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譚平山臨終有何請求？中央決定暫時不對外公開

1956年春節剛過，北京的風還透著寒氣。負責照料的醫生在病房門口低聲說了一句：“譚老的血壓又上去了，得注意休息。”屋里的人都明白，他的身體在一天天往下走。

病床上的譚平山，已是六十來歲的老人，頭發半白，眼睛卻仍然很亮。擺在床頭的小桌上，放著一份草草寫好的信稿。他反復端詳，幾次拿起筆，又慢慢放下。信的內容很簡單，只提了一件事——請中央公開自己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

他清楚，時間不多了。回想幾十年奔走革命，他并不在意官職、待遇這些身外之物，真正放在心上的，反而是這一件看似“名分”的事。外人聽著，可能有點想不明白：已經是新中國的老資格民主人士，又當過監察部部長，何必再去計較是不是公開黨員身份呢？

要弄清這封信的分量，還得把視線拉回到更早的時候。譚平山這一生，從少年讀書，到同盟會、國民黨，再到中國共產黨，幾經沉浮，最后卻在臨終前為“公開黨員身份”奔走，背后其實牽著國共兩黨長期斗爭與合作的歷史，也牽著黨在統戰工作上的整體布局。

有意思的是，這個在1956年病床上寫信的人，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站在中國革命風暴的最前線了。

一、從雷州少年到北大新青年的轉折

時間如果往回撥到1904年，人們看到的，是一位剛從廣東東洲書院畢業的年輕人。那時的譚平山，只有十八歲，還只是一個普通裁縫家庭走出來的讀書人。

他的父親手藝精湛，給人做衣服，里外縫線都挑不出毛病。靠著這一身本事，一家人總算過得不至于太拮據。也正是因為這份手藝撐起的家底，讓這個小裁縫家的兒子有機會走進新式學堂。1904年，他考入廣肇羅中學，接觸到的新知識，遠比傳統私塾那些“四書五經”要復雜得多，也刺激得多。

1906年，他的命運突然拐了個彎。父親病重，臨終前只留下一個樸素的叮囑，讓大兒子無論如何也要供小兒子讀完大學。沒多久，母親也撒手人寰。家里頂梁柱接連倒下，生活立刻緊張起來，大哥一邊照顧家庭，一邊硬扛著這個承諾。可以想見，當時的家境并不好受，但大哥咬著牙，把弟弟的學費一筆筆掏出去，這份家庭支撐，對譚平山后來的選擇影響很大。

1908年，二十二歲的譚平山，考入兩廣優級師范。這所學校在當時屬于新式學堂的上層，學生多半有點“問題”，也就是喜歡談國事，罵清廷，議論中國該往哪條路走。當時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到處劃勢力范圍，廣東沿海更是處處打上列強的印記，關稅、租界、教會學校，無一不在提醒著人們——這個國家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

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愛國情緒被一點點點燃。1908年前后，革命黨人活動漸趨頻繁，同盟會的號召傳入廣東。譚平山不再滿足于課堂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開始思考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到底怎么才能翻身？沒過多久，他便毅然加入同盟會，走上了革命黨人的道路。

師范畢業后，他被分配到雷州半島的一所中學任教，職位不高，卻給了他一個可以施展的舞臺。白天講課，晚上做秘密宣傳，與同道中人討論反清、共和、民主這些當時被視作“有危險”的詞。這座偏遠海角上的中學，居然也變成了革命思潮往南滲透的一條小通道。

1911年，武昌起義打響，清朝統治搖搖欲墜。廣東隨即響應，雷州地方也成立代議機構。因為在學生和進步人士中的威望不低，譚平山被推舉為雷州代議士，算是正式踏進了政治活動的場域。短短幾年，這個裁縫家出身的青年，把自己從課堂里的教員，變成了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代議士”，路徑既曲折，也有點順勢而成的意味。

辛亥革命后，中國并沒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一夜變好，軍閥混戰、列強壓迫、舊勢力借殼復活，紛亂一片。原先的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譚平山也轉為國民黨黨員。這時的他，還在沿著資產階級共和的思路摸索出路，真正讓他思想出現大轉折的，是在北大那幾年。

