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們還在祭掃著

2026年的韓國“三一節(jié)”假期天氣晴好，仁川中華街上，老牌中餐館紛紛排起長隊，等待叫號的幾乎都是韓國本地游客。

這里既有最地道的鲅魚餃子、山東大包，也有經過百年改良的“韓式中餐”，都由后廚里操著膠東方言的老先生掌勺。其中，用東北大拉皮和韓國拌菜組合而成的“兩張皮”，同時受到中韓兩國食客的喜愛。

如果在首爾的鬧市區(qū)找尋中國美食，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麻辣燙，火鍋，奶茶店，還有近期風行韓國的糖葫蘆。在新生代華僑華人間，“餐飲出海的下一個風口”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2024年4月，仁川中華街街景。圖/IC

“140余年”“約100萬人”，這是描述1882年以來在韓華僑華人基本情況的兩個關鍵詞。這個群體很少處于聚光燈下，但他們經歷過近代史上的太多苦難：甲午戰(zhàn)爭，日本侵占朝鮮半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漫長的冷戰(zhàn)……直到1992年，韓國成為最后一個和中國實現外交關系正常化的亞洲主要國家。

2026年2月到3月，在韓國采訪期間，《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走訪了十多位不同年齡段的韓國華僑華人。前輩僑民頻頻提及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新生代僑民則關注中韓經貿變局中的新商機。歷史的傷痛與新生的活力，形成鮮明的對比。

追根溯源，一切都可以回到同一個問題：為什么來到韓國？

“同胞會再來”

很小的時候，曲歡就記得，家里祖籍是中國山東，戶口本上父親的出生地寫的是“南朝鮮仁川”。父親曾帶她到長白山，指著對面說：“那里是朝鮮，再往前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20世紀90年代，曲歡來到仁川，成為中韓建交后第一批從事跨境貿易的人。歷經多年隔膜，兩國社會磕磕絆絆地開始重新接觸。“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韓國人出于好意夸我，最常說的是：你不像中國人。”

每當思念家鄉(xiāng)，曲歡就走到仁川海濱，看一艘艘貨輪入港，又駛出前往山東半島。又過了20多年，在韓國國會圖書館和仁川華僑協會的檔案資料里看到爺爺以及更多長輩的名字時，她才發(fā)現，自己的家族和仁川已有百年的“韓中緣”。

中國與朝鮮半島一衣帶水，如果從朱熹曾孫朱潛1224年東渡高麗算起，中韓民間往來定居已有800余年的歷史。不過，近代以來，中國人以社會、經濟活動為目的，大規(guī)模地移居朝鮮半島，始于19世紀80年代。

左圖：仁川中華會館擺放的華僑抗日志士照片 右圖：仁川華僑協會收藏的華僑檔案文獻 本版攝影/本刊記者 曹然

1882年，朝鮮爆發(fā)反對日本侵略的“壬午兵變”，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領3000多名清兵抵達朝鮮，與這支軍隊同行的有40名中國商人。他們被學界視為進入朝鮮本土商業(yè)社會的第一代華商。

隨后，清政府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仁川華商租界章程》等條約，中國商人及勞工、農民大多經由水路，以仁川港為樞紐進入朝鮮，逐漸聚集于仁川、首爾、釜山、元山等地。

在始建于1887年的仁川中華會館，仁川華僑協會副會長周禧豐向記者展示了日本攝影師當年拍攝的仁川中華街景象。這些照片當時被作為“名勝景觀”印上了明信片，風貌在今日的巷弄里依稀可見。

作為租界，仁川中華街的房屋多是二層以上的小洋樓，建設洋樓所需的紅磚，其燒制技術就是由華僑華人從中國引入。與周圍的租界不同，中華街上的洋樓大多加蓋了傳統中式屋頂，還有很多體現出傳統中國民居的裝飾細節(jié)。這是華僑建筑師的心血。照片上，華商的店鋪招牌清晰可見。周禧豐指向大街左側：“這就是曲歡祖上的產業(yè)：錦成東綢緞莊。”

