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櫻花都不敢看，談何文化自信？別讓“恐日癥”鎖死中國的春天

又到了一年櫻花爛漫綻放的時候，大江南北的櫻花那叫一個開得熱鬧非凡。從武漢大學那充滿詩意的櫻花大道，到南京雞鳴寺那條滿是浪漫的櫻花小徑；從無錫黿頭渚那綿延十里的櫻花林，到上海顧村那如漫天粉色雪花飄落的櫻花海，這原本可是文旅宣傳的黃金時段啊，是城市盡情展現魅力、拉動消費的絕佳好機會。

可怪了，不少地方文旅部門卻像集體失聲了一樣，陷入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沉默。宣傳文案不敢發，推廣活動不敢搞，就連官方賬號提到櫻花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好像這枝頭盛開的不是美麗的春日景致，而是一碰就會爆炸的輿論炸彈。

在平臺上，年輕人那可是熱情高漲，紛紛跑到櫻花樹下打卡拍照，用鏡頭記錄下春天的浪漫瞬間，民間賞櫻的熱潮那是一浪高過一浪。可官方呢，卻像縮頭烏龜一樣，畏畏縮縮、不敢吭聲。一邊是民眾對美好事物的天然向往，一邊是管理者過度的小心謹慎，這種強烈的反差，恰恰揭開了當下一種特別荒誕的現實：咱們天天喊著文化自信，可面對一朵原產自中國的櫻花，卻先自己亂了陣腳，矮了別人一頭。

仔細探究根源，問題不在櫻花本身，而是一些人心里被一根叫“極端狹隘民族情緒”的繩子給纏住了，被網絡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帶偏了節奏，患上了一種“恐日癥”的輿論恐懼病。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把櫻花和日本綁在一起，再粗暴地給它貼上歷史傷痛、崇日媚日的標簽。只要有人宣傳櫻花、欣賞櫻花，一頂“數典忘祖”“精日媚外”的大帽子就狠狠扣下來，動不動就上升到國家立場、民族氣節的高度，用極端言論裹挾輿論、制造對立。

地方文旅部門害怕了，怕被網絡暴力攻擊、怕被追責問責、怕被貼上不該有的負面標簽，于是就選擇明哲保身，秉持“沉默是金”的原則。可這種沉默，可不是理性的審慎思考，而是懦弱的表現，是對自己的自我閹割；不是堅守立場，而是被極端情緒綁架后的自我投降。更可笑的是，這群高舉“愛國”大旗、對櫻花喊打喊殺的人，連最基本的歷史知識和植物學常識都懶得去了解，活在自己編織的偏見繭房里，用無知來充當正義，用極端來偽裝愛國。

櫻花從來都不是日本的專屬標志，這可是有明確史料和科學依據的鐵證。日本權威的園藝著作《櫻大鑒》早就明確記載：櫻花原產于中國，起源于喜馬拉雅山脈，后來逐步傳播到全國各地，再經由遣唐使帶到了日本。全球野生櫻花大約有150種，中國就獨占了50多種，是世界上櫻花種質資源最豐富的國家，要說櫻花的“祖籍”，中國才是正兒八經的主人。

早在秦漢時期，櫻花就已經被栽種在宮苑之中，成為皇家園林里的一道亮麗景致；到了大唐盛世，櫻花更是遍布市井園林，成為文人墨客筆下常常描繪的對象。白居易寫下“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枝便當游”，把賞櫻時的閑適愜意刻畫得入木三分；南唐李煜用“櫻花落盡階前月，象床愁倚薰籠”來寄托情思，櫻花早就融入了中華文脈，成為古典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那時候的日本，還在全面學習大唐文化，從制度、建筑、詩詞到茶飲、花木，把包括櫻花在內的中華文化精髓都帶回了本國。

日本如今能把櫻花打造成國家文化符號，不過是近代以來對櫻花品種進行改良培育、大力推廣傳播的結果，這是文化運營的成功，可不是文化歸屬的定論。可偏偏有些人，主動放棄了櫻花的文化根脈，心甘情愿地把這朵原產中國、在大唐盛開的花木，雙手奉給日本，把它徹底異化成“日本象征”，然后再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對欣賞這朵花的國人橫加指責。這種行為，根本不是愛國，而是對中華歷史的無知，是對文化根脈的背叛，是徹頭徹尾的文化自我矮化。

更荒誕的是，這群人還刻意扭曲櫻花的內涵，強行把它和日本軍國主義綁在一起，制造非黑即白的邏輯陷阱。歷史是歷史，花木是花木，文化是文化，這三者從來都不能粗暴地混為一談。我們銘記南京大屠殺的傷痛，是為了銘記歷史教訓、緬懷遇難同胞、捍衛和平正義，不是讓我們帶著仇恨去仇視一朵花、排斥一種植物；我們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錯誤言行，是為了警惕歷史虛無主義，不是讓我們陷入盲目排外、自我封閉的怪圈。

把賞櫻等同于崇日，把欣賞原產中國的花木等同于背叛民族，這種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淺薄透頂。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是不是該放棄唐式建筑，因為日本學走了？是不是該摒棄茶道花藝，因為日本傳承了？是不是該禁用漢字、廢除和服（吳服），因為這些都源自中華卻被他國發揚光大？要是這樣，我們堅守的就不是民族氣節，而是把自己鎖進了閉關鎖國的牢籠，親手斬斷了文化交流的紐帶。

真正的文化自信，從來不是畫地為牢、排斥一切，不是草木皆兵、過度敏感，而是要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要有“我自巋然不動”的底氣，要有敢于定義、善于融合的魄力。

回望大唐盛世，為什么能成為中華文明的巔峰？因為大唐從不因為胡旋舞來自西域就拒絕接納，從不因為胡食、胡樂來自異域就盲目排斥，而是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把外來文化和中華文化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萬國來朝、氣象萬千的盛唐景象。盛唐的自信，不在于拒絕一切，而在于消化一切、升華一切；不在于害怕被影響，而在于我能影響世界。

再看當今世界，美國為什么能掌握文化定義權？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敢于輸出、敢于定義，用影視、文化、符號來塑造自身形象，讓世界接受它的敘事。反觀我們，明明擁有櫻花的文化源頭，明明可以把中國賞櫻文化、春日美學推向世界，打造屬于中國的文旅名片，卻因為一些網絡雜音、極端節奏，主動退縮、自我設限，把文化傳播的主動權、春日經濟的發展權白白讓給了別人。這不是清醒，是軟弱；不是堅守，是妥協。

武漢大學的櫻花，見證過抗戰的烽火，承載著中日友好的期許；南京雞鳴寺的櫻花，是金陵城蘇醒的信號，是市民心中春天的象征；無錫黿頭渚的櫻花，是吳越山水和江南春色的完美交融，是“中華第一賞櫻地”的底氣所在。這些櫻花，扎根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在中國的春光里，早就和中國的城市、文化、民眾情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們是中國的櫻花，是春天的櫻花，和所謂的“崇日”沒有半毛錢關系。

可如今，地方文旅的沉默、輿論的裹挾，卻讓這些櫻花蒙上了不該有的政治色彩。我們讓民眾在欣賞美之前，先進行政治站隊、先做自我審查；讓城市放棄了文旅宣傳的好機會，讓春日經濟自己束縛了手腳；讓下一代在偏見中長大，誤以為原產中國的花木是他國的禁忌，這是多么悲哀、多么諷刺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