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伊朗歷史進程的政變

美以伊戰爭已超過1個月，各方正越發處于騎虎難下的退場困境，休戰、結束能源與安全危機的曙光依舊黯淡。

在美以主導大規模轟炸、清除行動之初，“政權更替”是其掛在嘴邊的目標關鍵詞之一。顯然，歲末年初的伊朗大規模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讓白宮確信伊朗現政權“搖搖欲墜”，稍加外力便“一打就垮”。

這不是美國首次介入伊朗的“政權更迭”。73年前在德黑蘭的低成本成功行動，不僅是美國冷戰戰略的重大變化，也徹底改寫了伊朗的國家現代化進程。

1953年美英主導的“阿賈克斯行動”如愿推翻了時任首相摩薩臺領導的世俗民族主義內閣。然而歷史的后續發展表明，作為最近一次美國主導的政權更替行動，這場政變最終造成美國（西方）和伊朗“雙輸”的局面。

正是由于民族主義（反美）情緒放大、巴列維政權統治暴戾無方、有組織的世俗反對派幾乎消滅殆盡，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就的是霍梅尼領導的教士集團，塑造了時至今日的伊斯蘭共和國生態。

同樣有些諷刺的是，1953年政變的首要目標——阻止伊朗石油全盤國有化，扭轉石油供應危機，在2026年竟是伊朗挾制美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有力武器。

美國上一次（事實上）更迭伊朗政權的行動，長期結果既非自己想要，也未能讓伊朗民眾受益，如今令特朗普政府陷入兩難的伊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前任們種的因、結的果。

歷史無法假設、后悔重來，沒有人能想象延續“摩薩臺路線”的伊朗國家可能性。但今日白宮決策者面對伊朗應當如何決策、行動，恐怕不能忽視歷史經驗的警示。

石油詛咒、冷戰前線、散裝國家

與鄰國阿富汗類似，自19世紀以來，夾在英俄勢力范圍之間的伊朗（波斯愷加王朝）難以自主，成為兩大帝國中亞地區“大博弈”（Great Game）的犧牲品。

1907年的英俄協議標志著“大博弈”的結束。兩國根據協議“瓜分”波斯、阿富汗和中國西藏地區，在伊朗南北部分別劃定英、俄“專屬勢力范圍”，留下伊朗中部和西南部為“中立區”，事實上將伊朗變為半殖民地。

同一時期，英國人在胡齊斯坦發現石油，自1909年起通過英波（伊）石油公司（英國政府占股51%）控制伊朗石油開采與銷售。莫斯科繼19世紀奪取外高加索地區后，二戰期間又與英美共同出兵、分區占領伊朗。

從1906年制憲到二戰結束，短短40年間伊朗先后經歷有限立憲、森林軍反抗、改朝換代（1925年巴列維王朝取代愷加王朝）、更名伊朗、英蘇入侵、禮薩汗被迫退位（1941年）、盟軍占領，可謂內憂外患、動蕩不安。

到了戰后，蘇聯覬覦伊朗北部地區石油，拒不撤軍，還支持當地阿塞拜疆和庫爾德人分離主義勢力，成立“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馬哈巴德共和國”，招致美國強力施壓，引發戰后首次伊朗危機，亦構成美蘇冷戰的開端。

政治上是大國爭奪的地緣戰場，經濟上石油命脈仍攥在英國人手中（根據1947年補充協定，英國僅增加了一些租讓權使用費和稅收），伊朗民族主義運動就此抬頭，其主要訴求正是反對外國干預和英國的石油開采特權。

然而縱有民族主義和國家復興的共同愿望，實現愿望卻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和局限。

1925年禮薩汗登基稱王（沙阿）后，效仿同期土耳其（禮薩汗本想宣布波斯為共和國，但因英國和教士集團反對而作罷）凱末爾，推行以波斯化、世俗化、中央集權化為導向的現代化改革，奠定了現代伊朗國家的基礎。

但在現代（西式）治理制度、教育體系、基礎設施建設、女性平權的設計框架下，彼時伊朗缺乏面向公眾的政治參與機制，所謂統一的世俗波斯國家，完全建立在強力壓制宗教集團、少數族群、傳統部落等勢力的基礎上，并未實現對不同群體的有效整合與融合。

其子巴列維之所以被英國和蘇聯推出來繼位，只是因為兩國不滿禮薩汗同情納粹、保護德國僑民，卻無暇另外扶植傀儡。22歲登基的巴列維并無實權，真正的權力角逐場在多方爭斗的伊朗議會中。

