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0年連縣抗日陣亡官兵入祀忠烈祠名錄》在電腦里放有七八年了,年年對自己說清明前整理好,年年桃花開又謝,年年春風青草,卻年年沒動。本名錄來源于1940年縣長王仁宇、1941年縣長李仲仁根據各部隊乙種調查表填注,具名造冊,呈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簽核,以擇日入祀連縣忠烈祠。
一九三八年,廣東省政府下令,全省各縣擇址興建本縣忠烈祠以安民心士氣,連縣利用舊城墻上之“城北樓”為址,改建為本縣忠烈祠(已拆毀)。一九四一年,第一批廿八位忠烈牌位,由縣長王仁宇送入祠祭祀。
同年秋,王縣長政聲卓著,升調廣東第三區行政公署任專員,李仲仁接任縣長。李是臺山人,曾任廣東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早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雖是新學俊彥,但其簽署公文之一手行書,當得上流水行云四字,隨便秒殺當今國手。李縣長于一九四二年,送三七位忠烈牌位入祠受祭。
我不按批次,按各位忠烈先賢陣亡殉國先后為序,重排其名。
詩意與實用,鄉土地名變遷之缺失
本名錄最撓頭是民國時期鄉名多已改動,無法逐一辨認對應附注。這事挺讓我無語的,民國前鄉土名稱普遍文雅,如連州九陂鎮,原名水云鄉,山塘原名山河鄉,東陂原名東和鄉,連南三江鎮,原名高良鄉(上下)……
五十年代改名運動,本質上是以粗鄙的實用主義對傳統審美的全面批判。這場以直白簡易、好認為導向的改名結果,雖然短期內降低行政管理門檻,但在文化維度上,卻是對歷史脈絡進行一次砸骨斷筋的修理。
中國傳統地名往往具山水美學與地域靈韻。我翻閱檔案,第一次看見水云鄉地名時被其所蘊含的文化意味驚呆了,一時間不知道是哪個鎮,隨后查閱方知今名九陂……“水云鄉”三字,已不僅僅是空間坐標,更是一種文化意象的疊加,將嶺南山區的氤氳水汽與古人的隱逸思想編織在一起。
地名是活著的歷史,又如“高良”一詞,實為古越語地名(僚瑤)。在嶺南,“良”指高山上平地或田野。“高良”一詞隱藏著百越先民遷徙、墾殖及與自然博弈的文化信息。改名后,這種遠古族群記憶被功能性名稱所覆蓋。
五十年代行政權力的傲慢,導致改名邏輯優先考慮革命化,同時再考慮通訊與政令傳達便利,完全不顧及地名作為文化記憶載體的神圣性。當行政力量以革命和簡便為由抹除那些古老字符時,實際上也割斷民眾與祖先、與土地的情感聯系。如今,連縣人面對九陂或山塘這類同質化、大眾化的名字前,很難再感悟到這片土地獨有的民族融合史或地方史。
行政官員不僅僅是審美貧乏,更多是在政治上奴顏婢骨的迎合。他們對中國疆域之廣、方言之深、習俗之異,試圖用一套工農式革命的命名邏輯來覆蓋多元的鄉土生態,最終導致城鎮景觀與人文內涵的粗俗與平庸。這種對傳統的冷漠,使得今天我在整理鄉土歷史時,失去了與時間對話的文化密碼。
很抱歉我將五、六十年代本縣官員一棍掃翻,不然你喜歡看見這一幕:兩軍對壘,一騎白馬銀槍沖出,陣前勒韁立馬一聲大叱:呔,爾等誰敢對陣,謀乃石家莊趙子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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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錄中看抗戰之慘烈
這份名錄是的無聲見證……
一,年齡統計
二十歲(含)至三十歲(不含):共四一人
這是一九四〇年之前中國軍隊的絕對主力,大部分為基層士兵、班長及少尉排長。
三十歲(含)至四十歲(不含):共十七人
此年齡段多為資深士官或中層軍官,如一五四師九二〇團中校團附黃子豐、八三軍軍部上尉參謀王繼昭。
其他年齡段:少年兵二人,成李月、鄭發揮均十六歲。四十歲老兵二人,陳德勝四十歲、譚安慎四六歲。
二,兵源補充
從年齡段統計中可見,一九四〇年之前兵源尚未枯竭,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人占中國軍隊總數的60%以上。從籍貫中所知,很多殉國忠烈不僅僅來自同一縣,甚至是同鄉同村。他們少年時是玩伴, 是兄弟, 長大后一起從軍,一起戰斗,乃至一起殉國。
他們正值壯年,本該是家中棟梁、田間好手,但在民族危亡之際,連縣這批子弟集體告別父老,義無反顧地走向淞滬、南京和豫東戰場,再也沒有回來。
三十歲到四十歲這一組中,許多人已是職業軍人或有豐富經驗的基層指揮官。他們在戰場上陣亡,意味著部隊失去戰斗骨干,如在南京保衛戰最后突圍殉國中校團附黃子豐,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破碎,更是當時國家軍事精英的重大損失。
三,戰役識別
說實話,大部分官兵一看番號,陣亡地點,我就知道他是死于哪一場戰役,知道他們團長、營長、連長是誰,還可以根據時間查閱戰報,知道他陣亡那次戰斗的詳情。嗯,有些很熟悉的番號,我可能還采訪過與他們同一連隊的后續戰友……有些則相對陌生,只知道大概戰役背景,對其所服務部隊戰斗史不熟悉。
讓我意外的是,名錄里記載了成利江、熊寶忠、吳記生、唐同標四位十九路軍戰士,他們于一九三二年淞滬抗戰陣亡,是連縣第一批倒在抗日戰場上的烈士,真是門楣生輝,無上光榮。
隨后,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分別有胡德、成李月兩位戰士,兩人均是第四路軍教導旅士兵,他們太不走運了,在祁陽籍彭霖生麾下當兵。抗戰伊始,彭旅長決心是有的,主動申請出省援淞滬,本想給自己撈點戰功資本,沒想到指揮水平太菜,日軍一次炮火覆蓋,教導旅就損兵折將縮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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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三師軍士補習班全體官兵攝影,廿三年七月十九日。