也是從那時起，“中國人”被當時的朝鮮社會視為特殊的富裕階層，“綢緞莊的王姑爺”成為富家少爺的代名詞。這個刻板印象埋下了隱患。

周禧豐解釋，早期華商運營的商行確實打通了朝鮮半島、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鏈，但與華商群體同時來到韓國的，還有許多華工、華農。他們并非巨富，但為韓國建筑業(yè)走向工業(yè)化、為朝鮮半島蔬菜飲食的改良，貢獻很多。

平靜的生活沒有持續(xù)幾年。1910年，日本侵占朝鮮半島。1913年，仁川清租界被取消，地名改為侮辱性的“支那町”，居民堅持使用“中華街”的名稱作為反抗。但聯通東北亞的商路逐漸不通了。

1931年，“萬寶山事件”爆發(fā)，朝鮮半島發(fā)生排華風潮，數千華人在騷亂中遇難。行走在仁川中華街上，周禧豐可以熟練地說出，哪家華人商行曾被日本浪人縱火、搶劫、殺害伙計，最終黯然離場，如今只剩下早已改換主人的老房子。1937年之后，錦成東前往中國大陸的人，沒有再返回朝鮮半島，其中就包括曲歡的父親。

中華會館的一角，陽光灑在四張老照片上，每張照片里的年輕人都被打了叉。這是本地的華人抗日志士，在被日本侵略當局槍殺前留下的遺像。在今天的官方敘事里，這成為韓國抗日獨立運動的一部分。

再然后，日本投降，美軍占領，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周禧豐提起一張老照片：僑民們高舉雙手，面對登陸的美軍。剛剛進入和平發(fā)展時期，韓國引以為傲的“漢江奇跡”，又成為近代以來在韓華僑華人的一場“大浩劫”。

年逾六旬的韓國中華總商會會長袁國棟回憶起童年往事，印象尤為深刻。那時家中的日歷上，總會被標注一個醒目的紅圈——那是每年必須辦理簽證延期的日子。“那不僅僅是一個日期，更是一種長期存在的不確定感。”

1961年，樸正熙政府上臺后大力推行的“不歡迎華僑政策”。為了打壓當時控制了韓國出口貿易70％到80％的華商，韓國政府對華僑華人的住宅、經營土地坪數做出嚴苛限制，并在簽證、貨幣、貸款、教育、銀行開戶等領域全面實施歧視性政策。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又以首爾開發(fā)為由，逼迫華商變賣掉了最后保留的一批土地和物業(yè)。

中國在韓僑民協會總會執(zhí)行總會長王海軍介紹，一方面，土地坪數限制導致華商原本的外貿生意、華農原本租賃土地種菜的營生無法持續(xù)，華僑華人被迫集中到餐飲行業(yè)求生，“韓國社會形成了‘中國人開餐館’的新刻板印象”。另一方面，為了規(guī)避歧視性政策，很多僑產被迫改變登記，由此造成的大量產權糾紛一直延續(xù)至今。

有數據顯示，“漢江奇跡”期間，70％以上的在韓華僑華人選擇離開，華僑華人總數最低降至約3萬人。但也正是在劫難中，原本按照祖籍地形成的“北幫”“廣幫”“南幫”等不同群體進一步融合。從仁川到首爾，60多個地區(qū)的“華僑協會”應運而生，一邊管理華僑戶籍檔案，一邊為生存與韓國政府周旋。

在仁川華僑協會的辦公室里，記者查閱了從1887年至今的僑民戶籍、土地檔案，以及僑界歷次開會的記錄，即使在最艱難的時期，也沒有檔案缺失。1977年，在“處境日益困難”“經費拮據，及各種困難環(huán)境下”，協會還集資修建了一棟兩層的小辦公樓，主要供華僑中小學作為校舍，定名為“自強大廈”。

