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誰是“闖蕩的料”：高學歷小城青年擇業決策的文化邏輯——基于對E市40位青年的深度訪談

轉載信息

孫藝璇，《當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

摘 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學歷青年返鄉工作，打破了“知識改變命運”的既定敘事。通過對40位來自中國西部小城E市“90 后”高學歷青年的深度訪談，文章分析了高學歷小城青年不同擇業決策背后的結構性約束和價值觀念，探討了文化結構中的多元話語被個體選擇進而主導其決策的內在動力機制及其文化邏輯。研究發現，經久不衰的傳統代際倫理與熟人社會話語，單位制遺留下的國家依附與行政分配話語，以及市場轉型帶來的自我實現、契約競爭和都市社會話語，構成了高學歷小城青年擇業決策的意義系統。高學歷小城青年根據專業興趣、家庭情況、工作經歷、大學體驗等現實因素自主選擇親和或排斥某些話語元素，進而作出不同的工作抉擇。只有那些以市場話語為主要意義憑據的高學歷小城青年，才真正成為在大城市奮斗的“闖蕩的料”。

關鍵詞

高學歷小城青年；工作選擇；文化結構；“90后"

一、問題的提出

在“知識改變命運”的經典敘事中，小地方出身的年輕人憑借優秀的學業表現考入好大學，從此留在大城市拼搏，擁有更光鮮的職業和生活，被視為“闖蕩的料”。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高學歷青年的工作選擇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方面，青年人才從中西部向東部一線城市流動的“孔雀東南飛”仍是事實。北京、上海等城市連續多年位居人才吸引力前列，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則是持續的人才凈流出（澤平宏觀，2023）。新業態、新產業聚集的一線城市為青年提供了更多樣的工作選擇（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另一方面，高學歷青年的擇業開始出現下沉求穩趨勢。“逃離北上廣”“世界的盡頭是體制”成為新的擇業圖景。近幾屆畢業生五年內在縣城就業的比例已持續上升至 25%，他們在縣城就業比例最高的行業分別是教育、政府和公共管理，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華夏時報，2024）。返鄉青年是下沉求穩擇業的主力。其中，東部地區生源地的返鄉青年最多，西部地區次之，東北地區最少（麥可思研究，2023）。顯然，走出象牙塔的小城青年是選擇大城市的多元機會，還是回到家鄉小城安定生活，不再是確定的結局，而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現實議題。

與矛盾現實相呼應的是群體性焦慮，無意義感在青年中蔓延。高校畢業生以“孔乙己”自嘲，接受多年教育反而讓他們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擇業困境。青年們打出“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的標語，向往更廣闊的空間，擁抱未知的無限可能，對按部就班的穩定生活感到無聊與迷茫。由擇業擴散至人生意義的焦慮落于高學歷小城青年身上更具張力。“他鄉”還是“家鄉”、“體制外”還是“體制內”的工作抉擇，對于他們來說，或許就是曠野與軌道的人生道路選擇。

學界許多研究為“闖蕩的料”背書，認為高學歷小城青年會遠走他鄉去往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進入高薪、高福利保障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家境優越者更是如此（陳東、張郁楊，2019；李黎明、張順國，2008；原新等，2021）。然而，近年來，有觀點認為，青年擇業實則是反思性決策，他們有更復雜的考量，考慮的不僅僅是薪資、福利和大城市的吸引力（魏淑媛，2021）。文化社會學主張，人的觀念與行為并非結構性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經名為“文化結構”的社會共享意義系統傳導形成的（周怡，2021）。本研究將擇業決策視為由社會經濟到文化再到具體觀念行動的完整過程，以期打開小城青年工作選擇背后的“文化”黑箱。本研究聚焦于出生、成長在三四線及以下城市、獲得本科及以上學歷且年齡在35歲以下的青年，分析當下中國共存的不同話語體系對青年擇業決策的影響，討論轉型期中國的小城青年中誰才是“闖蕩的料”。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小城青年擇業研究的兩種取向

既有研究中，關于小城青年的擇業研究大多嵌入在整體的青年擇業研究之中，而關于青年擇業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兩種路徑。

一是結構性分析路徑。一方面，眾多研究認為，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方面占據優勢地位的高學歷青年更有可能去往經濟發達地區就業（蔣翠珍等，2020；李黎明、張順國，2008），或傾向于在福利優厚的公共服務部門就業（賴德勝等，2012；劉保中、張月云，2022；向晶、劉華，2018）。同時，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優勢作為家庭社會資本增加了子女選擇體制內工作的可能性，也減少了遠距離求職的后顧之憂（陳東、張郁楊，2019；韓雷等，2016；胡元瑞等，2021；李中建、袁璐璐，2019）。另一方面，除了青年個體及其家庭的結構性資源和資本，勞動力市場結構本身以及社會生活的機會與成本結構也對青年擇業具有決定性影響。研究發現，大中城市多元的產業結構、多樣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薪資水平等，都吸引著高學歷青年流入（Ahlin et al.，2014；Zeng et al.，2021；楊雪、樊洺均，2019；原新等，2021；張抗私、周曉蒙，2018）。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在一線城市聚集令青年更傾向于在求學地擇業（Liu et al.，2017；陳希路，2018）。但是，生活在大城市就業也意味著要承擔更大的生存壓力，高位的住房價格和隱性的社會排斥都促使青年逃離（胡小武，2013；張莉等，2017）。而且，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割也使得青年傾向于失業風險低、收入福利更穩定的體制內工作（方潔、翁馨，2023；向晶、劉華，2018），在選擇創業時也更加謹慎（柏培文，2010；肖聰，2016）。

