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已成為流氓超級大國

作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行徑正加劇全球混亂，并深化美國危險的孤立狀態。

編者注：本文作者羅伯特·卡根并非是美國左派知識分子，相反，他是美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思想家之一。他的意識形態核心在于堅信美國必須承擔“仁慈霸權”的角色，通過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積極的干預主義來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他曾長期支持美國共和黨的對外擴張政策（如伊拉克戰爭），但隨著特朗普上臺并推行“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卡根轉而成為黨內激進的反對派。現在的卡根更傾向于一種跨黨派的“干預主義中心派”。

無論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它都既暴露又加劇了我們這個新的、破碎的、多極化的現實所帶來的危險——在美國與昔日友邦及盟友之間打入了更深的楔子；增強了俄羅斯和中國的實力；加速了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混亂；并使美國陷入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虛弱與孤立的狀態中。即使對伊朗的行動取得成功，如果它加速了盟友體系的崩潰，那也將是空洞的勝利。畢竟八十年來，這一體系一直是美國力量、影響力和安全的真正源泉。

對于美國在歐洲的友邦和盟友來說，伊朗戰爭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挫折。當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在進行一場由誰能堅持到最后來決定“勝負”的磨人戰爭時，伊朗戰爭在物質和心理上都幫了俄羅斯的忙，損害了烏克蘭。甚至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取消對俄石油制裁之前，油價就已經在飆升——正當俄羅斯的戰時赤字開始帶來巨大痛苦時，這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戰爭金庫注入了數十億美元。這筆意外之財讓普京有更多的時間和能力繼續摧毀烏克蘭的經濟基礎設施和能源網。與此同時，波斯灣國家正在耗盡美國提供的防空攔截彈庫存，而這些攔截彈與烏克蘭保衛其大城市免受俄羅斯導彈襲擊所依賴的供應源是相同的。

更令歐洲盟友擔憂的是，美國對其行為后果表現出的明顯冷漠。對歐洲人而言，當下的生存威脅并非來自一個虛弱貧困的伊朗，而是來自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它入侵烏克蘭是自二戰以來歐洲最公然的跨境領土侵略行為。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去年告訴歐洲人，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在沒有美國幫助的情況下自衛的準備。因此，他們一直在拼命調整經濟和軍事戰略，以便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應對俄羅斯的威脅。他們還承擔了對烏克蘭的大部分軍事和經濟援助，因為他們像許多美國分析家一樣擔心普京的領土野心是廣泛的，其他歐洲國家可能就是下一個目標。特朗普在德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和歐盟的反對下，仍然決定取消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這表明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是多么不顧。正如學者伊萬·克拉斯特夫所言，傳遞給歐洲的信息是：“跨大西洋關系已不再重要。”

美國的行動對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友邦及盟友造成的損害同樣嚴重。日本95%的石油來自中東，其中70%經過目前已被封鎖的霍爾木茲海峽。然而，日本和其他亞洲外交官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周抱怨說，他們“沒有收到來自特朗普政府的任何溝通”。與此同時，美國已將一個航母戰斗群和其他戰艦從西太平洋調往波斯灣，其中包括特里波利號兩棲戒備大隊的部分兵力，而這些力量本來是美國應對中國所需要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試圖辯稱，與伊朗的戰爭將通過證明“與美國的直接對抗將具有極大破壞性”來“增強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威懾”。鑒于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核大國，這對莫斯科和北京來說可能并不算什么新聞。然而，特朗普轟炸伊朗的意愿并不能說明他比以前更傾向于尋求與俄羅斯的“直接對抗”。相反，特朗普一貫試圖通過切斷對烏克蘭的直接武器供應、施壓烏克蘭屈服于俄羅斯的領土要求，以及現在取消對俄石油制裁來安撫普京。

至于中國，以色列和美國的聯軍雖然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但其成功未必能在太平洋地區復制。摧毀對手精密的防空系統是一項危險的行動——以色列在伊朗承擔了這項任務，使得隨后美國的襲擊成為可能。美國有能力邁出第一步，但未必愿意承擔這種風險。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沖突，以色列也會為美國摧毀中國的防空系統嗎？