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那一年，蔡元培剛上任校長不久，新文化運動正在蓬勃展開。北大校園里，反封建、反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的聲音此起彼伏。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影響力迅速輻射全國，李大釗也在圖書館點起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火種。

譚平山一頭扎進這種新思想的熔爐。他參加了陳獨秀支持的學術社團，認識了一批后來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還參與創辦了《新潮》雜志。這個刊物雖不算“重量級”，卻在當時的學生圈里產生了很大反響，他本人也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討論國家出路和社會改革問題，名字逐漸為人所知。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先進分子沖擊極大。一個落后國家竟然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政權，這件事讓很多人眼前一亮。譚平山也不例外，他開始仔細研究俄國的變化，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不久后，“社會主義是不是中國出路”的問題，在他腦子里占了上風。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學生上街，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譚平山當時已經是北大學生中比較活躍的一員，很自然地成為運動的骨干之一。游行、集會、寫宣言、組織罷課，這一切都鍛煉了他的組織能力，也讓他在實戰中感受到，靠著舊式改良手段，恐怕很難挽救一個奄奄一息的國家。

從廣肇羅中學到兩廣優級師范，從同盟會到北大新文化運動，譚平山思想軌跡的兩次轉折，都離不開時代環境推著往前走。到北大畢業時，他已經不再滿意于作為一個“國民黨左派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是一步步靠近馬克思主義，開始為更加徹底的革命做準備。

二、南昌起義背后的抉擇與“黨籍之痛”

北大畢業后，譚平山沒有選擇安穩的教書、做官之路。他憑著在校期間創辦刊物的經驗，到上海辦起《政衡》雜志社，開始系統發表帶有鮮明革命立場的文章。那時候，上海是全國思想與政治力量交鋒最激烈的地方之一，他在這里，很快就卷入更大風暴。

按照陳獨秀的安排，譚平山又被派回廣東，借助在學校任教的身份，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工人運動。1920年前后，共產國際代表來到廣州，幫助建立廣東的共產黨組織。譚平山成為最早一批成員，這也標志著他從國民黨左派，轉向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

那個階段的他，在廣東既有國民黨背景，又有共產黨立場，身份頗為特殊。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展開，他參與籌備黃埔軍校、參加反帝反軍閥斗爭，在國共兩黨中都具有較高威望。

真正把他推到風口浪尖的，是1927年前后的大分裂。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同年七月，汪精衛集團在武漢變節，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黨內外都在尋找出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昌起義被提上了日程。按照歷史材料的記載，譚平山是起義的實際策劃者之一，也是具體組織負責人之一。他與周恩來、葉挺、朱德、賀龍等人一道，謀劃起義時間、部隊調動、政治綱領，希望通過武裝起義打響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不難想象，當時內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這個行動。有人擔心實力不足，有人主張再等等看，有人對起義后如何堅持感到茫然。在這種分歧之中，譚平山堅定支持起義，態度鮮明。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如期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長遠看，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極為關鍵的一步，而在當時，形勢卻遠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樣樂觀。起義軍很快遭到重兵圍攻，被迫南下轉移，部隊損失嚴重，很多人動搖甚至否定這次起義的價值。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譚平山犯了一個“高危”的錯誤。據周恩來后來回憶，對他被開除黨籍一事曾做過說明：當時黨內關于是否殺掉反對起義的張國燾有爭論，譚平山曾主張“將張國燾處決”。這一意見被共產國際代表知道后，在高度強調組織紀律和統一指揮的背景下，譚平山被視為“過激”，進而遭到嚴厲處理。

不過，僅用一句“主張將張國燾殺掉”來解釋開除黨籍，顯然過于簡單。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更深層的因素，是對南昌起義的路線認識問題。南昌起義之后，有人對起義本身持否定態度，而譚平山作為主要策劃者，必然承擔相當部分責任。在黨內路線斗爭的高壓之下，他成了被“集中處理”的對象。

更戲劇的是，在他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之前，武漢國民黨中央已經以“參與南昌暴動”為由，先一步將他開除出國民黨。短短幾個月，他被國共兩黨接連掃地出門，這在當時堪稱罕見。