二是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文化價值觀分析路徑。工作選擇被認為是個體“追求自己的活法”的反思性結果，當代青年擁有的并不是能夠被變量預測的“標準化人生”，“自反性人生”才是時代主題。學者們證明，職業抱負與自我實現的理念可能會讓高學歷青年被次級勞動力市場中具有象征性回報的工作吸引，而不是一味追求穩定的工作或優厚的待遇（Adler，2020；Delgaty & Wilson，2024）。在我國，當代青年擇業觀有向后物質主義變化的趨勢（張文龍、葉一舵，2019），相比謀生，追求自我實現與復合多元人生的斜杠青年以及以興趣為導向的創業青年成為新潮流（牛天、張帆，2020；吳玲、林濱，2018：張慶梅、風笑天，2021）。而“躺平”和“佛系”的觀念背后是對就業質量的過分追求（包蕾萍，2019），導致不就業、緩就業和青睞國有事業單位成為青年擇業的另一趨勢（曹宣明、曾蘭，2020；曾燕波，2018）。此外，對人生價值與意義的反思也會影響青年的跨區域決策（魏淑媛，2021）。

小地方（包括小城市、縣、鄉、鎮、村）出身的高學歷青年，既有研究更加關心他們返鄉擇業的“反常”現象。那些被“長衫情結”所困的小城高學歷青年，他們很多時候難以做出回鄉或留城的抉擇，本質是觀念問題。攀升的教育期望與教育失配的風險、家庭期待與個體訴求、成家與立業、現代都市與鄉土生活的鮮明對照，總是在小城鎮青年頭腦中碰撞（初金哲等，2024；李沁柯、夏柱智，2021；閆冰，2023）。很多研究認為，那些返鄉擇業的青年可能是在高房價、低薪酬、少機會、強內卷的困境下無奈選擇“躺平”回到家鄉（林龍飛、高延雷，2021）；或是大城市的社會排斥、有限社會資本的推力因素，加之來自家庭的道德負重和父母期待的拉力因素，迫使他們回鄉擇業（劉詩謠，2020；王成龍、武曉偉，2019）。不過，也有學者主張小城鎮青年是在積極反思后做出的主動選擇。對熟悉地區的依戀及希望與家人朋友相伴的觀念，可以抵消在外從事高薪工作的誘惑（Dahl & Sorenson，2010）；在國家政策傾斜、地方人才政策和營商環境優化的助推下，拓展家鄉市場和振興鄉村的理想、鄉土情懷、親密情感的需求以及對平靜生活的追求，都讓青年自愿歸巢工作（何慧麗、蘇志豪，2019；劉天元，2019；羅敏，2019；閆廣芬、田蕊，2019）。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小城鎮的鄉土屬性并非總是具有吸引力的，它也可能起到反作用，令青年們試圖返鄉時望而卻步（劉天元，2019；王成龍、武曉偉，2019）。

（二）從結構到觀念：打開文化的“黑箱”

雖然既有研究考察了影響青年工作決策的各種因素，但對小城青年擇業圖景的認識仍有待進一步深入。如若按照結構分析的思路，高學歷小城青年理應是“闖蕩的料”，他們接受了優質的教育，去往更廣闊的天地謀求發展合情合理。但現實中，他們卻在孔雀東南飛與燕歸巢、多元挑戰和單一穩定之間出現不同抉擇。若是按照價值觀念分析的思路，高學歷小城青年的不同工作選擇確實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釋，但目前大多數研究對青年擇業觀念的解釋，都將其視為結構性因素的直接反映，而對價值觀念形成的具體過程、結構與觀念之間的邏輯鏈條缺少洞察。

針對既有研究的遺憾，文化社會學或許能夠提供彌補之法。亞歷山大將內在于社會、指揮行動者行動卻不為其所知的成套意義系統視為結構性的存在，即“文化結構”，認為它為個體觀念提供了合理憑據（Alexander，2003）。周怡（2021）指出，文化結構是社會經濟技術變遷作用于深層價值觀念的中介傳導機制，我國的文化結構由傳統文化、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文化和社會主義市場文化三套話語體系交織構成。行動者并非全然是意義系統的傀儡，個體自身的情況與實際需求會讓他們在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文化資源中做出選擇，為自己各種行動決策搭建合理化的意義框架（Swidler，1986；Vaisey，2009）。因此，揭開行動觀念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文化”黑箱，有助于對青年擇業形成更完整和深刻的認識。于楊瀚和劉玉照（2023）指出，在一線城市求學的高學歷青年在傳統和現代市場文化之間進行選擇后做出遷移決策。這一研究給本文很好的啟發，但是它忽略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集體主義時期文化積淀對青年就業抉擇的影響，且對來自全國各個地區的青年不加區分地討論，影響了其結論的信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借鑒周怡（2021）的論述，通過搭建一條從社會經濟變遷到文化結構再到擇業觀念的路徑，打開社會經濟結構與具體觀念行動之間的文化“黑箱”，澄清同為在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小城青年為何形成了“留在他鄉”和“返回家鄉”的就業決策差別。也就是說，本研究試圖借用“文化結構”的研究框架，為回答誰是“闖蕩的料”提供新的文化社會學解釋。具體來說，本研究的重點是通過分析小城青年對工作選擇的觀念闡述，發掘其中與我國傳統文化、單位制文化與市場文化三套話語體系相關聯的表達，解讀不同個體對共享的話語體系中不同話語元素的選擇或排斥，探查小城青年擇業決策的內在動力機制及其文化邏輯，從而為青年擇業研究帶來新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與案例介紹

根據研究主題，本研究選擇位于西部地區的E市作為小城案例點。一方面，E市被劃定為四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研究所，2023），符合小城標準。而且，因其地處西部內陸，區位劣勢十分明顯，當地仍舊保持著非常明顯的熟人社會特征，居民生活消費和娛樂的類型較少。另一方面，E市是典型的資源型小城，因資源稟賦具有強勁的經濟實力，當地的產業結構和經濟貢獻都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大型能源國有企業極具地方影響力，針對高學歷青年的人才引進政策也非常優厚。此外，近十年來，E市基礎教育水平極大提高，戶籍學生高考本科入學率逐年提升，培育了大量的青年人才。總的來說，E市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富裕小城，E市青年的就業抉擇呈現出更明顯的矛盾性，也令本研究更加有針對性。

