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見過“世面”的農民工回到縣城

在外打工17年，“初代農民工”田維堂從上海回到老家，開了一家廣告店。回到故鄉，他反而成了“外地人”。那套在大城市習得的規矩，在縣城里沒用了。他很難融入當地朋友圈，也學不會人情世故。

1995年，他辭掉鄉村民辦教師的工作，成為當地最早南下進廠的打工仔。在當時的同鄉看來，農民放棄土地是破天荒的。如今，縣城和他離開時完全不同了，青壯年都在外面打工，還有一部分像他一樣返鄉，開店當起小老板，成為縣城的“新市民”。

在漫長的打工生涯里，田維堂從工廠里的“小貴州”變成了“田老師”“田總”，但他始終處在身份的迷茫中。

以下根據田維堂口述，以及他的自傳作品《田老師打工記》整理。

文丨魏榮歡

編輯丨王之言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為女兒無法留在上海參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貴州務川縣城創業。這一年我48歲。相對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買雙拖鞋都打聽了好多人。

離家多年，我的口音沒有改變，只是有些貴州方言已經忘了，比如當地人說一個人很高興，就說“淮息”，第一個字念第一聲。

縣城建在一條寬闊的溝里，兩邊都是連綿起伏的大山，這條溝彎彎曲曲在山腳下。1987年，這里成立了少數民族自治縣，仡佬族和苗族最多。我是土家族，不過我們在生活習慣上沒有任何差別。

但我保留了在上海和廣東的生活習慣，幾乎每天都要洗澡。以前在農村，只有夏天才會下河洗幾次澡，其他三個季節那是完全不洗澡的。之前留在老家的弟弟要辦婚禮了，還是我跟我愛人強迫他洗了一個澡。

我還曾對上海的朋友吹噓，貴州冬暖夏涼，空調根本就賣不出去。我30歲之前都留在貴州，那時家里既沒有空調，也沒有電風扇。2012年夏天，我妻女從上海回來的那天晚上，縣城天氣特別熱，熱得睡不著。我才發現，原來過去是貧窮讓我們不得不忍耐炎熱。這年夏天，我第一次在貴州買了一臺電風扇。

我以為我從上海回來，是高消費者，很驕傲的。結果發現，縣城起步價比上海還高——不管買什么，最低消費是一塊。在上海，可以花一毛、兩毛錢買兩根蔥，在老家不行，最少要買一塊錢的，一大把，放黃了也吃不完。

有一次，我出門坐公交，一上車投了一枚硬幣。在上海，大家習慣用硬幣，很少有用紙幣的。硬幣落下的聲音驚動了女售票員。她對我說：“我們這里不用銻毫（硬幣），你那個錢不算數的。”

我感覺她的表情里有種輕視的態度。爭執了幾句，我喊駕駛員停車，說要報警。記不得駕駛員是否停了車，但車上的人只是默默看著，沒人幫我。

我就真的報警了。接線員說，我們這里確實只用紙幣，不用硬幣。我又問，能不能拿回投進去的那枚硬幣，對方回答，我也不知道。

我迫不得已重新投了一張紙幣進去。我跟當地朋友說起這事，他們說，我們這里就是這樣，就轉移話題了，覺得這事太小不值得討論。

為什么我要堅持？在上海的時候，我愛人曾無緣無故被工廠裁員，她堅持打官司。我還勸她放棄，覺得我們這些打工的沒有人給撐腰，結果她維權成功了。我在外地打工這么多年，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被影響了，就算只是一塊錢，我也有維護利益的權利。

當時縣城已經開始規劃建設新城區了，我決定在那選擇一間門面房，開一家廣告店。我見證過城市化進程的大趨勢。2003年剛去上海的時候，我們住在浦東新區張江鎮的城鄉接合部，后來周邊到處開發房地產，五六年過去，周圍都是現代化小區。我很快把老家鎮上新買一年的宅基地賣掉，價格翻了一倍。當時我跟親戚預測，將來鎮上的人口會越來越少。