明信片上的仁川中華街舊影 翻拍/本刊記者 曹然

最讓周禧豐感到自豪的，不論時局變化，每逢清明，協會都會對僑民墓地一體祭掃。“早期的群體，比如來自廣東地區(qū)的‘廣幫’，人走了，墓還在，我們每次遷移墓地、祭掃先人，都沒有忘記他們。因為我們相信，早晚有一天，同胞都會再來，我們要替他們好好照看。”

1992年8月，中韓建交。此后，韓國政府逐漸取消對華僑華人的歧視性政策，兩國民間往來規(guī)模迅速擴大。王海軍介紹，截至2025年11月，在韓居住的“廣義上的華人/華裔群體”總數已達到101.4萬人。

一位前輩僑領對記者坦言，冷戰(zhàn)時期，臺灣當局對在韓華僑一邊強化“反共教育”，一邊又忌憚韓國是“亞洲最后的盟國”而不敢捍衛(wèi)僑民利益。前輩華僑長期受此影響，一些人在中韓建交之初“在中國大使館和‘臺北代表部’之間搞等距離交往”，直到返鄉(xiāng)見證大陸的山鄉(xiāng)巨變，又看到韓國政府的歧視性政策真的被解除，“人心大變”。

1999年，韓國中華總商會成立。2002年，韓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聯合總會和中國在韓僑民協會總會成立。這兩個今天最具廣泛代表性的僑團，都由前輩華僑領袖發(fā)起組建，立場都堅定不移。“祖國強大是大勢所趨，沒有人看不到。”王海軍說。

2024年清明，仁川華僑協會的先賢祭掃活動中，出現了一個“新生代”華人的身影：曲歡。儀式結束，本地前輩僑領拉著曲歡走上仁川中華街的街頭，逢人就用一口地道的膠東口音介紹：“這是錦成東的孫女。”

“我出生時，爺爺奶奶已經去世了。但那一瞬間，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他們的時代。”曲歡說。她隨著老前輩走進仁川中華會館。“行個禮吧，你爺爺當年為會館捐過錢。”曲歡跪下來，重重地磕了一個頭。

融入、堅守與交流

在仁川中華街上體驗完“中韓合璧”的美食，沿著《三國演義》的壁畫墻走著，周禧豐有些神秘地要帶記者參觀一個“信仰場所”。佛教？儒教？道教？他都搖頭。推開義善堂的門，一字排開的五間房里，分別供奉著媽祖、觀音、關公、財神爺，還有來自東北民間狐仙信仰的胡三太爺。仁川的前輩華僑們口口相傳，這位胡三太爺“是最靈的”。

院外一角，擺著一個放有“天地君親師”牌位的神龕。周禧豐說，每到年節(jié)，他們就抬著神龕，到那些不方便行動的老人家里，幫他們完成最傳統的祭祀與祈福。

深入前輩華僑華人的世界，記者不時體會到“穿越感”。時至今日，一些僑領仍能脫口而出切口、堂口，對“青幫可以入洪幫，洪幫不能入青幫”如數家珍。但這些精神遺產正隨著一代人的老去而消亡。仁川華僑協會的成員中，三分之一年過花甲，至于年輕一代，“不少人已經換了韓國護照，融入韓國社會”。

遭受了半個世紀的歧視，老人們并不苛責年輕一代的選擇。一位前輩僑領指出，限于韓國政府過去的教育歧視政策與僑界自身的局限，不少前輩華僑從小在華僑小學、華僑中學讀書，“從小到大始終在一個小圈子里，思維固化”，加上過去僑校實力有限，中、韓、英三語都沒有真正學好，在韓國社會長期邊緣化。反而是新生代華僑華人，“既融入了韓國社會，其實也促進了中韓文明交流”。

