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法典》：從傳統到綠色的提速

《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將對油氣行業產生全方位、深層次、長期性影響。

文/ 陸曉如 董朝陽

五編、一千二百四十二條、超過十六萬字，厚重的《生態環境法典》把生態文明建設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統籌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構建起了一體監管、一體執法、一體追責的制度體系。這不僅是我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的里程碑，而且將為能源安全、能源轉型、油氣行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統一、明確、可預期的規則指引。

尤其對油氣行業來說，作為生態環境敏感行業，點多、線長、面廣，涉及陸地、海洋，生態敏感區多。《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將對油氣行業產生全方位、深層次、長期性影響，將從根本上重構油氣行業現有的發展模式。

01

法定義務

“ 《生態環境法典》高度關注能源領域的綠色低碳轉型。”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油氣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陳守海指出，“尤其在第四編‘綠色低碳發展’中作出專門、系統、剛性的規定，把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從政策引導上升為法定義務。”

《生態環境法典》第四編第三章“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規定，國家實行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法定制度；推進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核能、儲能，構建新型能源體系；對煤炭、油氣、新能源等采取分類引導、協同發展的策略。第四編第四章“應對氣候變化”規定，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報告、核查、交易等制度，將“雙碳”目標全面納入法治化軌道。

陳守海通過分析《生態環境法典》中與能源相關的法條，認為《生態環境法典》對能源企業提出的新要求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綠色轉型法定化，節能、降碳、減污、擴綠成為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二是全生命周期合規，覆蓋勘探、開發、加工、儲運、利用、退役全鏈條；三是碳排放剛性約束，按要求開展碳核算、信息披露、市場履約；四是融合發展導向，鼓勵化石能源與風光儲一體化開發利用；五是責任全面延伸，強化生態修復、環境應急、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等義務。”

針對油氣行業進行分析，《生態環境法典》多項制度與油氣行業直接相關，必須重點把握。

首先，第一千零一十六條屬油氣綠色高效開發專條，明確“國家鼓勵石油、天然氣綠色高效開發，支持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與可再生能源融合發展”，“鼓勵采用先進、集約的石油加工轉換方式”。這是油氣行業綠色轉型的直接法律依據。

除此之外，還要重點把握全要素污染防治制度：大氣（VOCs、甲烷）、水、土壤、固廢、海洋、噪聲等污染防控全覆蓋，甲烷控排、揮發性有機物治理成為重點監管對象；生態保護與紅線管控制度：油氣開發涉及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重要生態功能區的，實行嚴格準入、嚴格管控、嚴格修復；全鏈條法律責任：超標排污、無證排污、偷排漏排、不履行修復義務、環境數據造假等，均適用更嚴格處罰；應急與信息公開制度：溢油、管道泄漏等突發環境事件的預案、演練、處置、賠償責任法定化，環境信息依法公開成為剛性義務；等等。

其中，全鏈條法律責任意味著，企業作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第一責任人，其責任不再局限于生產環節，而是延伸至產品消費后的回收利用環節。雖然條文僅列舉了電器電子、機動車、鉛蓄電池、動力電池等產品，但對于油氣行業而言，這預示著成品油銷售企業未來對加油站配套設施（如電池回收）承擔管理責任。特別要注意的是，“動力電池”覆蓋了更廣泛的儲能和動力應用場景。

通過分析《生態環境法典》規定的法定義務，中國石油長慶油田環保部門表示：“《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為我們開展黃河流域保護、污染防治、生態修復提供了更明確、更剛性的依據，指明了方向。”

02

直擊痛點

規定法定義務之外，《生態環境法典》直擊行業痛點。

在《生態環境法典》出臺前，我國已形成較為完備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其中，與油氣行業密切相關的主要包括：

基礎法《環境保護法》；要素類法律《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等；行業與能源類法律《石油天然氣管道保護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環境影響評價法》《能源法》等；區域保護法律《長江保護法》《黃河保護法》等。

“從油氣行業整體守法情況看，合規水平持續提升。以三大石油公司為代表的骨干企業高度重視生態環保，治理投入持續加大，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環保績效穩步改善。”陳守海認為。