縣城的新城區只有兩個小區和短短一條街道，和老城區隔著大約兩公里，周邊都是碎磚爛瓦，人行道還是泥巴路，汽車駛過便塵土飛揚。我把店開在了民族中學門口，附近還有第三小學，那些學生都是我的潛在客戶。一位朋友卻認為，老城區步行街位置更好。

我買了兩臺電腦，一臺中型復印機，一臺刻字機，就開業了。左右鄰居有小吃店、便利店、粉店、藥店，還有另外兩家廣告店。那些老板大多比我年輕，那兩位同行只有30歲左右。絕大部分都是打工賺了一點錢，想換一種活法，回來當老板的。

我一個人兼著設計師、電焊工和安裝工。客人提出稍微多一些花樣的設計要求，我就通過QQ發給我的侄孫來設計。開業第一天，復印了一張身份證，賺了5毛錢。前三個月都是這樣，一天盈利個幾毛幾塊錢。

●田維堂的店面。講述者供圖

我有些后悔回縣城，還不如去遵義或貴陽，市場要大一些。其實當時也考慮過去那，但那邊沒有太親密的朋友。

倒是有位十幾歲就認識的發小，在縣城當了領導。有次我問他，假如我回縣城做生意，你支不支持我？“當然了，我不支持你支持誰。”他大包大攬的話，讓我有了依靠，下決心回來了。

廣告這行業務范圍很寬，凡是大街上看到的那些亮化工程，發光字、LED屏幕，都可以做。多少是有一點利潤的，主要是看量的大小。發小說一年最少支持我50萬業務，如果我做得很好，一年給我500萬業務也是可能的。我們年輕的時候關系就很好，一起談理想，放假去村子里搞社會調查，我很信任他。我甚至沒提前調查縣城的市場價格，覺得靠這個關系，再怎么樣也不會賺不到錢。

有回我去跑業務，一位負責人問我做噴繪多少錢。我按照上海的行情給他報價，每平方60元。那人極為吃驚，“哪有這行情？”我這才知道，縣城的行情是15元一個平方。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后悔當時沒有進行更全面的市場調查就貿然行動，如此單價賺得也太少了。

開店前三個月，每天店里的收入只有幾十元錢，不夠房租和水電，我開始整夜整夜睡不著覺。那個春天，我都沒關心過山上的花是否開了。

我沉不住氣了，又去找發小。他說：“你先要做一筆虧本的生意才行啊。”

我聽罷覺得云里霧里，請教了一位共同朋友。“這話都不明白?”朋友問我，“你在上海都和什么人打交道?”

在上海拉業務，我都是騎著自行車直接去大街上，看到哪里裝修門面，發一張名片介紹一下。得知我以前只是跟小老板和工人打交道后，他說，難怪不懂。

我突然就明白了，他們認定我是一個在上海見過“世面”的人，還以為我在跟他們裝糊涂。其實我沒有實力去做“虧本”買賣，想講實情，朋友卻說：“如果你告訴發小實情，大概率更沒有希望了。”

后來我還是實話實說，想讓發小支持生意的事再沒了下文。

2008年我回鎮上賣宅基地的時候，和發小曾見過一次。那時候他正處于事業低谷，言語之間很羨慕我，覺得我在外面風生水起，因為我掏出一盒售價45元的硬中華給他抽。那天大家談得很歡快，一起在縣城里面散步，他請我吃了宵夜。其實，那包煙是在地攤上花5塊錢買的。

這年回縣城，我也帶了兩包煙裝面子，一包8塊錢的紅雙喜，一包10塊錢的上海牌香煙。上海牌盒子上有“上海”兩個字，一看就是我從大上海回來的。

這回我給發小遞煙，他放在了一邊，沒點。過了一會兒，他從自己兜里面掏出一包煙，紫紅盒子。我后來專門去商店看了玻璃柜里的價格，三四十塊。那之后，我也開始準備這種價格的煙。

開店前，我曾需要一筆啟動資金，就拜托發小幫我借貸款。他當著我的面給在銀行工作的同學打了個電話，他同學說按程序辦，要抵押貸款。我說給他看湖南的房產證，發小哼了一聲，懷疑我是吹牛，辦了假證。