中國領導人還會注意到，美國一直害怕派遣軍艦去開辟霍爾木茲海峽，唯恐遭到實力已大打折扣的伊朗軍隊的攻擊。這雖然可以理解，但并不具備威懾力。海格塞斯曾說：“目前阻礙海峽通航的唯一因素就是伊朗對船只的射擊。”毫無疑問，未來阻止美國援助臺灣的唯一因素將是中國的射擊，且其武器遠為先進、數量遠為充足。中國同樣注意到的事實是，為了對付已遭重創的伊朗，美國不得不從西太平洋抽調大量的空軍、海軍和地面部隊，且這種狀態可能持續數月。

一些分析家認為，俄羅斯和中國未能向伊朗提供援助，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他們的失敗，因為伊朗是他們的盟友。但俄羅斯正在通過提供衛星圖像和先進的無人機技術來幫助伊朗，以便更有效地打擊美國的軍事和支援設施。而中國在伊朗問題上并未蒙受損失，因為伊朗已允許中國的油輪安全通行。

更重要的是，在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等級中，保衛伊朗顯然處于次要地位；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地區影響力。對普京來說，烏克蘭是巨大的獎賞，將極大增強俄羅斯相對于歐洲其他國家的地位。對中國來說，主要目標是將美國趕出西太平洋，任何削弱美國在該地區投射力量能力的行為都是有利的。事實上，美國的注意力資源在中東拖得越久，對俄羅斯和中國就越有利。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會因為看到這場戰爭在美國與其歐亞盟友之間打入深層甚至永久的楔子而感到不快。

然而，特朗普政府卻將美國長期以來的利益等級顛倒了過來。八十年來，美國深度參與大中東事務，并不是因為該地區本質上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而是作為對盟友和航行自由更廣泛全球承諾的一部分，而這些正是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石。

中東沒有任何國家（包括2003年的伊拉克和今天的伊朗）曾對美國本土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伊朗沒有能打到美國的導彈，而且根據美國情報部門的說法，在2035年之前都不會有。獲取中東石油和天然氣對于美國本土的安全也從來不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美國對中東能源的依賴程度比過去要低，自霍爾木茲海峽關閉以來，特朗普已多次指出這一點。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尋求防止伊拉克或伊朗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這并不是因為這些國家會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美國的核武庫足以威懾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發動的第一次打擊，就像幾十年來它對付遠為強大的對手時那樣。美國歷屆政府擔心的是，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在其地區將更難被遏制，因為美國和以色列都無法再發動像現在這樣的攻擊。受到威脅的是中東的安全，而非美國的安全。

至于以色列，美國在二戰大屠殺后出于道德責任感承諾對其進行保護。這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從未有過任何關系。事實上，美國官員從一開始就認為支持以色列有悖于美國利益。喬治·馬歇爾在1948年反對承認以色列，迪安·艾奇遜則表示，通過承認以色列，美國已接替英國成為“中東最不受歡迎的大國”。在冷戰期間，甚至以色列的支持者也承認，純粹從“強權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以色列從未存在過”。但正如哈里·杜魯門所言，支持以色列建國的決定“并非基于石油，而是基于正義”。

甚至該地區的恐怖主義威脅也是美國介入的后果，而非原因。如果美國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沒有深度且持續地介入穆斯林世界，伊斯蘭武裝分子幾乎不會有興趣去攻擊一個5000英里之外、隔著兩大洋的漠不關心的國家。與許多神話相反，他們恨我們并不是因為“我們是誰”，而是因為“我們在哪里”。以伊朗為例，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1979年革命一直深度參與其政治，包括作為巴列維國王殘暴政權的主要支持者。避免伊斯蘭恐怖襲擊最可靠的方法本來是離開。

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一直是間接的，且次于更大的全球目標和戰略。二戰期間，美國領導了一個依賴大中東地區石油和戰略地位的國家聯盟。冷戰期間，美國不僅承擔了保衛猶太國家的責任，還承擔了保衛依賴中東石油的歐亞盟友的防御及經濟福祉的責任。冷戰后，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喬治·H·W·布什政府認為，如果不能扭轉這一侵略行為，將在誕生的“世界新秩序”中樹立一個危險的先例。