本研究以出生成長于E市、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在一線城市求學或生活過且目前有工作的“90后”青年為研究對象。之所以只選擇“90后”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他們正處于青年時期最重要的選擇階段，人生道路往何處去仍無定數，也更容易受到不同話語體系的影響。本研究采取目的性、多點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受訪者，對他們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在個案的選擇上，盡可能涉及不同性別、獨生子女、學科專業、家庭背景等特征，保證本研究的推論更加具有解釋力。基于這些標準，本研究在2022年至2024年進行了三階段的資料收集工作，選取了40位E市青年為被訪者。遵循保密原則，研究者對被訪者進行編碼：首字母表示工作地點，外省市為W，省內及本地為L；第二個字母表示性別，M為男性，F為女性。

三、離鄉青年擇業的文化邏輯

在受訪者中，前20位均是目前在東部地區一線城市工作的E市青年。他們主張自主選擇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市場話語作為觀念和決策的主要依據。具體來說：其一，他們追求在競爭中達成專業興趣領域的自我實現，希望在挑戰中提升自我能力，而非重復低風險低競爭的刻板工作。其二，他們喜歡人際有邊界和被消費主義主導的都市社會，向往自在有趣的生活，而非被人情關系束縛的日常。家鄉城市無論在產業結構還是社會特征方面，都無法滿足自己所求，離鄉闖蕩成為必然選擇。

（一）專業興趣與競爭挑戰：自我的充分實現

強調自我實現和契約競爭是那些選擇離鄉在大城市闖蕩的青年人的主要話語。他們在職業道路上無懼挑戰和風險，追求的不是將自我依附于國家體制的穩定謀生，而是在專業興趣領域施展拳腳、實現自我價值，體現了其對市場話語體系的接納。這種擇業價值觀也契合了大城市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所帶來的個體意識、競爭意識，以及與物質生活充裕相伴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Inglehart & Abramson，1994）的崛起。

1.專業發展導向下的大城市就業選擇

憑借大學專業所學尋得一份工作，在專業領域實現自我價值，是許多小城青年的擇業訴求。學院教育是實現職業壟斷、打造社會封閉的主要結構性機制之一，專業技能成為從事專業工作與非專業工作的區別標準（Saks，2010）。截至2024年，我國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專業共有12個學科大類、93個專業類、816種專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4）。但是，各種專業在就業機會上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平衡問題。城市規模越大、行政等級越高、經濟越發達，對應的職業多樣性程度越高，西部地區城市的職業多樣性最低（張傳勇、蔡琪夢，2021）。這意味著東部一線城市更有可能為部分小眾專業方向的大學畢業生提供平臺和機會，讓他們找到專業對口且具有發展前景的工作。

訪談中，被訪青年因專業只能選擇大城市就業的情況頗為常見。例如，心理學專業和中醫專業的青年希望在自身專業方面獲得長足發展，甚至可以為此犧牲穩定性或薪資待遇。對于他們來說，家鄉缺少對口職業的發展空間，既源于當地民眾觀念的阻礙，也源于社會服務體系建設的不健全。因此，回到家鄉擇業就等同于放棄提升專業能力的可能，甚至會直接轉行。與此相對，大城市擁有更大的職業平臺和更多學習機會，即便沒有編制并且要面對超時低薪工作，他們也甘之如飴。

“學習應用心理學專業的很多人會去做老師，但老師只是講課，它不能提升專業水準。其實之前我有選擇可以去當輔導員，很穩定還有編制。但是我選擇了心理咨詢中心，它沒有編制，但卻是專業對口的，我可以通過做實務、去培訓來提升自己，在這個行業繼續走下去。在我們那種十八線小城市對心理咨詢更有偏見，熟人社會大家都抱團取暖，有心理問題找親戚解決就行了，找你干嗎呢？”（WF03）“我覺得（好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能不斷學習。工作時間和回報比例糟糕一點都可以，能夠不斷學習，有進步空間，建立自己的人脈圈是比較重要的。選中醫專業就是想做這一行，但是別說中醫，連三甲醫院咱們那邊都只有一家，我要是回去根本學不到東西。”（WM04）

如前所述，E市的產業結構非常單一，是一座背靠強大資源稟賦、在國家支持下獲得快速發展的城市。因而，資源型企業和非資源型企業在當地的發展水平差異懸殊，能源行業對當地工業增加值的貢獻率常年在80%以上。盡管近年來E市一直致力于產業轉型升級，但前景好的行業還是與資源緊密掛鉤的行業。那些政府斥巨資引入的高新技術產業，實際上是企業為利用廉價生產要素轉移而來的低端制造部門，難以真正形成產業集聚。受訪青年對 E市產業發展的問題有清楚認知，從以下訪談資料可知，即便他們的專業在當地引入的新興產業中可以找到就業崗位，但受制于產業水平的相對落后，他們仍難以找到滿足自己專業追求的工作，無法回到家鄉擇業。

“我是學機械制造專業的，本科畢業之后我回來在JDF（E市高科技重大投資項目引進的首個企業，主營半導體顯示、物聯網創新傳感器制造等業務）的分廠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時候就感覺做工藝挺沒意思的，不知道誰設計的東西就發給我，我就負責把設計文件變成制造文件，是個中間人，相對還是低端的。后來我也想去做設計，還得再去學習，所以就去讀了研。現在我做的是飛機設計，更回不了家了。”（WM15）“我學的是材料工程，以前也想過回來工作可能比較安穩啥的。但是你會發現，我講了這么一大堆想法，其實回來的話是沒辦法去實現的。不要說是半導體芯片這個領域，就哪怕說是偏電子類的，或者說這種偏電子材料的其實都不多。據我了解可能JDF對這邊還是能提供機會，但也比較少。我要是回去估計就是去煤礦做另外的工作吧。”（WM17）