還有朋友說我不該回來，在教育上對不起孩子。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時外地學生在上海不能讀普通高中、參加高考，一定要留的話只能讀職業高中。

我們村里人倒是相信，我是村民小組中第一個在城里買房的人。再加上弟弟宣傳說我回來開廣告公司，跟開店是兩個概念。同宗侄兒很爽快地借了5萬塊錢，連借條都沒讓寫。

正當經營萬念俱灰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一單咖啡廳的業務，7600元，一筆巨款。所有工序差不多都是我一個人完成。后來我還接到另一位朋友介紹的業務，2000平方噴繪和上千米橫幅。這單收入超過前三個月的總和。那之后，我的生意越來越好。2012年底，我還了侄兒的錢，給了6000利息。

從2013年開始，縣城的新城區開始大面積開發。新樓盤幾乎遍地開花。這給各行各業都帶來了商機，包括我們做戶外廣告的。2013年到2015年的這三年時間，平均每天的營業額都在2000元以上。那時候移動支付還沒有到來，我隔三岔五就要去銀行存一次錢。

●縣城新城區夜景，田維堂的店面就開在附近。講述者供圖

但我始終不懂人情世故。或者說，不是不懂，是不愿意。很多人以為，我從上海回來應該是最懂的。在上海我也會請干活的工人們吃飯，炒幾個好菜，喝啤酒，人家照顧了生意買點禮物送去。不過這些也都是在上海才學會的，更早前在廣東那會兒都是直來直去。

老家人很重視人情世故。每年冬季是紅白喜事最熱鬧的季節，很多人整天吃酒送禮忙不過來。我遠在上海，也叫我湊份子錢。他們為了收禮金，找各種理由辦酒，修房子、結婚、孩子滿月等，有的人辦一次紅白喜事能收20萬左右。有的人就擔心自己家辦的時候，如果只收了幾萬塊錢是很丟人的，怕來的人少，稀稀拉拉沒面子。因此很多人哪怕是點頭之交，辦喜事都要去。

因為親戚老是辦酒，我在妻子老家湖南買了新房子，也想辦一次酒，結果他們跟我翻臉。可能想我人在上海、房子在湖南，辦什么酒？

回了縣城，我仍然不喜歡人情世故，一年就喝那么兩三次酒。我不隨便請人喝酒，也不是隨便什么人請我吃飯我都去。因此，我的生意始終做得不大。

這些年，大家對外出打工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剛回縣城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種地已經沒有出路，必須打工。村子里面幾乎沒人。縣城里絕大部分是我們這些所謂的“新市民”。像我們這個小區有很多業主是農民工，老人跟小孩住在這里，靠青壯年打工來供養。

1995年，我剛出去打工的時候不是這種氛圍。當時，老家的人是反感的，因為大部分村民都認為，農民放棄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有可能餓肚子。我是村子里第一個敢于徹底放棄土地的人。

我初中畢業，家里供不起我繼續讀書，就回家種地了。可我天生不適合種地，我1米65，105斤，體力很差，背一百斤都非常吃力，姐姐的力氣都比我大。村里人都認為我是裝斯文，排擠我。人們知道我想寫文章，嘲笑我只有當農民的命，寫文章是異想天開。每個人都覺得我混得不如他，在這種壓力下，即使在村子里，我也產生了自卑感。

當年貴州出了一個詩人，也是農民，發表了一首敘事詩，名聲大振，后來就改變了身份。我覺得我要想翻身，只有寫作這一條路。1991年我發表了一篇小說，稿費200塊，不能養活自己，卻因此認識了很多領導。我臉皮薄，不會拍馬屁，也沒有借此翻身。其實很多人像我一樣，發表兩篇文章，跟領導搞好關系，就能換一個鐵飯碗。

不過因為發表文章，我后來被聘為民辦教師，但只是臨時崗，每月工資66塊5毛，公辦教師的工資是我的六倍。

在全區的學年統考中，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績名列全區第一，我的搭檔任課的數學成績全區倒數第一，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工資的天差地別。看著獲得的30塊獎金，我感到我的努力毫無意義。

