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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史紀
編輯|議史紀
很多人一聊起中國發展,人口多、房子貴、外貿牛。
一個身份挺特殊的學者站了出來,他給了個很干脆的判斷:中國能走到今天,關鍵不在那些熱鬧的指標,而在于一個“沒做”的選擇——沒讓食利主義把工業啃光。
他把一個很多人不太愛提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一個社會究竟是鼓勵人做東西,還是鼓勵人去薅現成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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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的是“先把東西造出來”
這位日裔巴西教授盯的不是曲線,而是背后那股偏向:一個國家到底把注意力壓在什么地方。
他長期關注的是一個現象:不少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資本開始往輕松的地方扎,金融、地產、壟斷收費一旺,工廠那邊立刻變得“又土又累”。
管理層盯著季度報表,發現搞資產比搞設備來錢快得多,資源往哪流就不用多說了。
他看中國的時候,重點就放在這里:中國有沒有走上同一條路?
他的判斷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刻意扳著方向盤,讓經濟別太順著那條“錢生錢最舒服”的坡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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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所謂“產業升級”,最后升級成了“只留設計和品牌”。工廠往海外一丟,本國賬面上利潤更好看,人均收入也挺體面,但日子久了,產業鏈只剩一個殼,里面的工藝、設備、工人經驗一步步往外搬。
真等哪天想把生產挪回來,才發現問題不只是“成本更高”,而是缺人、缺線、缺配套,連愿意從零搭生產線的工程團隊都不夠。
中國這邊,路線不太一樣。
工業園區不斷鋪開,高鐵、公路、港口連著一片片工廠,很多看上去有點“土”的生產基地,反而把產業的根留住了。
資本當然也想往更快的收益上走,但政策在稅收、土地、信貸等環節上,對制造業給出了實實在在的傾斜,讓工廠和工程項目不至于被當成“時代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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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教授在公開場合提到中國的時候,會反復強調一個詞:厚度。他指的不是某一兩家明星企業的市值,而是一整片工業能力的密集程度。
上下游之間的物理距離、技術間的傳承關系、工人和工程師在一線摸索出來的那種經驗積累,這些東西在財務報表上看不出多光鮮,卻決定了一個國家在關鍵時刻能不能把東西自己造出來。
這個教授在對比之下注意到,中國的圖譜仍然是厚的,從原材料、基礎零部件、通用裝備,到整機制造、系統集成,一個環一個環疊著,缺了一家可以再找一家,供應鏈被敲一下還能回彈。
換個角度看,當別的地方忙著設計越來越復雜的金融產品時,中國花大量精力搞的,是電網互聯、港口擴容、高鐵延伸和各類產業園配套,旁觀者常覺得這種事“笨重”,但工業恰好吃這一套。
中國的成功,更像是一場長期的硬功夫訓練,而不只是幾次資本運作的漂亮翻轉。
吃租還是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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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食利主義,其實說白了,就是社會越來越熱衷于靠占坑拿收益:地在那,房在那,牌照在那,資產在那,把位子占住,收益不斷。
教授關心的不是概念,而是它在現實里的表現方式:房租、地租、金融利差、壟斷收費,哪里輕松、哪里來錢快,資本流向就往擰。
他觀察到一個共性:一旦這種模式成了社會主流,注意力就從“新增怎么做大”轉向“存量怎么切得更好”。
樓價漲不漲、利差賺不賺、租金收多少,成了高頻話題。真正需要十年二十年累計的東西,比如材料工藝、裝備制造、基礎研究,往往被擠到角落。
教授把這種氛圍的結果,拆得很細。他在文章和演講里列過幾個典型現象:研發預算被不斷壓低,企業寧可砸錢去講故事、做營銷,也不愿真砸在看不見回報的工藝改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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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隊伍年齡越來越大,技術工種缺人,師傅帶徒弟的鏈條斷了,很多工藝變成“會的人退休了就沒了”;核心零部件大量進口,一旦國際形勢有變化,本地必須臨時找替代,才發現既沒有成熟供應商,也缺乏相應工藝儲備。
有些經濟體嘗試在這種狀況下“扭頭重回制造”,常見做法是給企業補貼、減稅,希望工廠再開起來。
但他在研究案例時發現,真正難的不是“給不出錢”,而是“沒有土”。工業不只需要一棟廠房和幾條生產線,還需要一整圈圍在周邊的配套體系:材料商、備件供應、維修服務、職業教育、測試機構,連排污處理和物流都算配套。
教授在公開發言里,從不急著給國家貼標簽,而是把這些現象擺到一起,讓人自己對比。
食利主義真正難纏的地方,在教授看來,不是它多么“邪惡”,而是它實在太順人性。誰不想少干多得?誰不想快點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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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如果不在制度和政策上做刻意的方向引導,資本很自然就會往最省力、最講故事的領域鉆。長此以往,愿意做長線項目的企業會越來越少,愿意蹲在工廠里做十年一種工藝的工程團隊會越來越難找。
他注意到一個明顯差別:中國并不是沒有食利傾向,也不是沒有資產升值的沖動,但在關鍵節點上,政策反復把焦點往“實體”和“工業”上拉。
食利主義如果壓過了工業,一國在平時或許看不出太大問題,賬面都很養眼。可教授最關心的是“扛事能力”:匯率波動、供應鏈中斷、貿易摩擦這種壓力上來了,到底是誰扛?
在他看來,中國的選擇,并不是完全否定資本追求收益,而是給這個過程設了一道欄:可以賺錢,但不能傷筋動骨,不能把制造業和工程體系擠到墻角。
完整工業鏈撐起了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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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這么多,這位日裔巴西教授其實就抓住一點:中國今天在國際競爭里站穩腳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那張完整而厚實的工業網。
材料、設備、零部件、整機、系統集成、工程建設,一圈圈疊起來,讓中國在面對外部封鎖、供應中斷時,有了拆解問題的空間。
當全球開始更在意供應鏈安全,而不是單純追求最低成本時,擁有全流程制造能力的國家,就會在談判桌上更有余地。
他也提醒一個風險:食利主義不會自動消失,它只會換個殼回來。傳統意義上的高地價、高房租、高壟斷收費之外,未來可能出現在更復雜的金融工具、講得天花亂墜的資本故事、對公共資源的過度證券化上。
當一個項目能在短時間里帶來漂亮的財務表現,而另一條技術路線要十年才能見效,市場本能當然傾向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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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的,就是在制度設計上給后者一點額外支撐,讓堅持做長線的人不會太吃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已經有完整工業基礎的國家來說,這種選擇直接關乎后面幾十年的發展質量。
對中國來說,真正要警惕的,不是工業不夠亮眼,而是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做實物太累,不如躺著拿收益更體面。
那才是這位教授嘴里最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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