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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的發展壯大,受益于鄧公的改革開放,但流量網紅有另一個說法:是侵吞了國有資產。
這個說法當然不正確,劉強東在中關村辦了小門店,他的成長,不能說是侵吞了中關村,但大眾很享受這種說法,畢竟不是所有人都真正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
那就讓數據說話。
我們不妨回到民營經濟起步的歷史現場。
改革開放之初,國有企業掌握著最核心的資源,卻也背負著沉重的體制包袱。1978年,全國國有企業虧損面高達23.7%,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面一度攀升至40%以上,不是在賺錢,是在賠錢,1996年凈虧損額達到337億元,這就失去了體制性經濟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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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大量企業已經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從1968年到1978年,整整10年,沒有增加就業崗位,于是有了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幾乎所有的城市青年都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大學反而停辦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一系列的國企改制。
如果說民營經濟是靠侵吞國有資產完成原始積累,那就意味著國資的減少與民資的增加應當此消彼長。但事實恰恰相反:從1998年到2008年,國有企業總資產從14.9萬億元增長至28.5萬億元,十年間幾乎翻倍;而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則從不足30%躍升至60%以上。兩者總量同步增長,不存在一方吞噬另一方現象。
再看另一組宏觀數據。截至2026年5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數量已突破5800萬戶,而自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國企改制的主要企業集中在2000—3000家,數字占比約0.005%,即便全部是違規侵吞,也不足以說明問題;1998年—2003年國有中小企業從24.5萬家降至14.7萬家,減少9.8萬戶,但數字占比也非常有限,也只有0.17%,這個占比支撐不住民營對社會貢獻的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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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一股反民營的網絡風,公眾本能地認為改制過程中存在黑箱操作,不排除這種情況,但不能惡意放大,成了民營經濟是侵吞了國有資產發展起來的,這種貌似正義的噪聲,是對一億八千萬民營市場主體的反動,必須丟回流量網紅的垃圾箱中。
我參加過改制,要說“侵吞”,從程序上,不能說絕無可能,但機會不大,從資產評估、公開競價、審計、審批、信息披露、職工代表大會,主要環節都在國資委的控制下,不是哪個有錢的私營老板可以為所欲為。至于集體黑箱操作,甚至說成是全國所有改制都是黑箱操作,那罵的就不是民營了。
所以,無論你站在什么立場上,都缺少數據支持。
民營的成功,部分地也可以說是平民的成功,它必然存在著這樣與那樣的問題,但所有問題的存在,更應該去追問的恰好不是民營本身,而是制度與管理的漏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營56789的社會貢獻,這是在哪也侵吞不出來的。
1977年,全國企業稅收412億,而2025年民企總稅收約10萬億,如此巨大的貢獻率,從哪能侵吞出來?是流量網紅的賬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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