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一名縣委書記連跳幾級，升為廣東省委書記，由鄧公親自提拔

1975年5月7日清晨七點，廣州越秀山腳的省革委辦公樓里，木質樓梯回蕩著急促的腳步聲，一名年輕秘書抱著厚厚的公文小聲嘀咕：“這可是中央緊急電報，得立刻送到羅定。”就這樣，一紙意想不到的任命正悄悄駛向粵西的縣城，準備改寫一個基層干部的命運。

彼時，羅定縣委正召開春耕動員會，郭榮昌坐在最末排，草帽還未來得及摘下。參會人員都知道，縣里七年如一日，一有重大農事，這位郭書記總是第一個到場。會議散場，他照例走向農機站查看犁田進度。就在此時，省里來的專車穩穩停在院子里，司機遞上紅頭文件，淡淡一句：“省委急電，請郭書記啟程，去廣州報到。”

消息在縣城炸開鍋。“郭書記要調省里？”“會不會是副廳？”議論聲四起。傍晚，一位老農拍著他的肩膀說：“郭書記，你去了省里，可別忘了咱羅定的稻田吶。”郭榮昌笑答：“放心，咱都是廣東人，誰也丟不了這片田。”

旋即發生的事卻超出所有人想象。省委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聘任郭榮昌為省委書記，負責農業與組織工作。縣委書記直接跳到省部級，這跨度讓許多人直呼“像坐火箭”。廣東干部隊伍中，四十出頭的省委書記前所未見，一時傳聞四起。

追溯郭榮昌的履歷，這條路其實并非一夜間鋪就。1933年春，他出生于潮陽，家道殷實，卻在抗戰炮火中目睹故土滿目瘡痍。父親堅持送他念書：汕頭啟智中學——香港華仁書院——廣州嶺南大學，求學軌跡跨越烽火與海峽。香港時期，他和同學高喊“保衛家國”游行，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執拗，他只答：“國若不存，書讀再多也無用。”

1951年冬，剛滿十八歲的他返穗，恰逢政務院大規模選調青年知識分子下鄉。葉劍英元帥兼任校長時拍著他肩膀說：“國家要辦新的大學，也要辦新的鄉村，你愿去哪兒？”郭榮昌只用了四個字：聽從分配。

從那以后，他的足跡基本與城市無緣——廣寧、懷集、德慶，直到1965年出任四會縣委副書記。那是手扶犁鏵、背土測田的歲月，常有人看到他蹲在水渠邊測量水位。工作筆記上常出現密密麻麻的數字，字跡歪斜，卻反映出對產量的斤斤計較。

1968年末，羅定缺少能穩住局面的帶頭人，地委派他前往救火。到任第一件事，他把縣里的糧食倉庫逐個查驗，連夜清點。有人提議應先開大會，他搖頭：“倉里有多少糧，心里就有多少底。”此后七年，羅定的山路被他踏出硬繭，水渠加固延伸一百多公里，木棉花和稻浪并存成了當地新景。

那么，為何是他獲得提拔？1975年初，中央著手重整干部隊伍，鄧小平專門提出“一看方向，二看實績，三看民心”。廣東省委篩選的三人名單送到北京后，郭榮昌的材料被單獨抽出。考察組南下時，發現他住在竹籬小屋，桌面堆滿農技推廣教材，卻沒有一封私人“條子”。考察結束的簡報只寫了八個字：黨性堅、群眾面好。此后，電報直抵中南海，鄧公圈定人選：廣東省委書記——郭榮昌。

廣東的春天來得早。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啟動，郭榮昌主持制定“中心城市—僑區—山區”三級聯動方案，允許汕頭、深圳先行一步。一些老同志擔心風險，他舉例說：“堤壩不開閘，洪水終究會漫堤。與其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放水。”結果，半年后外貿增速全省第一，糧棉雙增產，吃穿緊張狀況明顯緩解。

值得一提的是，他從未離開過土地。即使坐在省委常委會議室，他也常掏出那本舊得發黃的《水稻高產栽培》，提醒技術員“把稻桿留長點，通風好，稻瘟就少”。有人笑他“不像省委書記”，他則反問：“農民像農民，書記像書記，廣東才有飯吃。”

時間推到1984年，他推動省農科所牽頭建立種子推廣站，親自赴雷州考察，引進耐鹽稻種。到1990年，全省平均畝產較1975年翻了一番多，近千萬農民擺脫溫飽。

2008年9月15日，清晨六點，廣州中山大學附屬醫院傳來噩耗：郭榮昌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終年七十六歲。噩耗傳回羅定，老農王大伯放下鋤頭，低聲說：“地里那幾條水渠，還在哩。”

從潮陽小鎮到省委高位，他走了二十四年，行囊里始終帶著泥土的味道。偶有議論說他“跳級太快”，可若翻開那本沒有花哨封面的筆記，就能看到一行行數字、一段段走訪記錄。那些枯燥而精準的數據，為廣東的廣闊稻田提供了堅實的根。這或許正是鄧公把目光放到他身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