃。以他一貫偏重“教育引導”的傾向，很可能會推動建立較為嚴謹的教研制度，而不是單純停留在口號式宣傳。

當然，這些只能停留在歷史推演層面。真實的年代，并沒有給他展開這條路徑的機會。

十

回看李漢俊短短37年的生命軌跡，從團風小鎮，到東京課堂，從上海弄堂，到武昌講壇，再到雨花臺邊，這條線索幾乎串起了近代中國劇烈轉折的幾個關鍵節點。

他早年接受的是傳統儒學啟蒙，隨后接觸工科教育，又在留學時全面接觸社會主義理論，再在上海與武漢的實踐中把這些理論帶給學生和工人。這種路徑帶有很強的時代印記。

有意思的一點在于，他身上始終保留著某種“學者氣”。對許多激進青年來說，重要的是激情與行動，而在他那里，思考與論證占據了不小的比重。這種性格，在革命形勢高漲時，可能顯得“不夠猛”，卻正好適合承擔“理論骨干”的角色。

也正因為如此，他與陳獨秀在某些策略問題上的分歧，并不算奇怪。一個更偏向理論論證，一個更看重短期突破。事后來看，這種內部不同聲音，本身就是一個政黨逐漸成熟中難以避免的一環。

如果把他置于整個中共早期領導人群體中來觀察，可以發現一個比較罕見的組合：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是較早參與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理論家，還在地方實實在在做過工人運動輔導和高等教育教學。這三項合在一身，在同時代人中并不多見。

十一

在一些幸存的文稿里，仍能看到他細密的批注。旁邊寫著“此處邏輯需再證”“此詞在漢語語境中易誤解”“工人聽不懂，應換說法”等等。這樣的細節說明，他并不滿足于“自用”的理解，而是不斷思考如何教別人聽得懂。

武昌江灘的水聲依舊，雨花臺的松柏一年年長高。當年那些秘密傳抄的講義，后來有的被收入檔案，有的則散佚無蹤。能見到的，只是幾個片段，卻足以勾勒出一個輪廓：他把大半青春，壓在了紙頁與課堂之上。

從時間軸上算，他犧牲時不過三十七歲，按常理，本該是一個學者開始成熟、逐漸影響更大范圍的階段。沒有機會進入這一階段，是個人的不幸，也是時代的殘酷。

李漢俊的故事，并不具備戲劇化跌宕的情節，也缺少傳奇式的生死逃亡，卻在一條相對“安靜”的路線上，呈現出早期共產黨人中的另一種面貌：少說幾句豪言，多寫幾頁理論；少露面于廣場，多出現于教室和工棚。這樣的角色，在波瀾壯闊的大歷史背景里容易被忽略，卻離思想的形成和傳播非常近。

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37歲被秘密殺害的烈士。若命運寬厚一點，讓他活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憑借曾經的基礎，很難想象他會只是一個普通的名字。至于他本可以走到多高的位置，史料給不出確切答案，只留下一個開放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