那段時間，譚平山曾經試圖自救。南昌起義后，他先去了澳門，隨后幾個月又輾轉返回上海，想找到黨的組織，申請去莫斯科學習，以表明自己繼續革命的態度。結果等待他的，卻是“已經被開除黨籍”的結局。

得知處分后，他并不甘心，多次寫報告，托熟人向組織申訴，希望能夠改變決定。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努力終究沒能如愿。

黨籍，被反復給予，又被反復剝奪，這對一個終身以革命為志業的人來說，是相當沉重的打擊。但他的選擇并不是就此抽身而退。被兩黨同時開除后，他反而轉向另一個方向，籌劃新的組織。

在上海，聚集著一批左翼人士：有被國民黨清洗出來的，有與中共暫時失去聯系的，也有在革命道路上迷茫的舊友。譚平山牽頭，將這些人聯合起來，成立了“第三黨”性質的中華革命黨。這個組織總體上仍然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只是在組織形式和策略上有所不同。

從外表看，他似乎成了“另立門戶”的第三黨領袖。但從他的實際活動來看，依舊把矛頭指向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反動集團，而不是共產黨本身。這種位置，很微妙，也很危險。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形勢又發生變化。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浩大。譚平山不顧國民黨可能的報復，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活動。因為他曾在國共兩黨都擔任重要角色，一出面就被多方勢力爭取。但那時候的他，已經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對于與自己政治立場相違背的邀請，干脆予以拒絕。

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譚平山參加會議，黨籍也被恢復。此后，他主動通過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向中共中央表達希望恢復中共黨籍的愿望。經研究，黨中央同意他回到黨內，卻提出一個明確要求——繼續留在國統區，以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身份開展統戰工作。

這一決定，既體現了對他過去貢獻的肯定，也出于當時統戰格局的需要。對譚平山個人而言，這無疑是一次重要的“回歸”，卻又帶來一個新問題：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不能公開。

三、新中國成立后的隱形黨員與病榻前的信

抗戰勝利后，國內局勢很快從暫時的合作，轉向全面的政治較量。譚平山表面上仍是有國民黨背景的民主人士，實際上已按黨中央安排，在國統區公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

1946年，他回到上海，繼續撰文、演講，公開抨擊蔣介石集團的內戰政策和貪腐現象。消息傳到南京，有人提醒他：“蔣介石已經打算對你下狠手了。”敵人的威脅不是空穴來風，身處危險中的他，只得離開上海，轉道香港，開始第二次流亡生活。

與當年被兩黨開除后那種孤立無援不同，這一次，譚平山身后站著的是中共中央。組織上對他在香港期間的生活、工作都給予關注與支持，多次通過地下渠道與他聯系，商量將來的安排。

1948年9月，中國國內形勢已經發生質變。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逐步展開，人民解放軍明顯掌握戰略主動權。就在這一年秋天，譚平山從香港出發，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身份是民主黨派代表。

抵達解放區后，他與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聯名致電毛澤東，熱烈祝賀解放區的勝利進展。對于這些走過漫長曲折道路的老一代民主人士來說，這種“由遠及近”的心理歷程，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新政協籌備會期間，譚平山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直接參與國家政權建設的準備工作。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他又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常務委員，站在新中國政治舞臺的前沿。10月1日開國大典，他以政協領導人的身份參加慶典，親眼看著新中國誕生。

新中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人民監察委員會負責人之一。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監察機構改組為監察部，他又繼續擔任部長，主要負責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和案件查處工作。那時候，他已經年過六十，血壓偏高，卻幾乎沒怎么給自己“減負”。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人民監察委員會承擔大量調查和處理工作。譚平山經常與工作人員一起審閱材料，一旦發現有打擊報復檢舉人或弄虛作假的情況，態度極為嚴厲。可以想象，在他這些年的經歷中，對權力濫用、貪污腐敗這類問題，感觸比一般人要深很多。

不過，在繁忙事務之外，他心里始終掛著一件事——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仍未公開。外界普遍把他視為資深的民主人士、民主黨派領袖，而不是共產黨人。這種“隱形黨員”的狀態，在特定歷史階段有其必要性，卻也讓他內心多少有點遺憾。

1951年，他曾給毛澤東寫信，正式提出希望公開自己共產黨員身份。毛澤東對他的革命經歷給予肯定，也十分清楚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南昌起義以及抗戰時期的貢獻。但那時，臺灣尚未解放，國共斗爭的一個重要戰場，還在海外和國統區殘余勢力當中。