僅以中國石油為例。中國石油將“綠色低碳”納入公司發展戰略，明確了“清潔替代、戰略接替、綠色轉型”三步走總體部署。“十四五”期間，初步形成“油氣熱電氫”綜合能源布局，新能源開發利用能力超2000萬噸標油/年，累計節能約351萬噸標煤、節水約4050萬立方米。2021—2024年，累計節約集約用地超7.5萬畝，復墾臨時用地49萬畝。截至2025年6月，所屬油氣田企業已累計在環境敏感區內關停退出油氣水井超7000口。截至2025年底，“萬口井場植樹造林行動”已在1萬個井場、場站植樹227萬株。

成績有目共睹，但一些結構性問題仍不容忽視。比如，企業間、區域間存在差異，頭部企業規范度高，部分中小企業、老舊油田、偏遠項目相對薄弱；歷史遺留污染、老管網滲漏風險、甲烷無組織排放、應急能力不均衡、信息公開不夠充分等問題仍較突出。再比如，部分企業仍存在“重效益、輕環保”“重末端治理、輕源頭防控”的慣性思維。

一些典型的生態環境違法違規行為也時有發生。比如，超標排污，廢氣、廢水、固廢排放不達標。

2023年6—7月，湖南省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在益陽市開展督察期間，對部分儲油庫、油罐車、加油站進行了暗訪檢查，發現油品儲運銷環節油氣回收不到位，污染大氣環境。類似的案例通報屢見報端。

監測數據失真、設施不正常運行、碳排放數據不實；未取得排污許可或許可條件不符仍組織生產；管道老化泄漏、儲罐防滲缺失、溢油應急能力不足；違規占壓生態紅線、破壞植被，關停井場、退役設施造成的土壤、地下水污染長期不治理……這樣的生態環境違法違規行為也不鮮見。

《生態環境法典》實施后，任何環境違法行為都將直接觸碰法律的“高壓線”，法律威懾力顯著增強。“油氣行業從勘探、鉆井、壓裂、集輸、煉化到管道儲運、退役閉坑，全鏈條都將處于法典的嚴格監管范圍之內。合規與否將直接影響項目審批、生產運營、融資信貸、品牌聲譽乃至承擔法律責任。”陳守海指出。

03

強化約束

針對油氣行業全鏈條上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法典》賦予了監管部門更有力的執法武器。

通過引入“碳減排”專章，將碳中和目標法治化，強制要求重點行業納入全國碳市場，利用市場機制倒逼減排。“將‘雙碳’目標納入法治層面，要求油氣開發優先采用清潔低碳工藝，推動油氣生產與可再生能源融合，嚴控生產環節碳排放，加快綠色礦山建設提檔升級。”長慶油田環保部門表示。

通過確立嚴格的法律責任體系，徹底改變了違法成本結構。一方面，強化行政處罰力度，引入了“按日計罰”機制，對拒不改正的違法企業實施按日連續處罰，上不封頂。另一方面，停產整治、連帶責任及刑事責任追究等條款，使環境違法不再是“交罰款了事”，而是可能導致企業破產、責任人入獄。

通過建立“失信懲戒”機制，環境違法信息將被納入社會信用記錄，導致企業“一處違法、處處受限”。

更加顯性的約束力，體現在一條條具體的法條里。

與勘探開發環節直接相關的法條有：第三百六十六條規定，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及輸油過程中，應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溢油事故的發生；第四百九十六條規定，礦產資源的勘查、開采，應當采用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和防止固體廢物污染的勘查、開采方法和工藝技術，減少尾礦、煤矸石、廢石等礦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和貯存量；等等。

與煉化環節直接相關的法條有：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制定燃油質量標準，應當符合國家大氣污染物控制要求；第二百零六條規定，石油煉制企業應當按照燃油質量標準生產燃油，禁止進口、銷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質量標準的石油焦；第二百一十一條規定，石油、化工等企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粉塵、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應當采用清潔生產工藝，配套建設除塵、脫硫、脫硝等裝置，或者采取技術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氣污染物排放的措施；等等。

與集輸、儲運環節直接相關的法條有：第二百一十六條規定，石油、化工及其他生產、使用有機溶劑的企業，應當采取有效措施對管道、設備進行日常維護、維修，減少物料泄漏，對泄漏的物料應當及時收集處理；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加油站、采油廠等的地下油罐應當使用雙層罐或者采取建造防滲池等其他有效措施，并進行防滲漏監測，防止地下水污染；等等。

“總體來看，《生態環境法典》構建了‘行政—民事—刑事’銜接的追責體系，處罰幅度提高，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等手段適用更廣泛，總體呈現‘約束更嚴、標準更高、成本更剛性’的特點。”陳守海指出。