2.成長和挑戰導向下的體制外就業選擇

部分受訪青年并不喜歡自己的大學專業，卻對其他行業與領域擁有強烈興趣，想要在真正感興趣的事業中實現自我價值。他們對人生有著清晰的期待和野心，始終尋找著熱愛并可以為之傾力付出的事業。當家鄉沒有承載他們事業的基礎時，那些擁有多樣機會的一線城市便成為他們的必然選擇。從以下兩個案例可知，青年們或是在沉悶工作的業余生活中找到興趣，又或是在頻繁更換職業時進入到最喜歡的行業。不論咖啡還是金融行業，都在以能源工業為支柱的E市缺乏生存土壤。青年們想要在熱愛的事業中挑戰自我、發揮價值，就只能脫離家鄉環境，奔赴大城市的廣闊天地和優質平臺獲得發展。

“我開始是尊重父母的意見回家了，在一個事業單位工作，領導很器重我，但我卻對未來越來越迷茫。那時候我就喜歡上了做咖啡，休息日我就去學。很多人活了一輩子可能都沒找到的東西，我找到了，就不想再浪費時間了。2020年，我辭掉工作來上海，因為這邊的咖啡行業確實是全國最好的，我想學更多東西。現在覺得自己活得很有底氣。”（WM05）“讀研的時候，我開始覺得翻譯這個工作比較偏輔助、偏背后。隨著對自己要求越來越高，我更想在某個位置上發揮自己的價值，不局限于重復別人的話。后來我去過大廠工作，也去過大使館工作，做的工作都沒有核心競爭力，挑戰也不大。現在這個公司屬于金融行業，對我來說挑戰很大，相當于重新學起，但我的能力有了質的提升。金融行業在咱們那個內陸三四線城市根本發展不起來，做這一行我就不可能回去了。”（WF11）

這類青年也表達了對體制內工作的抵觸。我國計劃經濟的歷史和市場化轉型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割。在計劃經濟的單位制社會中，國家通過單位對個體提供全方位庇護，職工從事的是薪資福利遵從行政分配的“鐵飯碗”工作，免于失業風險與激烈競爭。這種制度特征既塑造了鼓勵事事依附國家、厭惡風險、一味追求穩定的國家依附話語，也形成了依賴行政預算獲得回報、厭惡競爭、只求完成任務的行政分配話語。盡管單位制早已成為歷史，但體制內（即國有部門）工作仍保留了單位制的部分特征，仍是優厚福利、低失業風險以及更高社會聲望的代名詞（Lin & Bian，1991）。不過，受訪青年根據親身了解，指出近年來讓青年們趨之若鶩的體制內工作實則刻板無聊、缺乏挑戰，是經營人際關系大于發揮實際能力的混日子選擇。他們不愿將自我依附于國家體制穩定謀生，而是追求在市場契約關系營造的競爭環境中挑戰自我、提升價值。

“父母都是公務員，我覺得也可能是因為從小看著他們工作，經常去他們單位玩，小時候就覺得這份工作非常無聊，一輩子都能望到頭，不是我以后想要的生活。我覺得選擇的工作起碼是自己有興趣的，有想干的心情的，而不是有一天混一天。”（WM10）“我不喜歡那種上下級觀念很嚴重的公司，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國企，公司氛圍不太好。每一個人都在對上司溜須拍馬，我的上司也在對他的上司溜須拍馬，我覺得很煩。現在這個公司雖然很累，但是挑戰很大，機遇很大，回報也很多。你的回報都是憑能力來的，不是背后走關系搞小動作。老板是扁平化管理員工，也更愿意啟發員工，而不是說派個任務你去完成就行。”（WF13）

（二）舒適都市與窒息的家：自在的趣味生活

選擇大城市工作的小城青年并非都追求競爭中的自我實現，另一部分受訪者指出，他們更喜歡的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在這類青年的話語中，他們更看重都市的社會生活方式，喜愛大城市人際邊界感帶來的自由體驗，享受在發達的消費市場中滿足自己的多元興趣需求。同時，以生活為中心的他們表現出明顯的風險厭惡和低競爭偏好，因此傾向于選擇在大城市體制內就業。

1.有邊界的人際交往帶來身心自由

青年們偏好都市中人際有明確邊界感的生活，反感家鄉沒有邊界的人際往來。在訪談中，有的人提到回到家鄉的情景時充滿無奈，因為不得不承受來自父母和親戚的拷問，從工作到婚戀問題都被指指點點。對于他們來說，家鄉小城既不是避風港，也不是安樂窩，而是令人窒息的家庭環境與人際關系網。相較之下，大城市“人人自掃門前雪”，沒有人會對工作細節和婚戀與否過問太多或發表評價，這種對他人事務不過多干預的社交邊界感，為多元生活方式提供了空間，帶給青年們極大的“舒適感”。

“這么多年一回家，我媽、我舅就讓我回去，在礦上找個工作。近兩年他們都開始給我介紹家里的對象了。去年我確實想過回去，心想要不試試考研，考不上我就回家了。但是，‘十一’假期回去那會兒我感覺很窒息。不管什么事情，我媽就只會說我不行，對外人也這么說，我真的受不了。”（WF02）“在家里，很現實的是，只要你在父母眼皮底下，親戚就會問你：工作怎么樣？每個月掙多少錢？什么時候結婚？有對象了嗎？什么時候生孩子？孩子學習怎么樣？沒完沒了。跟你熟嗎？不熟。在大城市就很少會這樣，大家都點到為止，沒有人會覺得不結婚很奇怪，這就是大家的生活方式。”（WF19）