出于總體戰略的考量，中央需要保留一批在社會上以“非中共身份”出現的政治人物，用于爭取更廣泛的階層和力量。譚平山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位。如果這時候公開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他作為“民主人士”的統戰價值，會在某種程度上打折扣。

所以，毛澤東在1951年的回信中，對他表示理解與尊重，卻明確建議暫不公開黨員身份。這既是對他個人情況的處理，也是整個統戰布局的一環。

時間就這樣往前走。到了1953年，他的高血壓病情加重，中央減少了他的具體事務，讓他多休息。1954年監察部成立后，他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略微抽身，有了更多思考時間。正是在這段相對平緩的歲月里，他不斷回想自己從少年求學、參加同盟會，到國共兩黨沉浮，再到重返革命陣營的一生。

不得不說，對一個終身把革命看得比個人命運更重的人來說，“是不是黨員”本身并不是虛榮心的問題，而是一種身份認同。他曾在最艱難時期被黨開除，也曾在最危險環境下繼續站在黨這一邊；后來又在黨的安排下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動。他知道，組織內部早已肯定他的身份，但在公開場合，自己仍然是“非黨派”。這種矛盾感，他其實心知肚明。

到了1956年，他的身體狀況已明顯惡化。醫生屢次提醒注意休息，可他的精神比許多年輕人還緊繃。也正是在這一年初，他下決心再寫一封信給中央，請求公開自己的黨員身份。

那封信的具體全文，今天已難逐句復原，但大意可以推斷：他把自己這些年的經歷作了一個簡要回顧，再次表達愿意以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接受人民和歷史檢驗的心情。寫完后，他請人轉交中央，靜靜等待回音。

干部很快把中央的意見帶到病床前。答復的核心很清楚：仍按照毛澤東當年指示辦理，為了黨的整體利益，暫時不公開譚平山的中共黨員身份。

這個答復，對懂政治的人來說，并不意外。臺灣還在國民黨手里，海外、港澳地區的統戰工作也需要多方力量。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現的譚平山，對團結包括舊國民黨系統、工商界、海外華僑在內的各類人群，還有獨特作用。公開他的黨員身份，不利于統戰工作的靈活性和廣泛性。

但對臥病在床的老人來說，這封答復多少帶著一絲冷峻。他當然明白其中道理，也清楚黨中央不是對他有保留，而是站在更高層次來安排。只是，人總有情感，他也自然會有一星半點的失落。

不過，從他一貫的作風來看，這種失落很快會被壓到心底。他年輕時就習慣把個人榮辱放在后面，把大局放在前面。哪怕曾被兩黨先后開除，他仍然沒有離開革命陣營。這種心理慣性，讓他更容易理解“為了黨的利益暫不公開”這句話背后真正的意思。

1956年夏天，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三個月后，這位從清末一路走到新中國的老革命者，在北京安靜離世，終年七十歲左右。去世時，他在公開身份上仍是一位民主黨派的老前輩、國家監察機構的領導，并不是一位“公開的中共黨員”。

這件事，從個人命運看，帶著一些遺憾；從整體格局看，卻極具代表性。譚平山這一生的曲折經歷，不光是一個人的沉浮史，更是一段關于黨在復雜環境下如何處理統戰關系、如何在原則和策略之間尋找平衡的生動注腳。

試想一下，如果把他的經歷拆開來看——少年時代的求學與家境變化，同盟會時期的反清活動，北大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國共合作與南昌起義的激流，黨籍被開除后的第三黨探索，抗戰時期的冒險回歸，新中國成立后的監察工作，再到臨終前那封請求信——每一段看似獨立，串起來，卻恰好勾勒出中國近現代革命進程中，一個重要而略帶復雜的身影。

譚平山沒有活到后來許多重大歷史節點。他去世時，解放臺灣仍是未竟之事，國內政治格局也正處在新的調整階段。對于這位在關鍵時刻多次站在歷史轉折點上的人物來說，終身沒有等到公開黨員身份，是一個事實；而他在黨內的實際評價與位置，卻早在那些更早的選擇中，已經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