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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2771字 | 閱讀需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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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來時,又逢清明。清明節是中華民族緬懷英烈、慎終追遠的傳統節日。今天,我們將重溫侯紹裘烈士的故事,在追憶中賡續紅色血脈,汲取奮進前行的力量。
侯紹裘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黨員和宣傳活動家,也是上海松江第一位共產黨員。他以“為社會,為人類而生”為信條,辦學育人、喚醒民眾、投身五卅運動、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英勇就義,年僅31歲。今年是侯紹裘烈士誕辰130周年。他的鐵骨丹心與革命精神,跨越百年依舊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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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紹裘
(來源:“黨史鏡報”公眾號)
兩塊碑文
見證不曾褪色的緬懷
為紀念侯紹裘烈士,1957年9月,松江縣人民委員會豎立“侯紹裘姜輝麟烈士紀念碑”,碑文由松江書法家、侯紹裘校友王紹文撰書,其書作融合行楷與魏碑,一氣呵成,草稿至今被后人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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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文撰寫的侯紹裘、姜輝麟烈士碑文原稿(圖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1985年,紀念碑遷址重建,侯紹裘與姜輝麟兩位烈士分開立碑,新碑文由陸定一題寫。因早年史料有限,1957年版碑文對侯紹裘犧牲時間、遺體拋置地點記載存在偏差。1985年版碑文作出精準修訂,明確其犧牲于1927年4月11日、遺體被拋入南京秦淮河。這一修訂,既是革命歷史研究不斷深入的成果,更彰顯著后人對英烈始終不變的敬仰與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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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為紀念侯紹裘烈士殉難30周年,松江縣在松匯路選址新建侯紹裘、姜輝麟烈士紀念碑,圖為奠基典禮現場。(圖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覺醒年代的“明日棟梁”
侯紹裘的革命之路,始于求學階段覺醒的愛國情懷。因家道中落,1913年,17歲的侯紹裘才入讀江蘇省立第三中學。在校期間,他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才華橫溢,常將對時政的見解化作救國救民的慷慨陳詞,被校長贊為“明日的棟梁之才”。為反對袁世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他毅然與同學走上街頭,散發傳單,進行反帝反封建宣傳。
1918年,侯紹裘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1922年更名為交通部南洋大學,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土木工程專業,成績始終名列前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滿懷愛國熱忱且兼具出色口才與文采的侯紹裘,被選為上海學聯教育科書記、全國學聯文牘,負責起草宣言、口號,并組織學生運動、營救被捕學生。
同年7月,他率先創辦了以上海勞工為教育對象的南洋義務學校,主張“服務工農”,使義務教育與工人運動緊密結合。該校不僅是上海學聯創辦最早、辦得最好的義務學校,其畢業生后來更成了上海“勞動運動之中堅人物”。侯紹裘甚至親自搭建校舍、籌集校具,并主編了《國語文選》《自然科學常識》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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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侯紹裘于《南洋周刊》發表《我對于南洋義務學校的一些意見》文章(上海市檔案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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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周刊》特載南洋義務學校董事會成立大會記錄,到會者第一位為侯紹裘(上海市檔案館館藏)
1919年夏,閱讀《新青年》后的侯紹裘如醍醐灌頂,迅速成長為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青年。為了傳播新思想,他在校內大膽設立“無人售報處”推銷進步書刊,后因反對封建舊俗搗毀孔子牌位被學校開除。返鄉后,他依然如磐石般堅守革命之路,創辦暑期補習班與《問題周刊》,在鄉里抨擊封建迷信,傳播共產主義。
以教育播撒革命火種
1921年暑假,侯紹裘得知景賢女子專修學校行將停辦,便接手并創辦了景賢女子中學。他不僅不拿報酬,甚至賣田辦學。在校內,他銳意改革,沖破重重阻力,宣傳科學、民主與馬克思主義,培養出一批以改造社會為己任的新女性,使該校成為享譽江浙滬的革命搖籃。
1922至1924年間,他接連三年舉辦暑期演講會,邀請惲代英、沈雁冰、柳亞子、邵力子等國共兩黨精英與知識分子面向青年演講。此舉開一時之風氣,引導青年“培養具有完全的人格”與“判斷力”,在當時的教育界實屬罕見。1924年秋,侯紹裘與錢江春、趙祖康等在松江創設江春中學(今松江一中前身)并任校長。1925年春,他受聘為國共兩黨領導的上海大學中學主任,實行民主辦學。同年秋,他應聘為蘇州樂益女中和平林中學的校務主任,在蘇州掀起新風——在當地最早推行剪短發、開女子上臺演戲之先河,并與其他女校組成蘇州市婦女聯合會。
1923年秋,已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侯紹裘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松江地區最早的共產黨員。他創辦《松江評論》,喚起民眾革命精神。在教書育人的同時,侯紹裘在滬、蘇等地穿梭奔走,主持建立中共蘇州獨立支部等黨組織,“用他的血培養了許多革命的種子”。1925年9月,侯紹裘與張聞天、葉天底在樂益女子中學秘密成立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是為蘇州第一個中共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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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侯紹裘發表在《松江評論》上的《我們應該做怎樣的青年》(圖片系本文作者提供)
在烈火中經受淬煉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侯紹裘憑借出色的統戰工作能力,于1925年8月出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同時擔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中共黨團書記。他以公開身份秘密從事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發展工作,使許多人因他而信仰共產主義。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時,侯紹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編寫《打倒帝國主義》等傳單,與惲代英共同擔任上海學聯總指揮,領導學生示威游行,并與沈雁冰、楊賢江等人發起建立“上海教職員救國同志會”。他身兼多職,常常廢寢忘食。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北伐軍進軍江浙期間,侯紹裘在滬先后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在周恩來領導的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夜,面對眾多同志被捕的險境,他毫不畏懼,勇敢承擔起傳達總指揮部命令的重任。起義成功后,他出任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19名委員之一。
“為社會,為人類而生”
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侯紹裘始終旗幟鮮明地與國民黨右派進行著堅韌不拔的斗爭。在國民黨多次重要會議上,他代表江蘇省黨部與右派針鋒相對;他甚至隨柳亞子、朱季恂一起直接找到蔣介石進行正面抗爭,因此招致了國民黨右派的極度忌恨,欲除之而后快。1926年3月12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山陵奠基典禮剛結束,國民黨右派便公然背叛三大政策,大肆毆打在場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侯紹裘當場被打成重傷昏迷。
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懼危險,繼續領導革命群眾,揭露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反共陰謀,同右派作殊死斗爭。1927年4月,侯紹裘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與威逼利誘,他錚錚鐵骨、毫不屈服,最終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在南京被殘忍殺害,遺體被裝入麻袋拋入秦淮河中。犧牲時,年僅31歲。
這位本可以成為優秀土木工程師的青年,用他短暫而壯烈的一生,踐行了自己立下的錚錚誓言:“不是為一己而生,是為社會,為人類而生,以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為人生的最終目的、最大責任,而以此責任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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