這種全球責任感正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后要摒棄和廢除的。特朗普政府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已將美國政策的重點從世界秩序大幅轉向本土安全和西半球霸權，并適時降低了中東在美國關注等級中的地位。一個只關心本土防御和西半球的美國，在該地區看不到任何值得為之奮斗的東西。在20世紀20和30年代“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鼎盛時期，當美國人甚至不認為歐洲和亞洲是其切身利益時，如果說他們在廣大的中東地區有任何安全利益，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幻覺。

然而現在，出于只有特朗普政府才知道的原因，中東突然成了頭等大事；事實上，對于特朗普和戰爭的支持者來說，這似乎成了唯一的優先事項，顯然值得付出任何代價，包括投入地面部隊，甚至摧毀美國的盟友體系。

如果沒有其他威脅需要擔心，這或許還說得通。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感知的最大威脅是國際恐怖主義。當時中國處于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下的溫和階段。俄羅斯對歐洲不構成威脅；相反，那是俄德伙伴關系的年代，西歐人覺得整體戰略局勢毫無威脅，以至于他們才是懷疑北約必要性的人。只有東歐人仍在擔心卷土重來的俄羅斯，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立即加入美國參與了伊拉克戰爭。

23年后的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世界和平以及歐亞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恐怖主義和伊朗，而是俄羅斯和中國。今天的世界看起來更像1934年，而不是冷戰后某些人想象中的后歷史天堂。歐洲和美國領導人之間的分歧不在于關于權力效用的哲學爭論，而在于根本的安全利益。美國對歐洲反抗俄羅斯侵略的斗爭表現出的冷漠，構成了一場深刻的地緣政治革命——這也許是二戰后建立的盟友關系的最終瓦解。

除了以色列本身，世界上很難找到任何一個國家因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的戰爭而感到安心。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海灣國家領導人對美國“引發了一場將他們置于風口浪尖的戰爭”感到“私下里非常憤怒”。盡管美國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卻無法保護這些國家免受伊朗的攻擊；現在他們只能寄希望于特朗普不要丟下他們去面對一個雖被削弱但仍完整且憤怒的伊朗政權，而是加大美國對該地區的長期軍事承諾，包括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

以色列人也應該問問，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美國人對這場戰斗的投入。一個能夠拋棄歐洲和東亞長期盟友的美國，也同樣能夠拋棄以色列。如果沒有長期且深度的美國承諾，以色列能維持其在地區的新霸主地位嗎？

事實上，這場戰爭的意外效果可能是驅使地區參與者在尋求美國之外，還要尋求其他大國的保護。特朗普本人已邀請中國協助開辟海峽，而中國正積極拉攏阿拉伯和海灣國家。海灣國家并不排斥與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以色列也是如此。它曾將海法港一個集裝箱碼頭的經營權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盡管遭到了使用該港口的美國海軍的反對。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以色列幾乎是美國盟友中唯一拒絕參與制裁的國家。當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2019年競選連任時，他的一些競選海報展示了他在“不同量級”的標語下與普京握手的畫面。沒人應該為此責怪以色列人。他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理應去做他們認為生存所必需的事情。美國人可能對以色列有情感或宗教上的依戀，但以色列人卻不能感性地予以回饋。

考慮到本屆政府對國際責任的輕率態度，情況尤其如此。伊朗戰爭是“美國優先”式的全球干預：沒有公眾辯論，沒有國會投票，沒有與除以色列以外的盟友合作，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連協商都沒有，而且顯然不關心對地區和世界的潛在后果。“他們說如果你打破了它，你就得擁有它。我不信那一套，”美國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說道，他可以說是特朗普在戰爭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顧問。