待到摩薩臺于1949年成立民族陣線、第7次參加選舉時，自由派民族主義者、保守（保王）派、左翼&共產主義陣營（伊朗人民黨）、教士集團、巴扎商人乃至市民階層和知識分子都想在伊朗政壇掌握話語權和影響力，實現各自的“民族獨立、國家復興”愿景。

可想而知，在此期間伊朗議會和政壇因高度碎片化而變得尤為不穩定：1947年至1951年，伊朗4年間換了6位首相，政府如走馬燈般更替。

經濟主權的長期缺失， 冷戰邏輯下的地緣生存環境， 四分五裂的散裝政治生態，決定了既古老、又新生的伊朗處境無比艱困。要說共同點，那就是所有人都明白脫離困境繞不開石油問題。

舊王朝的“新希望”

摩薩臺出生于愷加王朝晚期的1882年，來自該王朝的“天龍人”階層：父親是財政大臣、母親是阿巴斯·米爾扎王儲（親西方改革派代表）的孫女，屬于“高官權臣+皇親國戚”家庭組合。

盡管摩薩臺10歲時父親因霍亂早逝，其家庭并未遭遇“階層滑坡”。借助家庭資源和1905年開始的波斯立憲革命浪潮，他在1906年就當選為首屆伊朗議會議員，只因不到30歲的法定年齡門檻而無法履職。

1909年，摩薩臺赴巴黎留學。在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和瑞士納沙泰爾大學的求學經歷，塑造了摩薩臺流利的法語、專業法學素養、國際化視野和現代化建構的基本認知。

回國后摩薩臺做過大學教師和專業律師。沒過多久就被延攬入閣，先后在3位首相的內閣中出任司法大臣、財政大臣、外交大臣，還當過伊朗西北部阿塞拜疆省省長。

1925年，支持時任首相禮薩汗的國會議員提出法案，要求終結愷加王朝、推舉禮薩汗為國王。身為愷加貴胄、法學家、議員，摩薩臺投下反對票，理由是此舉違反1906年憲法及其確立的憲政秩序。隨著同年底議會廢黜末代愷加國王、為禮薩汗加冕，43歲的摩薩臺淡出政壇。

待到1944年摩薩臺重返政壇，正值世界格局激烈重組、伊朗政壇和國運風雨飄搖。1949年，摩薩臺牽頭組建了伊朗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反對派聯盟——民族陣線。

民族陣線僅創始人就有20位之多，覆蓋了民族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社民主義、溫和伊斯蘭自由派、泛伊朗主義、社會黨人等群體，是以中左翼為主、兼具世俗和伊斯蘭元素的大帳篷聯盟。

民族陣線的早期盟友包括：

伊朗人民黨——伊朗最早的共產黨，1941年獲蘇聯支持重建，核心成員為愷加王族等上層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和工人群體中支持網絡廣泛，代表人物為拉德馬內什；

卡沙尼——伊斯蘭宗教學者群體中支持摩薩臺的代表人物（阿亞圖拉），具有反資本主義和反外國壓迫的民族主義立場，支持原教旨主義組織“伊斯蘭敢死隊”，以建立伊斯蘭政府為理想，警惕世俗化的擴大；

扎赫迪——軍方代表人物，出自禮薩汗領導的波斯哥薩克旅，時任內政部長，警惕、壓制伊朗人民黨及其代表的“反建制”激進運動。

摩薩臺、民族陣線及早期盟友的治國價值理念各異，其共同交集就是致力于石油國有化——無論走向何方，這都是伊朗獨立自主發展的前提。

1951年春，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伊斯蘭敢死隊”連續刺殺了在石油國有化問題上態度偏軟的首相拉茲馬拉等政府和王室要員，引發政治動蕩；同時摩薩臺和民族陣線作為體制內反對派的人氣和影響力日增，巴列維國王亦無法忽視其存在。

摩薩臺的悖論：從民族英雄到眾叛親離

在別無更合適人選的情況下，1951年4月伊朗議會以79票贊成、12票反對選舉摩薩臺為首相，巴列維國王只能順勢批準。摩薩臺政府成立后，旋即推出一系列偏左翼的國家改革方案：

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取消該公司享有、1993年到期的石油租借權，沒收全部財產；

