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哈拉到云南，一個中亞人如何治理了云南

公元1274年，一個六十三歲的老頭兒從陜西調到了云南。當時的云南，是個超級爛攤子。蒙古人“革囊渡江”拿下大理國才二十年，但治理方式基本靠“物理說服”。地方上，蒙古宗王、軍事元帥、大理段氏舊部，還有各路土司酋長，幾股勢力互相掐架，政令亂，誰也不聽誰的。老百姓更慘，剛經歷戰亂，水利失修，田地荒蕪，時不時還有民族沖突。

忽必烈也頭疼。他自己來過云南，知道這地方不好弄，之前派去的官員不是能力不行就是手段太硬，搞得“遠人不安”。他需要一個既穩重又能干的人去收拾局面。挑來挑去，目光落在了賽典赤·贍思丁身上。

賽典赤·贍思丁不是中土人士，祖籍中亞布哈拉（今烏茲別克斯坦），據說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三十一世孫，“賽典赤”在阿拉伯語里就是“尊貴的圣裔”。成吉思汗西征時，他家就歸附了蒙古，算是“從龍功臣”了。賽典赤從基層干起，當過燕京路總管，管過陜西四川，理財、治民都有一手，史書上說他“輕財愛民，多惠政”。

忽必烈說，云南那地方我去過，之前派的人不行，搞得雞飛狗跳，我看了一圈，就你老成持重，最合適。得，這活兒就你干吧。

“云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

六十三歲的賽典赤奔赴西南邊疆，“訪求知云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云南當時的統治架構非常混亂。既有代表皇權的宗王（比如鎮守云南的脫忽魯），又有掌握槍桿子的都元帥府，還有臨時設置的行六部等行政機構。

賽典赤先去抱宗王脫忽魯大腿，說天子是派我來安撫云南的，不是來奪權的，咱們一起商量著來。一通忽悠，把宗王身邊的兩個親信安排了官職，脫忽魯覺得這人挺上道，不是來搶班奪權的，“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為”。

擺平了上層關系，賽典赤開始動真格的。設立了“路三十七，府二，屬州五十四，屬縣四十七”。把云南從“軍管特區”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個“省”。他還把省會從大理遷到了中慶城，也就是今天的昆明。今天云南省的框架和昆明作為省會的地位，就是這位老爺子在七百多年前奠定的基礎。

云南滇池水患嚴重，老百姓靠天吃飯，農業水平很低。賽典赤搞了盤龍江上游松華壩水庫（就是現在昆明松華壩水庫的前身），用來蓄水。疏通滇池出水口，海口河和下游的螳螂川。又主持開挖了金汁河、銀汁河，連同治理寶象河、馬料河等，一共整治了“六河”。前后干了三年，1278年形成了云南歷史上第一個系統的大型水利工程。

直到今天，松華壩水庫還是昆明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云南經過戰亂，人口流失，還有很多“隱戶”（依附于豪強不向國家交稅的人口）和“漏籍戶”（沒有戶籍的流民）。賽典赤派人清查戶口，“閱中慶版籍，得隱戶萬余”，分地屯田減賦，史載“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讓老百姓能喘口氣，安心生產。云南出現了“墟落之間，牛馬成群”的繁榮景象。

云南民族眾多，各部族首領（土司）勢力很大，動不動就“叛服不常”。對待他們，賽典赤主打一個“懷柔”和“以德服人”，而不是一味鎮壓。

至元十三年（1276年），蘿槃甸（今云南元江一帶）的土司叛亂，不服管束。賽典赤帶兵前去，但他心里并不想打仗。軍隊把蘿槃城圍了三天，城里沒動靜。部下們摩拳擦掌請求攻城，賽典赤不同意，派人進去講道理勸降。又等了三天，還是沒動靜，部下們急了，覺得這老大太慫，有個軍官擅自帶兵攻城。賽典赤知道后大怒，立刻鳴金收兵，把那個帶頭攻城的軍官抓起來，要按軍法處置。他說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天子命我安撫云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于軍法當誅。”這話傳到城里，蘿槃甸主感動壞了，心想這長官跟以前那些動不動就砍人的蒙古將軍不一樣啊，是真不想打仗。于是主動出城投降了。

這件事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其他觀望的部族首領一看，這新來的平章大人講道理、重信譽，不是來搶地盤殺人的，于是紛紛歸附。賽典赤對他們也很客氣，來了就設宴款待，贈送衣物，他們進獻的禮品，轉身就分給下屬或窮人，自己一點不留。這種“以德服人”的策略，迅速穩定了云南的民族局勢，比單純武力鎮壓效果好太多了。

1276年，他在昆明五華山建成了云南歷史上第一座孔廟（文廟），創辦學校，招收學生，甚至鼓勵當地少數民族子弟入學，“雖爨僰亦遣子入學”。在西南邊疆點亮了第一盞儒家文化的燈。

天不假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云南嘔心瀝血治理了僅僅五年后，賽典赤·贍思丁病逝于任上，終年六十九歲。消息傳出，“百姓巷哭”，送葬時“號泣震野”，連周邊安南（越南）的國王都派了十二個使者來祭奠，祭文里稱他為“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使者們哭得震天動地。可見他深得民心。

元世祖忽必烈也很痛心，追封他為“咸陽王”，并下了一道著名命令：“云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意思是，以后云南的官員，都得按賽典赤定下的規矩來，誰也不許瞎改。

賽典赤這五年，干成了影響云南七八百年的大事。一個從中亞來的穆斯林，在花甲之年被派到遙遠的西南邊疆，靠著一系列務實、仁德、智慧的政策，徹底改變了一個地區的命運。將云南真正穩固地納入了中央王朝的治理體系，促進了多民族的融合與國家統一。

七百多年過去了，昆明城里紀念他的“忠愛坊”早已毀建多次，但他的名字，卻隨著滇池的水、云南的田、還有這片土地上延續的文明，一直流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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