對歐洲人來說，問題比美國的漠視和不負責任更為嚴重。他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持續敵對的美國——一個不再把盟友當盟友，也不再區分盟友和潛在對手的美國。華盛頓去年征收的侵略性關稅對美國昔日朋友的打擊，至少與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打擊一樣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更重。歐洲人現在必然想知道，特朗普決定與伊朗開戰，是否會讓他更有可能或更沒可能在格陵蘭島問題上采取類似的冒險行動。畢竟，占領那片不設防的丹麥領土的風險和成本，將遠低于發動當前戰爭的風險和成本。最近警告美國行動已產生“國際法和多邊組織的危機”以及“共同世界秩序的崩潰”的，不是某個歐盟自由主義者，而是特朗普的保守派朋友、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在曾經的盟國中，反美情緒正在上升。最近Politico的一項民意調查詢問中國和美國哪個更可靠，57%的加拿大人、40%的德國人和42%的英國人選擇了中國——這標志著美國感知信譽的急劇下降。在過去，美國的盟友關系能在公眾反對浪潮中幸存，是因為各國政府知道，無論美國犯下什么錯誤，無論華盛頓多么不受歡迎，它始終完全致力于捍衛保護他們的秩序。今天，這已不再是事實。

特朗普反復明確表示（包括在這場戰爭期間），如果他對一個盟友不滿意，他就會撤回美國的保護。他曾暫時切斷與烏克蘭的情報共享，以懲罰其拒絕屈從于莫斯科。他警告說，日本和韓國等盟友應該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在這場戰爭中，他威脅要讓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關閉，并將問題丟給那些比美國更需要它的人。特朗普對待盟友的策略幾乎完全由威脅組成：征收關稅、拋棄他們，以及在格陵蘭島問題上，使用武力奪取領土。當特朗普發現他需要盟友幫助對抗伊朗時，他沒有尋求幫助或努力說服他們。他只是“要求”他們按他說的做。特朗普不想要盟友——他想要的是附庸。

結果是，友邦和盟友將越來越不愿與美國合作。這一次，西班牙拒絕美國在其領土上使用空軍和海軍基地。下一次，可能是德國、意大利，甚至是日本。世界各國將不再依賴美國的承諾和永久聯盟，而是依賴特設聯盟來應對危機。沒有人會出于自愿與美國合作，只有迫于壓力才會。失去盟友后，美國將不得不依賴它控制的客戶（如委內瑞拉）或它能欺凌的弱小力量。

80年來，美國無視了國際關系中類似物理定律的東西：均勢（balancing）概念。開創性的現實主義思想家肯尼思·沃爾茲曾觀察到，“失去平衡的力量，無論由誰掌握，對他人都是潛在的危險。”這理應適用于美國，因為在二戰結束后的八十年里，全球權力分配高度“失衡”地向美國傾斜。然而，無論是在20世紀40年代還是在冷戰后，世界其他大國甚至從未考慮過聯合起來制衡美國這個霸權。他們大多沒有將歷史上第一個全球“超級大國”視為需要遏制的危險，而是將其視為可以爭取的伙伴。

美國人并非處理世界事務時永不犯錯的管家。他們可能自私、自以為是、偏執、好斗、草率，也可能冷漠和無知。他們可能對自己的力量范圍過于自信，接著又對使用力量的可能性過于悲觀——換句話說，美國人并無特殊之處，即使他們國家的地理政治環境是獨特的。然而，在整個冷戰期間及其后的近四十年里，全球的盟友和伙伴無論順境逆境都緊緊追隨美國秩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等不受歡迎的戰爭中幸存了下來。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這種“美國制造”的全球經濟災難中幸存了下來。它甚至在美國相對經濟和軍事實力衰落的情況下幸存了下來。事實上，美國的大國地位不僅僅被容忍和原諒：其他國家鼓勵它、教唆它，并以驚人的頻率通過北約和聯合國等多邊機構以及非正式聯盟使其合法化。這，比起原始實力，才是讓美國成為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大國的原因。

那些日子已經結束，且短期內不會回來。曾經追隨美國的國家現在將保持疏遠或聯手反抗——不是因為他們想這么做，而是因為美國讓他們別無選擇，因為它既不保護他們，也不停止剝削他們。歡迎來到流氓美國超級大國的時代。這將是一個孤獨且危險的時代。

作者簡介：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最近著有《反叛：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Again）。

注：此文英文原文發表在2026年3月30日《大西洋月刊》的網站上，原文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2026/03/trump-us-power-iran/686567/ 此文的英文標題是：America Is Now a Rogue Super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