仁川中華街街上的塑像 圖/視覺中國

21世紀初，已經成為“韓國女兒的媽媽”的曲歡，越來越感受到韓國社會對中國文化的隔膜。“每次開車路過其他國家的駐韓國文化院，就覺得：為什么我們不能組織一個？”她的新旅程從一盤西紅柿炒蛋開始：“專門從中國背來一個大鍋，把鹽和糖的比例調好，裝進小袋子里，跟韓國朋友說這是來自中國的秘制配方，然后教他們做真正的中餐。”

2002年，直屬韓國文體觀光部的國家級社團法人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成立，曲歡擔任會長。2020年開始，協會與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共同主辦“新時代中國大講堂”系列課程，至今已舉辦八屆，多位韓國前總理、國會議員及政商各界人士參與活動，“不僅有友好人士，也主動吸引、接納不同政治立場的韓國精英參加，提高這個群體整體的對華認知”。

2022年到2024年，在尹錫悅執(zhí)政時期，中韓關系面臨挑戰(zhàn)，在韓華僑華人面對的社會環(huán)境也受到沖擊。2025年6月，李在明當選新任韓國總統后，推動韓國外交重回“務實”和“平衡”軌道，得到中方積極響應。多位僑領都對記者透露，李在明執(zhí)政后，他們開展工作面臨的阻力明顯減小，當地政府官員“也經常會來詢問近期是否有歧視性問題發(fā)生”。

但另一方面，上臺后，李在明也多次提出韓中之間應基于“水平分工”和“平等協作”，重構有利于雙方發(fā)展的合作型經濟關系。對此，韓國中華總商會會長袁國棟對記者說，在兩國經貿關系從“互補”轉向“平行競爭”的大背景下，華僑華人也面臨新的機遇。過去，韓國經濟長期由大型企業(yè)主導，華僑華人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有限，華商多集中在餐飲、旅游、物流領域，行業(yè)單一。

“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應當更加開放。”袁國棟指出，華商可以發(fā)揮連接中韓的橋梁作用，一方面對接中國在科技與產業(yè)升級方面的優(yōu)勢資源，另一方面促進優(yōu)質技術與產業(yè)在韓國的落地與融合，從而實現對兩國社會都有益的共贏發(fā)展。

在職業(yè)生涯初期，袁國棟曾切身經歷韓國制度與環(huán)境帶來的壓力與限制。這段經歷，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華僑華人若要實現長遠發(fā)展，必須不斷提升自身在所在國社會中的參與度與認同度。“只有當華僑華人真正融入社會、參與社會，其經濟發(fā)展空間與社會地位才會同步提升。”

基于長期觀察與實踐，袁國棟認為，當前中韓關系總體向好，為華僑華人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新一代華僑華人在加強與祖（籍）國聯系的同時，也應更加積極地參與韓國社會。

他以東南亞華商的發(fā)展經驗為參照指出，當地華人群體之所以能夠實現持續(xù)發(fā)展，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深度參與本地社會經濟體系與公共事務。相比之下，在韓華僑華人仍有進一步拓展空間，“不僅應是經濟參與者，更應成為社會參與者與價值創(chuàng)造者”。

不過，隨著時代變化，今天的華僑華人面對的社會現實不同，想法也各異。安然生長于中國一線城市，中學時就學習過韓語。博士畢業(yè)后，他來到韓國一所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國際學院任教。這里從行政到教學都使用英語，作風國際化，讓他覺得很舒適。但他也坦言，并不希望愛人也來到韓國高校任教，因為“如果不是在這樣特殊的學院，即使身處頂尖院校，也不得不面對韓國特色的行政作風，愛人會難以接受”。

從根本上說，前輩華僑華人最初是為了逃避清末的災荒與戰(zhàn)亂，為求生存來到朝鮮半島，和闖關東、走西口有相似之處。面對生存危機，他們必須抱團，也必須適應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但對新生代華僑華人來說，選擇韓國更多緣于個人機遇。安然說，這一代年輕人，既有來的動力，也有離開的底氣。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安然為化名）

發(fā)于2026.3.30總第122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韓國華僑華人的百年沉浮

記者：曹然 劉旭 霍思伊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