舉一個例子。如果石油企業未配套建設除塵、脫硫、脫硝等裝置或者未采取技術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氣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按照《生態環境法典》的規定，該企業可能面臨能源主管部門的責令改正，同時被處以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如果拒不改正，將被責令停業、關閉。

實行全鏈條追責，從勘探開發到退役閉坑，貫穿全生命周期；生態修復剛性化，修復方案、資金、期限、驗收法定化，不修復不得投產、不得注銷；公眾監督法治化，信息公開、公益訴訟、公眾參與常態化，企業環境行為更透明；碳排放納入監管，形成“環保管控+碳減排”雙重約束，真正實現源頭嚴控、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生態環境法典》的種種強約束，為油氣行業合法合規生產經營套上了更加嚴格的法治韁繩。

值得一提的是，《生態環境法典》確立了對重大環境違法行為的“終身追責”制度——不僅追究企業責任，而且追究企業實際控制人及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這種“恢復原狀”的責任通常被視為一種物權請求權，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這意味著，無論時間過去多久，只要造成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企業都必須承擔修復與賠償責任，歷史遺留問題無法“翻篇”。

04

合規重塑

《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將對油氣行業的上游勘探開發、中游煉化加工，以及下游儲運銷售形成全方位的合規重塑。

上游環節是油氣行業的起點，也是油氣行業與自然生態系統接觸最直接的環節。《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將使這一環節的準入門檻和運營成本顯著提高。

在《生態環境法典》確立的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剛性約束下，油氣企業嚴禁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飲用水源地一級保護區等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域進行油氣勘探開發活動。對于現有位于紅線內的油氣井和設施，法典要求必須制定退出計劃或進行高額生態補償。這對那些依賴老油田穩產的企業構成了巨大的資源接替壓力，迫使企業必須向深海、深層或非常規油氣資源轉移。而這些領域的開發成本和技術難度遠高于常規油田。

在《生態環境法典》強制設立生態修復基金的要求下，油氣勘探開發必須編制生態修復方案，并設立專項修復基金。這意味著油氣企業不能再“邊破壞、邊治理”，而是必須“預存資金、邊采邊治”。而對于油氣田開發而言，土地復墾、植被恢復、地下水保護等都需要巨額資金投入。特別是頁巖氣等非常規油氣開發涉及的大規模水力壓裂，其水資源消耗和廢水處理成本將因嚴格的生態補償義務而急劇上升。

“在油氣全產業鏈中，煉化加工環節受到《生態環境法典》的沖擊最為劇烈，將是合規成本上升最快、技術挑戰最高、法律風險最集中的領域。”業內專家指出。

VOCs排放問題一直屬于煉化板塊的“老大難”問題。《生態環境法典》對VOCs的管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格程度，要求企業應當采用清潔工藝，配套建設脫硫等裝置或者采取技術改造等措施控制大氣污染物排放。企業必須實施泄漏檢測與修復（LDAR）制度，對所有可能泄漏的點位進行密閉化改造。同時要求安裝在線監測設備，并與生態環境部門實時聯網。這不僅需要投入資金進行設備更新，而且意味著企業將時刻處于監管部門的“全天候監控”之下，任何微小的泄漏都可能觸發報警和處罰。

煉化行業是能源轉換的中心，也是碳排放大戶。隨著《生態環境法典》將“雙碳”目標法治化，煉化企業將面臨加速被納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預期。《生態環境法典》明確要求碳排放強度和總量控制，且配額將逐年遞減。這意味著企業要么投入巨資進行節能降碳技術改造（如綠氫煉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要么在碳市場上購買配額。在行業利潤空間日益收窄的背景下，碳成本將倒逼低效煉廠投入巨資改造升級或直接面臨被淘汰出局的命運。

煉化過程中產生的廢催化劑、油泥等屬于危險廢物，具有極高的環境風險。《生態環境法典》要求對危廢實行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例如，采用二維碼追蹤技術，確保從產生、貯存、轉移、運輸到處置的每一個環節都可查詢、可追溯。同時，確立了生態環境損害的終身追責機制。這使得歷史遺留的危廢堆存問題成為企業的重大法律隱患，任何一次違規處置都可能在未來被追溯并承擔巨額賠償責任。