小城青年對大城市和家鄉小城生活的偏愛與厭惡形成鮮明對比。對此，齊美爾與費孝通的論述點明了熟人鄉土社會和都市現代社會的本質區別。齊美爾（1991）分析都市社會時指出，都市中人際關系是依托于分工的松散關系，他們以理性為主導，在自我保護機制下實現了所謂的“自由”，個性得以發展。而小城鎮則是以高度黏合、同質且緊密的人際關系維系的，個體總是處于密布交織的強關系中。費孝通（2008）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依靠血緣、親緣關系緊密聯系，人情關系而非律法規則成為處理問題的主要手段。從該角度看，小城青年們對家鄉生活的反感，正是來自熟人社會的緊密人情關系特征，親朋好友之間將密切互動、信息共享視為理所當然。這種沒有邊界感的熟人社會相處方式讓一些小城青年難以適應，所以選擇逃離。相反，都市社會以保護個性和自由的松散關系為特征，有距離、有邊界的關系為小城青年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余地。

2.消費主義帶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都市社會不僅以人際邊界感保護生活方式選擇的自由，還通過消費主義為青年們提供了各種生活選項。市場經濟為我國帶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讓大城市成為消費主義的沃土。鮑曼（2021）指出，在消費主義時代，“無聊”不允許存在，消費市場和消費文化為人們尋找生活樂趣提供了多種選擇，使人們不得不為被兜售的生活方式買單。王寧（2024）發現，隨著滿足實際需求與彰顯意義表達的消費需求得到滿足，追求情感和興趣的消費變得越來越重要。諸如電子游戲、嗜好、旅游、娛樂、文化等消費都屬于興趣消費的范疇，年輕人越來越愿意為興趣買單。本研究訪談也證明，一些小城青年確實是因為興趣消費而更喜歡一線城市的生活。以留在上海的受訪者為例，他們認為，這座城市為發展興趣愛好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想學習技能、買最新的產品、看最前衛的展覽，在上海都能實現。相較之下，E 市的文娛消費選擇少，生活既無聊又匱乏，顯然沒有吸引力。

“其實我覺得要是回家是去B市（E 市相鄰的小城）還可以，但回家我就難以理解。生活太匱乏了，要是在礦區，電影院、書店這些都很少。人情關系什么的我在國企也習慣了，但主要是娛樂設施太少了。在上海生活可以發展的東西很多，有什么愛好在這里都可以實現。比如我喜歡畫畫，休息的時候我就去上素描課，學一些東西。”（WF18）“當初來上海也不是因為說喜歡上海，只是因為在上海的這幾年我發現這座城市確實有它的魅力所在。這么講，國內新開家什么店，第一家店九成就在上海。除了這種消費以外，精神文化生活上，你想看的展覽，只要跟藝術沾邊的肯定也會在上海，沒事做的話就可以去看看。我也不是說多喜歡，但我想干一件事的時候，在上海可以做，其他地方做不了或者機會很小。”（WM16）

3.舒適生活導向的體制內工作選擇

有趣的是，這部分追求一線城市生活方式的被訪青年，并不排斥在體制內工作，他們中有人入職國有企業，有人成為有編制的教師。訪談資料表明，這些青年認為進入體制內是形勢比人強的明智之舉，他們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例說明互聯網大廠等熱門工作的高失業風險。對這些小城青年來說，有一份能支撐他們長期留在大城市生活的工作最為重要，相比專業興趣的自我實現與競爭挑戰，收入適中、不內卷的穩定工作才是“性價比”之王。所以，他們也更能理解“考公熱”的擇業現象，將體制內工作列為優先選項。

“像互聯網大廠碰上疫情就可能會裁員。所以還是要在體制內工作才穩定，有鐵飯碗，只要你不犯一些大的錯誤，也不愁會被裁員。這幾年‘考公熱’也有它的道理。”（WF01）“我進入電網屬于誤打誤撞，一開始可能覺得在北京選這個工作不是那種錢多事少離家近的。但其實等你工作之后，就會覺得這個工作不會讓你特別不滿意，性價比算是很高了。大廠當然好，2015年那會兒進去是最好的，但現在這個形勢，不能貪心那么多。”（WM12）

四、返鄉青年擇業的文化邏輯

在受訪者中，后20位是目前已經回到E市及其周邊小城工作的青年。這些青年傾向在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中找到自身之外的理由和庇護，以傳統話語和單位制話語作為觀念和決策的主要依據。具體來說：其一，他們希望自己的工作符合父母期待、有利于承擔家庭責任，并依戀家鄉人情關系網絡，不愿意遠離父母和家鄉去往異鄉闖蕩。其二，他們想要過安穩平淡的生活，對充滿競爭的不穩定職場和高生活壓力的都市心生厭倦，家鄉小城和穩定工作是他們向往的避風港。

（一）親情倫理與人情資源：家庭鄉土的依戀

與離鄉青年強調工作、生活方式的自主選擇不同，返鄉擇業青年的話語始終離不開家庭與家鄉，表達出“家庭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家鄉”的互相牽絆。這類青年回到E市工作的決策充分顯示出他們對傳統話語的親和，他們認同并遵循家庭的代際權威和責任倫理，在代際支持和反饋中實現個人和家庭的發展。同時，他們也深諳家鄉熟人社會中人情網絡的運作之道，將熟人關系視為個人的創業資源。

1.親情倫理導向下的返鄉就業

本研究發現，來自家人的期待或者與家人彼此照應的考量，在受訪返鄉青年的表述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