當時我已經30歲了。去吃喜酒的時候，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著我，看見有人咬著耳朵在竊竊私語，我就懷疑是在議論我。那時候，尤其是在女性面前，我抬不起頭，因為窮。

學校附近的村里，已經有很多人去廣東打工了，多半是年輕姑娘。我在他們回鄉過年的時候莽撞地攔停，向他們打聽外面的世界。有個姑娘告訴我，在外面一個月可以掙500塊。我很震驚，當時我們全區工資最高的中學老教師每月才400塊。我下定決心，要離開這教師的身份，不想一輩子窮愁潦倒。

我成為我們村最早的農民工，去了廣東的工藝品廠和電子廠。我跟老家同學寫信說，掙不到10萬塊錢不回家。當我帶著愛人回家結婚，我35歲，她24歲，村里人都以為我真的帶了10萬塊錢回去，我說我沒錢他們都不信。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都沒有2000塊錢。大家對我很恭敬，以前從來不喊我哥的，開始叫我“田哥”。

慢慢通過觀察，根據我的消費情況，他們發現我是真的沒錢，又開始對我冷嘲熱諷。他們發現我打工四年依然一無所有的時候，更加相信堅守土地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婚后我們曾到貴州開陽賣豆腐，結果經營不下去，賣掉磨漿機換路費回湖南投奔岳父母。老丈人覺得女兒嫁給我命苦，說我做銅練不得，做鐵打不得。妻子的姐姐們都埋怨她找了我這么個窮光蛋，還悄悄勸她跟我離婚。

因為我們當時沒房，有的村民甚至公開嘲笑，說我肯定一輩子爬不起來。記得有次有家人辦喜事，幾個人商量要有個人“吼喊”，就是大聲提醒幫忙的人什么時候該干什么，提醒客人們去坐席吃飯。我自告奮勇來當這個“吼喊”，結果村里幾個有頭有臉的人委婉地告訴我，“吼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當的。言外之意，我在村民當中也是身份最卑微的。

2002年春節后，我去了貴陽一家廣告公司上班，制作部七八個人都是同鄉。戶外廣告需要電焊。我最大的缺陷就是體力弱，電焊不需要體力，只需要技術。

后來我和愛人一起到上海打工，住在張江鎮孫橋。房子以前是用來養豬的，地面呈斜坡狀，每月租金80元。我愛人進廠，我還是做廣告。我沒有開店，就是皮包公司，自己跑業務，跟幾家廣告店合作，還接焊接廣告牌的活兒。

2004年底，我們存夠了一萬塊，但完全沒了回家修房子度過余生的念頭，在上海租住的小屋子里，我們買了二手彩色電視機，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直到知道女兒不能留在上海高考。

2015年年底，我們在務川縣城買了一套房子，32萬元全款付清。發小知道后，酸溜溜地說，你在這兒買房，將來靠什么生活？可能在他看來，我的生意必然要垮掉，早晚要回老家種地。

買了房子后我就去學駕照，又買了一輛國產越野車，價格雖然不高，但是在這個縣城，我也算有房有車一族了。

第二年秋天，我們搬進126平米的新家。忙碌了大半生，我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終于結束了，總算有了一個立錐之地。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就幻想有天要擁有一個抽屜，放筆、本子和稿子。后來那些年在外面打工，我一直感覺自己在流浪，買東西盡量二手。在廣東的時候，母親經常生病需要用錢。去了上海，房價翻了好幾倍。這回裝修，東西都是新買的，我有了一間完全屬于自己的書房。

我從小愛好文學，在外面打工從來沒有接觸到愛好文學的人，內心很孤獨。我不敢跟他們任何一個人說，我曾經是老師，發表過小說。因為在他們看來，有這個本事不會和他們在一起混，說出來只有被笑話。

回到縣城，隨著生活穩定下來，精神生活突然變得豐富了，縣城里有很多文友，縣文聯經常組織一些采風活動。大家還記得我當農民時發表過小說，又當過民辦教師，縣城的文友甚至有些干部都叫我“田老師”。我又發表了一些文章，稱呼我“老師”的人就越來越多。