煉化企業通常規模龐大，且多布局在沿海或人口相對密集區域。《生態環境法典》強化了環境信息強制公開制度。企業的排放數據、環境行政處罰情況必須向社會公開。這使得煉化企業直接暴露在公眾監督之下，周邊社區的環保訴求將更加敏感，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力度加大，企業面臨的“鄰避效應”將顯著增強，甚至可能引發環境公益訴訟，導致項目停工或企業聲譽受損。

對于加油站、成品油倉儲物流等銷售企業而言，《生態環境法典》影響將主要體現在終端設施的合規改造和能源替代帶來的市場沖擊。

加油站地下儲油罐的防滲漏是《生態環境法典》關注的重點。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和主營單位已基本完成了雙層罐改造，但對尚未完成改造的企業而言，這不僅意味著巨額的資金投入，而且伴隨著嚴格的法律責任。法典確立了“損害擔責、責任延續”的原則，即無論加油站后續是關閉、搬遷還是轉讓，原業主或責任主體仍需對原址的土壤和地下水質量承擔法律責任。一旦未來發現歷史遺留污染，企業必須承擔高昂的修復費用。這構成了企業資產負債表中難以估量的潛在負債風險。

成品油銷售環節同樣存在VOCs排放問題，VOCs主要來自卸油和加油過程。《生態環境法典》及相關地方法規要求加油站安裝油氣回收裝置并確保正常運行。在重點控制區域（如廣東），還強制要求安裝油氣回收在線監測系統（或自動監測裝置），實現數據實時上傳與監管。同時，清洗油罐產生的油泥、含油廢水等被嚴格列為危險廢物，其轉移和處置必須通過危險廢物轉移聯單制度進行嚴格管理。任何環節的疏漏都將面臨法律制裁。

對加油站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生態環境法典》通過強化碳排放控制，從政策層面加速了交通領域的電動化轉型。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傳統汽柴油的市場需求將面臨長期的結構性下降。對于依賴燃油銷量的銷售企業而言，這是一場生存危機。雖然銷售企業正在向“油氣氫電”綜合能源服務商轉型，但充換電、加氫等新業務也帶來了新的環保要求，如廢舊動力電池回收、氫能安全風險管控等。這些都已納入法典的監管框架，企業面臨新舊業務交替的雙重合規壓力。

05

轉型契機

“面對《生態環境法典》帶來的巨大沖擊，油氣企業不應僅將其視為負擔，而應將其視為倒逼轉型升級的契機。”業內專家指出。

短期內，油氣企業將面臨顯著的“陣痛期”。為了滿足《生態環境法典》的要求，油氣企業必須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污設施升級、工藝流程優化、雙層罐改造以及碳配額購買等。同時，企業需要建立完善的環境管理臺賬，配備專職環保崗位，并加強供應鏈的環境責任審核，因此管理成本將上升。對于部分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產能，這可能意味著直接的關停并轉。

從長遠看，《生態環境法典》將推動企業從“被動應付”轉向“主動合規”，將環境風險管理提升至企業戰略層面，構建覆蓋全流程的合規管理體系。將推動行業優勝劣汰，構建新的競爭格局：符合法典要求的綠色低碳企業將獲得政策、市場及品牌等多重紅利；符合綠色標準的企業可優先獲得綠色信貸、綠色債券支持，享受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隨著ESG理念的普及，綠色低碳認證將成為政府采購、國際市場準入的重要門檻。擁有良好環境信用的企業將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主動履行環境責任有助于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緩解“鄰避效應”，贏得公眾信任。

“雖然我們面臨的環保壓力巨大，但《生態環境法典》對企業提出了更高、更嚴的環保要求，進一步凸顯了依法護綠、依規轉型的緊迫性與必要性。我們必須加快綠色低碳發展轉型，以法治保障生態保護與生產發展協同共進，持續擦亮現代化油氣田綠色名片。”長慶油田環保部門說。

在《生態環境法典》的影響下，未來，油氣行業作為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壓艙石”地位不會改變，但發展邏輯已經轉變：必須向清潔化、低碳化、智能化、生態化轉型，必須走綠色低碳與安全高效協同并進的法治化道路。

未來，油氣企業的責任將更加重大：在保障能源供應的同時，必須主動承擔生態環保責任。只有通過推動技術升級、結構優化、效率提升、品牌重塑，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在法治軌道上實現能源安全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雙贏，才能贏得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