一方面，當青年人對專業興趣發展沒有明確的目標、缺乏職業規劃時，父母的期待和建議便成了他們的指路明燈。大多數E市青年的父母都希望孩子畢業后能回到自己身邊相依相伴，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為下一步結婚生子打好基礎。這些受訪青年幾乎都表示，自己在畢業時對想從事的工作沒有想法，“聽父母的”成為他們頭腦里順其自然的決定。在他們看來，具有相對豐富人生經驗、作為重要他人的父母，總歸不會給出對自己不利的建議。研究者在補充提問中發現，這類青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們從小都是“聽話的孩子”。“聽話”意味著親子關系存在明顯的親代權威特征，父母更主動地介入到“沒有主見”的青年子女的人生選擇中，促成他們做出符合期待的返鄉擇業決策。“（畢業）那會兒就業很盲目，而且我這個人也沒有什么興趣愛好，公務員也考、銀行也考。當時是聽了父母的話，一是我覺得他們有經驗，肯定不會害我；二是我從小就是那種沒有主意的人，就聽父母的話了。我感覺這個跟性格有挺大關系。”（LF28）

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認為自己選擇返鄉是出于對家庭責任的承擔，是在權衡自身需求和家庭經濟情況后做出的理性選擇，不是對父母的無腦服從。訪談資料表明，這類受訪青年顯然在自己與家庭、大城與小城之間進行了細致的比較。他們反思自己的職業偏好，認為專業相關的工作并非真正的興趣所在，或者說自己的工作不是非大城市平臺不可，家鄉也有合適的選擇。相比機遇，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難適應的生活環境更令人困擾。而辛苦供養自己長大讀書的父母逐漸老去，未來會更加需要幫助和陪伴。他們既擔心“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明白以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家庭經濟狀況，不足以讓他們和家人在大城市守望相助，父母更不愿離開故土去往大城市開啟新生活。所以，回家工作是既不委屈自己，也能更好承擔家庭責任的最佳選擇。

“畢業的時候在北京和大連都拿到了offer，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是應該離家近點，以后也可以照顧父母。一是我并不一定要做自己專業的工作，反而我對文字類工作還挺感興趣；二是外面生活成本也高，空氣環境也不好。那回來這邊就是兩個選擇，去能源企業，要不就考公，我覺得公務員更適合我吧，還能為家鄉做貢獻。”（LM27）“畢業的時候我可有沖勁了，甚至就想留在西安，但當時還是回來了。我想著不能就只考慮自己。我父母年紀六十大幾歲了，我要是在外面工作個十來年，一年都見不了幾次，我覺得對他們很虧欠。即便我有兩個哥哥，我自己的責任還是要盡到。”（LF32）

值得注意的是，獨生子女在面對家庭責任時更加無從選擇，他們強調獨生子女責任約束對返鄉擇業決策的作用。如受訪者所言，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自己是父母的責任人，為了能夠及時照應，應該多考慮回家鄉擇業。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有獨生女已經開始履行照料義務。她原本在一線城市工作，但作為家中支柱的父親突發重病，而初入職場的她還沒有將父母接到大城市的能力，所以為了更好地照顧父親，只得返回E市工作。她的例子引人深思，雖然對于大多數受訪者來說，他們的父母還是身體健康的中年人，但是在職業起步階段一旦面臨突發狀況，獨生子女并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風笑天（2023）的研究指出，“80后”獨生子女的父母在 2023年后進入高齡老年階段，將直面養老困境。本研究的案例則表明，不僅是養老，獨生子女家庭的親子牽絆在生命的各個階段都存在，青年子女很可能因家庭責任而陷入自主卻又“別無選擇”的擇業困境。

“最后確實是權衡之后還是想離家近一點，我們家就我一個（孩子），有個什么事如果我不在身邊那就沒辦法。要是做本身專業的工作，那我肯定不會回來了。所以，回來就是為了彼此安心，他們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肯定樂開花了。”（LF22）“我是因為父親腦梗，家里需要我，那我要承擔這個責任，就回來工作了。像咱們獨生子女，很多人其實還沒有遭遇要照顧生病父母的情況，但我是小小年紀就承受了這些，只能這么選擇。”（LF25）

2.人情資源導向下的返鄉創業

在家庭原因之外，小城青年也可能出于對熟人關系網絡的依賴而選擇返鄉擇業，這與那些因為厭惡人情關系而留在大城市的青年形成鮮明對比。在受訪者中，回到家鄉創業的兩位青年，他們或是“子承母業”，或是白手起家，都將迎接風險挑戰開拓一番事業作為目標，而不甘心在不自由的穩定工作中蹉跎歲月。但與留在大城市闖蕩的青年不同，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要提高創業成功的概率，家鄉E市才是沃土。從小成長的熟悉環境、熟人遍布的人情關系不是給他們帶來束縛和不安的東西，而是可以讓他們利用的最好資源。依賴地方關系網，創業資金、合作伙伴、店面租金及客戶來源都能得到保障，而去往大城市只能從零開始，反而困難重重。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可能是有這個基因，上了兩年班實在是覺得既不自由、賺得又少。后來我媽也是拿了錢給我，讓我創業，那我還是覺得對這邊的情況更了解，知道做什么生意能賺錢。去外地的話，很多東西你都得重新了解，那都需要時間和成本，市場機會有時候就是轉瞬即逝，等不起的。”（LM39）“因為我是農村的，我知道自己是啥情況，想創業沒有支持和人脈，基本不可能去一線城市，人生地不熟，要車沒車，要房沒房。在家里這兒我自己跑業務也熟悉環境，還有認識的哥們給我介紹客戶，成功率肯定更高，我現在能站住腳就是因為這個。”（LM40）

（二）預期管理與有限野心：安穩生活的向往

在返鄉擇業的青年人話語中，還有部分人并沒有過多以父母或家鄉為理由，展示出尋求安穩生活、追求安全感、排斥市場競爭和風險的價值傾向。他們大多在E市的國有部門就業，將穩定、壓力小作為工作選擇的主要標準，表現出對強調國家依附與行政分配的單位制話語的親和。從個人的就業決策經歷看，這部分青年大致可以按照“是否曾經在大城市闖蕩過”劃分為兩類。