還有人認為我在縣城開公司，成了大老板，叫“田總”的也不少。村里再辦紅白喜事，他們就安排我最體面的“工作”，讓我坐在“收禮”的攤子那里負責收錢。記得在廠里時，那些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都叫我“小貴州”。

●縣城的美食街。講述者供圖

2016年之后，生意逐漸下滑，很多同行收不回客戶的欠款，也開始拖欠工人工資，我那兩個同行都關門了。我開始擔心我們一家人是否能繼續在縣城生活下去，有種迷失的感覺。

我寫過一篇《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發朋友圈，我在里面的口號是“活下去”，意思是要讓我的店鋪活下去，哪怕是靠貸款渡過難關。一些朋友看了，以為我們要餓肚子了，有朋友安慰我，一定要有尊嚴地活下去，也有一些原本關系很密切的人開始疏遠我。

我跟一個同學開玩笑說：“如果哪一天我過不下去了，你幫不幫我？”他說：“你要是找我借錢，最多三百塊。”他說得很認真。

2019年，我在務川縣城買了一間30平方米的小店面，用的是賣掉湖南房子的錢。我們搬進新店面后，之前在縣城租的門面一再降低房租，從6萬6降到3萬5，三年時間降了四次房租，換了五任老板。縣城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沒多大變化，消費群體總共就這么多人，但商鋪數量翻了幾倍。到新城區全部建成，我們那條街的規模擴大了5倍左右。

現在，做廣告的少多了，多半是學生打印復印，一單生意就幾塊錢。以前做門頭要發光字，LED顯示屏，花三五千塊很正常，現在有的店鋪就做一張噴繪布，100多塊錢就解決。前年，有個飯店找我做了500塊錢的廣告，分三次才把賬結清。女兒大學畢業后在幾百米外開了分店，生意更差，很多時候每天只有幾十塊錢的營業額。

我的一些鄰居們回來了，之前在外面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還有上了60歲的。前段時間我到鄉下去轉，現在大部分土地都種上莊稼了。有人會開車到城里來接我的鄰居們回村子干活，栽烤煙，打煙葉，每天工錢大概120元。

變化的不僅是縣城。2023年，我聯系上之前的工友，回到廣東轉了轉。進過的四家工廠只有一家還在，廠房和廠門已經破敗不堪，附近的工廠已全部拆除。外面的草坪也不見了，亂糟糟的。

●田維堂重返廣東待過的工廠。講述者供圖

我們去參觀了新工業園區，跟以前不同。占地面積變小，房子修高了很多，沒有大草坪。老鄉帶我們進場參觀，也是電子廠，設備早已更新換代，我已經看不懂了。

最讓我感到不一樣的是工人們的年齡，年輕人非常少，絕大部分都是在35歲以上。我的老鄉夫妻快要50歲了，也在這里上班。我們當年一眼看出去全是青春靚麗的面孔，幾乎沒有中年人。

我們還去了一處信息產業園，有68家工廠，有很多都是我們當年那批工友創辦的。在園區內一個十字路口，擺了長長一條街的招工牌。和20多年前相比，招工條件放得很寬，年齡18至50歲均可，幾乎沒有文化程度的要求。但沒看到一個人找工作。

我意識到，做苦力、下井挖煤、撿廢品，甚至種地，都是一種職業。像我們這樣的老板，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打工。客人要復印兩張紙，哪怕我們正在吃飯，也會立刻站起來先為客人服務。這和當年在工廠被派活沒什么兩樣。

我找不到做“老板”的感覺，也早沒了做“老師”的感覺。會不會有一天，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農民工一樣，又回到起點呢？可我已經不知道起點在哪了，是在農村，在當民辦教師的學校，還是在廣東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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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師打工記

田維堂 著

?貴州的鄉間野田、東莞的流水車間、上海的霓虹光影、縣城的平凡生活

?農民、小販、民辦教師、工人、傳銷上線、中介、小老板……

?初代農民工、業余作家田維堂的半生打工路

?俗辣有力，真實鮮活，風塵仆仆，所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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