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航行時代，或許正在結束...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信德海事）

3月31日，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問題，伊朗方面釋放出新的升級信號。

多家媒體當天援引伊朗國家媒體及國際媒體報道稱，伊朗議會安全委員會已經批準針對霍爾木茲海峽船舶收費的方案，內容包括建立以伊朗里亞爾計價的收費體系，并進一步強化伊朗對海峽通行秩序的主導權。部分報道還提到，該方案包含限制與美國、以色列以及對伊朗實施單邊制裁國家有關聯船舶通行的內容。

不過，從目前公開信息來看，該批準更適合被理解為“立法推進中的關鍵進展”，而不宜簡單等同于一套完全落地生效的成熟制度。原因也很清楚，若伊朗要全面實施這套收費和準入安排，仍可能涉及與阿曼等沿岸國家的協調問題。

但對航運市場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不是一句話是否已經寫進法條，而是這種表態所代表的方向已經越來越清晰：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正在從過去默認的“國際航道開放”邏輯，逐步滑向“附帶政治條件、安全條件和經濟條件的通行”邏輯。

一連串信號指向“通過權”

事實上，3月31日這一步并不是突然出現的。就在此前幾天，伊朗方面已經連續就霍爾木茲通行問題發聲。

• 3月23日，伊朗官方媒體Press TV報道稱，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處表示，非敵對船舶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需要與伊朗協調。

• 到3月27日前后，美聯社進一步報道稱，伊朗事實上正在推動一種帶有“協調通行”“強化審查”甚至“收費”色彩的新模式，并將其形容為一種正在形成的“收費站式通行機制”。

• 3月30日，多家媒體援引伊朗伊斯蘭議會議員、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阿拉丁·布魯杰迪的表態稱，伊朗正考慮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實施更嚴格的準入與收費制度，未來船舶可能需要獲得伊朗方面許可，并支付相應通行及服務費用。相關報道同時提到，伊朗方面正在從國家安全和外部威脅的角度，為這種更強勢的海峽管理方式尋找政策依據。

這一連串信號疊加在一起，意味著霍爾木茲問題已經不再只是臨時性的政治喊話，而正在變成航運業必須正視的現實變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媒體對這一趨勢的描述已經明顯從“威脅封鎖”轉向“制度化管理”。

霍爾木茲海峽（資料圖）

對航運而言，最危險的是有條件開放

從航運經營角度看，真正麻煩的往往不是“徹底關閉”，而是“可以通行，但條件不斷變化”。因為一旦進入這種狀態，船東、租家、班輪公司和貨主面對的就不再是一個清晰的“能走”或“不能走”的判斷，而是一整套不斷變化的風險組合：是否需要提前報備，是否會被要求補充貨物與船員信息，是否會被納入額外安保審查，是否需要接受指定航道或指定協調機制，最終是否還要為所謂安全保障支付額外費用。

對商業航運而言，這種半開放、半管制、難以預測的環境，往往比明確關閉更難處理。也正因如此，所謂“自由通行”對航運企業來說，從來不只是一個國際法概念，而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商業條件。只要一條海峽的通過權開始被附加越來越多政治、安全和行政門檻，那么無論法律上如何表述，這條水道在商業層面都已經不再具備過去那種低摩擦、低不確定性的自由通航屬性。霍爾木茲正在出現的，正是這樣一種變化。

市場已經先于法理作出反應

對于航運業來說，市場反應往往比法律判斷更直接。

路透社3月30日報道稱，摩洛哥丹吉爾地中海港正準備承接更多改道船流，說明港口和供應鏈節點也已經開始為更多繞航和改線做準備。

成本層面的變化同樣說明問題。路透社3月26日報道，赫伯羅特因中東沖突每周額外承擔4,000萬至5,000萬美元成本，并且仍有船舶和船員滯留海灣。

霍爾木茲并不是孤例，紅海已經給過答案

如果把視線再放寬一些就會發現，霍爾木茲并不是唯一一個正在失去“默認自由通行”屬性的關鍵海上咽喉。

過去兩年，紅海和曼德海峽已經給全球航運業上了極其昂貴的一課。美聯社3月30日報道稱，胡塞武裝相關動作再度引發外界對紅海商船襲擊風險回升的擔憂。也就是說，在全球最關鍵的兩條能源與集裝箱主通道上，航運業正同時面對兩種不同形式但后果相近的壓力：一邊是導彈、無人機和武裝沖突帶來的暴力性通行風險，另一邊則是沿岸國家通過許可、監管、協調和收費逐步強化控制的行政性通行風險。

這兩種風險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在侵蝕國際航運原本最依賴的那個基礎假設：主要海上通道原則上是穩定、開放且低摩擦的。

如今，無論是通過紅海還是通過霍爾木茲，船舶所面對的都不再只是天氣、港口擁堵和市場運價，而是越來越厚重的安全審查、政治篩選與戰略博弈。對于航運公司來說，這意味著網絡設計、船隊部署、保險安排和合同風險分配都必須重新調整。

“自由通航”并未在法律上消失，但正在失去默認地位

從國際法上看，國際海峽的過境通行原則并沒有被廢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三部分仍然規定，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中，所有船舶和航空器享有過境通行權。也正因此，伊朗如今圍繞霍爾木茲釋放出的這些信號，才會在國際航運界引發如此強烈反應。因為它所觸碰的，不只是一個地區安全問題，更是國際航運底層通行規則的問題。

但對航運業而言，真正決定一條航線命運的，往往不是法律條文本身，而是現實中還能不能走、敢不敢走、值不值得走。只要一條關鍵海峽的通過開始越來越依賴沿岸國態度、安全局勢和額外成本，那么“自由通航”就會從一種默認背景，逐漸退化成一種需要協調、篩選、加價甚至政治擔保才能實現的結果。換句話說，自由通航時代并沒有在法理上正式終結，但它作為國際航運默認運行環境的時代，確實正在松動。

如果要以3月30日伊朗這則最新表態為錨，對眼下的局勢作出一個相對克制但明確的判斷，那么或許可以說：自由通航時代，并沒有在法律上正式結束；但它作為國際航運默認前提的時代，正在結束。這對航運業的影響，恐怕遠比一輪單純的運價上漲更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