1.大城市闖蕩不適后的職業規劃調整

部分青年是在有過一線城市工作經歷后重新調整擇業預期，他們難以承受異鄉高強度工作的壓力，將安穩和不辛苦確定為擇業的新追求。以下案例的訪談顯示，兩位青年分別在香港和北京的大企業有過薪資不菲的工作，但她們很快意識到“都市居，大不易”的艱辛。無論是大城市高昂的物價和房價，還是行業內部激烈的內卷競爭，都讓她們感受到職場和生活的沉重壓力，對自己能否長久堅持產生了懷疑，并學會承認自己是“普通人”。她們不再貪戀大平臺的高風險高回報，而是開始以生活為中心，希望換一份讓自己“能喘口氣、真正有空閑、認真生活”的工作。所以，兩位青年選擇通過E市的人才引進政策回到家鄉，最終順利獲得事業編制，過上不用內卷的新職業生活。

“那會兒我是在香港做媒體，跟內地同學比起薪還是挺高的，但是香港的物價也超級高。后來我對這個行業也了解了，就感覺自己沒那么大的能力在那里一直待下去。香港人能出國的話，他們也會離開香港，外地人去那里生存壓力太大了。工作就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既然沒法生存，那就回來走人才引進這個綠色通道。”（LF37）“我之前在北京央企的派遣單位做出納，雖然屬于地產行業比較掙錢，但都是暫時的。我不能單考慮賺錢，而是要有工作，也要有閑。回來的關鍵原因就是北京房價太高、太卷、太累。沒有房子你就沒法擁有稍微有質量的生活，工作強度大，對身體有損傷，你的幸福感也會很低。現在政府單位清閑又穩定，不用擔心領導不滿意就裁掉你，真的是無憂無慮，我很滿意。”（LF38）

上述案例也反映了當下青年人的一種普遍困境。她們這種看似消極的“躺平”決策，實則源自社會加速變化帶來的焦慮和恐慌。在社會日新月異的轉型期，人們的日常生活被迫持續加速，生命自主性被削弱，工作中的個體被異化為機器，生活中的個體在消費主義營造的無限欲望中獲得虛假快樂（馬中紅，2021）。因而，“躺平”是青年用以抵御加速社會的主動減速（呂鶴穎，2021），是一種在結構性壓力之下的主體性撤退（鄧玥馨，2024）。被訪者的觀念決策調整，正是對市場話語體系的抵抗，她們明確地意識到無止境的競爭、內卷對人的異化和都市社會充斥的消費主義陷阱。當她們發現自我實現在高壓之下顯得虛妄又渺茫時，便決定不再闖蕩，選擇回到沒有被消費主義侵蝕的熟悉家鄉，找一份穩定不內卷的工作，實現工作和生活的全面降速。

2.低人力資本積累下的回鄉安穩偏好

訪談還發現，那些沒有在外工作經歷就返鄉就業的青年，早在大學時期就已認定自己野心有限，沒有留在大城市的能力，畢業后回家找一份穩定工作才是正題。

一方面，有的受訪青年認為性格是不適合闖蕩的主要原因，戀家是印刻在血液里的東西。但分析他們的表述會發現，所謂性格不適只是他們對自己厭惡未知挑戰、面對不確定性時退縮的一種合理化。他們表示，自己雖然喜歡大學所在的一線城市，卻也明白大城市生存壓力大、留不住，只想回到家鄉盡早安定下來。在這類青年人的話語中，安定感不可能來自大城市的獨自漂泊闖蕩，而只能來自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環境，來自不會擔心裁員失業的穩定工作。這種對確定性的迷戀，在突發事件到來時變得更加堅定，家鄉成為真正的避風港。相較于那些留在大城市的E市青年，這些青年雖未徹底喪失對專業興趣的追求，但深刻認同自我實現必須在風險可控范圍內，要讓位于安穩生活這個主要目標。“其實我挺喜歡大學所在的城市，但畢業的時候一點沒想過留下，就是習慣性地想回家，也是覺得自己留不下。回來工作了幾年，我也想過趁年輕再出去，但這個決定就很難了，已經在體制里，很難下定決心。而且疫情的時候，我又總聽人說被裁了什么的，我就覺得在家穩定還是挺好的。”（LF29）

另一方面，還有青年將沒有信心留在大城市闖蕩歸因于體驗不佳的大學經歷。根據訪談資料，兩位受訪青年在大學階段并沒有確定自己的興趣方向，也沒有找到適應勞動力市場規則的方法，所以直至畢業都非常迷茫。在缺乏足夠的自我實現訴求的情況下，大城市生活在他們眼中的危險遠大于誘惑，回家上班成為最穩妥的選擇。LM36從小就是優等生，但因為高考發揮失常，未能報考自己喜歡的專業。由于對所學專業的不喜歡、不適應，他的大學生活一直渾渾噩噩、不在狀態，直到畢業后才下定決心跨專業讀研。但這時，他對未來的希望已經簡化為“考個好考的研，然后回家上班”。鄭雅君（2023）歸納了進入精英大學的小鎮做題家的兩種模式，其中一種就是“直覺依賴模式”，這類青年沿著舊有的習慣踏實學習，不會針對性地為求職積攢履歷中的可用資源，到畢業時只能在遲疑中被動選擇一條自己能力夠得著的出路。以下兩個案例中的青年就是如此，他們進入大學后很快失去了目標，既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也沒有找到真正感興趣的事情，在臨近畢業時恍然發現自己已然錯失了許多為留在大城市做準備的時機。站在擇業的分岔路口，他們只能憑借自己最擅長的應試考試能力，回到家鄉考公考編。