名錄上至慘莫過于一五五師徐昌金、黃志、蕭配華、駱建明、鄭發揮、易順生、陳模等七位士兵,他們是在蘭封會戰羅王寨車站陣亡。
時李宗仁臺兒莊小勝,要再來一把,短時間徐州匯集軍隊超五十萬。日軍卻不如其所愿南北對進,以土肥圓賢二率第十四師團突然渡過黃河占領蘭封,將隴海線一刀砍斷,直接抄了幾十萬大軍后路。最高軍事當局立即命令薛岳率六十四軍為主力奪回要點,蘭封羅王寨車站。
六十四軍由一五五、一八七組成,其中一五五師前身為粵軍獨立第三師,于一九三二年在南雄成立,師長由粵西北綏靖公署專員李漢魂兼任。故,該師兵源多來自粵北各縣。
羅王寨一戰,連縣一郡便七人陣亡,從概率上看,可見該部士卒,連縣所占比之重。如此多同鄉同袍在同一天、同一地點成批倒下,說明當時戰斗乃迎彈對沖,無人退縮。沒什么好埋怨的,師長陳公俠之胞弟, 中校團附陳公任同在此役陣亡。
尤記軍長李漢魂在日記中言,在望遠鏡中目睹親訓三年之官兵在日軍機槍下如落葉倒在沖鋒路上,不僅目眥盡裂,心如刀割……二〇一三年,我在從化采訪該師師部通訊連上士班長郭錦楊,與其提起及羅王寨戰斗,郭老兵面露凄容,嘶啞著說,死咗好多弟兄吖,凄涼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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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粵北會戰期間, 一五七師一個團級指揮部在清遠。
張壽、成明龍、歐陽宏業、唐木生四位忠烈陣亡于第一次粵北會戰。清遠銀盞坳之戰,何止一五八師,一五七也被打得狼狽不堪。嗯,我之宗族叔公九四〇團第三營營長陳超明,也在此役身負重傷,差點一起陣亡殉國。
黃瑞隆、黃洪、陳志良、吳新暉、唐洪、鄧橫德、何榮諸君為一五七師四七一團士兵,陣亡戰役時間是第二次粵北會戰,陣亡地點乃現從化團豐村附近山墚(民國時該地屬佛岡)。
四七一團這個番號是有問題的,戰斗發生時,番號應該還是一五七師四七一旅九四〇團,五月打完第二次粵北會戰后,該師于八月從二二四制改三三制,九四〇團改四七一團。為尊重原文,我不改錯,僅在此附注說明。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軍一〇四師團沿廣從公路北進,與六十三軍一五二師在良口發生激戰。該師判明敵人非小規模擾亂性襲擊,而是大規模的進攻,向戰區急求救援。
六十二軍一五七師原駐英德青塘整訓,師長練惕生不及全師集中,命最接近良口之九三八團火速增援,到達良口以北地區后,九三八團即匯同一八七師一部向敵軍側翼部隊發起攻擊。兩個團經過兩日戰斗未得手,自動撤離陣地,調整隊伍,以圖再攻。
日軍主力部隊感受到阻力,便西向迂回,企圖先殲滅我軍在佛岡水頭以南守備部隊。剛好在水頭墟遇上進入佛公坳陣地的九四〇團(李友莊團),兩軍立即展開肉搏戰,互相拉鋸達一晝夜,連排級干部傷亡過半,陣地部分被敵突入,幸虧九四一團在左翼后的豬仔梁頂陣地策應火力才勉強頂住,但情勢已非常危急,該團向師部請援。倒霉的是九三七團(吳耀波團)一個營前往增援,該營因地形不熟,夜間行動迷失方向,天明后仍聯絡不上。當時敵軍繼續猛攻,陣地多處被敵突入。入夜,九四〇團由佛公坳轉移到耀洞南側高地占領陣地,九四一團由豬仔梁頂轉移耀洞北側占領陣地,共同抵抗敵人。又經半日戰斗,敵勢漸弱,我軍乘時進行反擊……
以上便是四七一團連縣籍七位士兵戰斗陣亡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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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石祥、何水勝、袁日旺、黃古、何福養、歐陽廣福等忠烈為九三師士兵,他們在參加桂南會戰時陣亡。但原文陣亡地點標注為廣西武鳴那墓嶺200高地,我覺得不是那墓嶺……懶得自己查,發給廣西兄弟,讓他們校正。嗯,陀地好辦事,一下就找到正確地名,武鳴太平鎮那暮嶺。
廣西同行阿良看名錄后,灑淚大呼:可歌可泣!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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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抄錄整理制表,好像也沒什么現實意義。 無非有時候覺得,萬一,我說是萬一哈,萬一他們有一天魂魄歸來,或許能循著本表,回鄉。
抗戰,乃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非黨派之爭,更非意識形態之辯。余觀其名錄,皆我連縣之赤子,民族之精魂!上至不惑之年,下及弱冠少年,可憐尚余稚氣,便已捐軀赴難。
彼等棄鋤犁、別親長,北上中原,南守珠江,以血肉之軀,筑不死之國魂。今日重錄芳名,字字血淚,鏗鏘有聲。時維清明,山河肅色。凡我連縣兒女, 當永志不忘。
陳重陽恭錄
2026年3月31日
又及,黃子豐、何勝甫、王繼昭、何芳潯四位,乃中央軍校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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