“我根本沒想好找什么工作，或者要不要回家。大學期間像白過了一樣。臨畢業人家都忙招聘，我好像啥也沒干。當時想過要不要留在福建那邊，但我不知道為啥，就覺得自己不太行，所以就直接打包回家考事業編了。我爸其實也不理解，他反倒是希望我能在外面混的。”（LF23）“大一大二那兩年很痛苦，一直對那時候選專業的事情后悔，也沒好好學，幾乎畢業之前都是那種不太好的狀態。那會兒不管是看本專業的就業方向，還是我自己的水平，都沒法留在大城市。所以我就回來考研，換個專業再去考公，留在咱們這兒。我現在也已經想開了，再來一次可能也不會比現在更好了。”（LM36）

五、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援引文化社會學的思路，分析在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小城青年“留在他鄉”和“返回家鄉”的就業決策分化現象。從被訪青年的觀念闡釋入手，將他們的擇業決策看作是社會經濟變遷背景下青年人結合自身境況對文化結構中不同話語體系的話語元素進行自主選擇的結果。概括起來，本研究揭示的高學歷小城青年擇業決策的文化邏輯如圖1所示。

首先，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造成了明顯的地區發展差異和體制內外差異，為E市青年營造了不同的工作生活情境。一是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東部一線城市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已然成為社會開放、消費發達、職業多樣、平臺寬廣的代名詞。而地處西部內陸的E市仍是社會封閉、消費不健全、產業單一、平臺有限的小城市。二是體制內外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具有計劃經濟單位制色彩的體制內工作與遵循市場邏輯的體制外工作在工作壓力和職業風險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前者沒有激烈的績效競爭，是幾乎沒有失業可能的“鐵飯碗”，后者則遵守市場契約原則，是績效考核競爭激烈的高風險工作。

其次，我國當前的文化結構中傳統話語、單位制話語以及市場話語三大體系共同在場，構成了E市高學歷青年合理化擇業決策的意義之源。其一，中國傳延千年的傳統話語體系經久不衰，印刻在國人遺傳密碼之中（周怡，2022），與家相伴的安定鄉土生活是它的象征。代際倫理話語是傳統中國最核心的價值準則，親權與孝道責任持續作用于人們的觀念與行動。熟人社會話語所規范的以人情關系為主的處事方式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今天E市人的日常生活。其二，我國計劃經濟歷史造就的單位制話語體系仍然存在，依靠國家庇護和行政分配的思想深入人心，穩定與低競爭的生活是它的象征。其中，國家依附話語概括了體制內個體依靠國家庇護、極度厭惡風險的特征；而行政分配話語則是體制內個體依靠行政機制獲取回報、排斥激烈競爭的寫照。其三，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市場話語體系對個體觀念與行動的作用越來越大，自主、不確定的現代都市生活是它的象征。強調個人理想抱負的自我實現話語、主張不斷提升能力和優勝劣汰的契約競爭話語，以及提倡人際邊界感的趣味生活的都市社會話語，都是市場壯大帶來的文化后果。東部一線城市作為市場經濟先鋒，成為最能彰顯市場話語的地方。

再次，青年個體會結合自身境況做出相應的擇業決策，并選擇文化結構中的不同話語來合理化其擇業觀念。人是身處于由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青年人對某種話語的偏好或排斥反映了他們觀念背后的深層次文化結構。在這個意義上，離鄉與返鄉的本質區分在于話語選擇的不同。離鄉去往大城市的青年以自我訴求為中心，主要選擇市場話語。他們大體分為兩類：一類青年擁有專業興趣領域的理想抱負，為了提升自我價值甘愿接受風險挑戰，他們擁抱市場的自我實現話語和契約競爭話語，主要選擇大城市的體制外工作；另一類青年被市場話語體系中的都市社會生活話語吸引，追求人際有邊界、生活有趣味的都市體驗，厭惡熟人社會的人情關系，但也偏好單位制的壓力小和生活安穩話語，傾向于在大城市中尋到“鐵飯碗”。返鄉回到小城工作的青年傾向于向外界尋找支持與庇護，更加偏好和選擇傳統話語與單位制話語。他們也可分為兩類：一類青年習慣迎合父母的期待，更多考慮家庭境況，主動承擔孝道責任，或是依賴熟人關系網絡發展事業，他們更親和傳統代際倫理與熟人社會話語；另一類青年因為糟糕的大城市工作經歷或不佳的大學體驗，對內卷競爭的職場和高消費的都市生活心生抵觸，因此更接納傳統話語和單位制話語，選擇回到家鄉并主要從事體制內工作。

最后，回到本研究的最初問題：誰是“闖蕩的料”？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奔向現代化的征途中形成了現代性與教育的雙重象征秩序，它們為來自落后小城鎮的年輕人構建了一條理想路徑，即努力學習—接受高等教育—到現代大都市生活（Willis，2020），離鄉闖蕩似乎成為高學歷小城青年的最佳擇業方向。然而，本研究的資料證明，今天中國的高學歷小城青年并非都是離鄉闖蕩者，相較社會經濟結構要素下的必然，“闖蕩的料”更是一種文化選擇的偶然。對于他們來說，在急劇變遷的時代和復雜交織的話語體系中確定人生的意義，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困難，但也更為重要。閻云翔曾指出，中國社會的個體化是個體相繼從家庭和國家中脫嵌的過程，在國家卸下包辦就業的責任后，當代個體主觀上成為自我依賴、積極競爭的進取自我（Yan，2010）。按此說法，制度層面個體化的青年理應擺脫傳統和單位制話語的影響，成為市場話語的擁躉。但是，本研究的結果表明，一部分小城青年仍然認同并接受傳統和單位制的話語元素，選擇將自我與家庭、鄉土以及國家重新嵌合，從中尋得擇業這個“自主”決策的意義錨點，在不確定的時代找到個體的避風港，不愿離鄉闖蕩。只有那些接納市場話語，將個人理想抱負與生活追求置于首要位置，也有能力和條件去自主創造全新人生的小城青年，才能成為“闖蕩的料”。

責任編輯：劉汶蓉

《當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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