通過1952年《土地改革法》，成立農村委員會，向地主征收20%的賦稅，用于補貼雇農、建立發展基金，重罰不給雇農發工資、實施強迫勞動的地主（此舉被視為要終結傳統的封建鄉村生態，以集體農業和土地國有制度取代，加強中央政府權力）；

要求工廠主給工人發放傷病津貼，建立失業補貼制度。

在政治層面，盡管摩薩臺出身愷加貴族、曾投票反對廢黜愷加國王，但他無意復辟舊王朝、也不想推翻巴列維君主制。這位議會制框架下的民選首相主張落實君主憲政，權歸民選議會及其產生的政府，限制國王實權。

因此一方面摩薩臺堅持索要憲法賦予首相的戰爭部長和參謀長任命權，另一方面在1952年巴列維國王面對全國性抗議束手無策，詢問摩薩臺自己是否應當退位時，后者拒絕了這一提議。

此外摩薩臺并非社會黨人或共產主義者（就連其反對者也承認摩薩臺“反對共產主義”），不少人認為他在工業、農業領域的部分偏左福利政策是為了與伊朗人民黨爭奪工農議題的政治話語權。

對于摩薩臺陣營而言，石油國有化、收回石油收入是落實其它各項政策的經濟與財政基礎，但諷刺的是國有化改革并沒有充實國家財政，其導致的經濟困境更成為埋葬摩薩臺政府的根源。

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國唯一且最大的海外資產，倫敦更將伊朗石油供應視為國家安全（英國海軍軍艦使用石油燃料）的關鍵，所以在此前與伊朗政府的談判中對租借權寸步不讓。正是因為長期談判無果，摩薩臺決定單方面采取國有化行動。

英國當然不會束手就擒，旋即祭出反制措施：關閉在伊石油設施，撤走技術人員，告知所有運油船主在國際市場“拉黑”伊朗政府的收據，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告伊朗，與伊朗斷交， 向波斯灣增派海軍力量，以軍事手段對伊朗實施事實上的石油禁運。

加上英國與國際同行達成協議，各家石油公司不來伊朗填補英國留下的“真空”，缺少技術力量的伊朗石油行業幾乎完全停產，出現“阿巴丹（全球最大煉油廠）危機”：1950年到1952年，伊朗石油年產量暴跌96%（從66.4萬桶到2.7萬桶），國家收入銳減，通脹和失業率猛增。

反過來由于BP、沙特阿美等石油巨頭在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等地區國家加倍增產石油，英國基本沒有因伊朗的石油危機遭到負面影響。伊朗經濟在制裁下崩潰，意味著摩薩臺承諾的“石油國有化帶來繁榮、增加收入”這一承諾破產，他在普通民眾中的支持率逐漸下滑。

此后他提出的選舉改革修改方案（給不識字農民投票權但權重低于市民）被否，1952年大選提前結束計票引發“操縱選舉”的指責，與巴列維國王爭權，使得民族陣線日益孤立、盟友的支持正在暗中動搖。

更具爭議的，是摩薩臺借助1952年全國抗議危機（7月事件）獲得空前支持，要求獲得“緊急專斷權”。

在摩薩臺與國王爭權而短暫辭職后，新首相蓋瓦姆更溫和的對英政策與政教分離聲明引發民眾和宗教群體在全國各地的流血示威，卡沙尼更呼吁對蓋瓦姆發出“圣戰”。無奈之下，巴列維國王召回摩薩臺、賦予其戰爭部長和參謀長任命權。

此后議會通過了摩薩臺提出、只有一條的法案，賦予他6個月的緊急“專斷法令權”，即摩薩臺可以就財政、選舉、教育、司法改革等事務自行通過任何他認為必要的法律。摩薩臺希望借機繞開議會、貫徹九點改革、打破石油國有化的僵局。

6個月轉瞬即逝，并不夠用。于是摩薩臺在1953年1月施壓議會，將“專斷法令權”再延長12個月。隨著反對聲和議會辭職潮加劇，摩薩臺終于釋放了在國內壓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1953年8月發起關于解散議會的全民公投，在伊朗人民黨支持、宗教群體反對的情況下，以99%支持率通過。

按照伊朗憲法，只有國王有權解散議會，摩薩臺的做法不僅是挑戰乃至“僭越”君主的法定權力，更公然違背自己此前最看重、最強調的憲法和憲政秩序，最終招致昔日盟友反目、令眾多支持者失望并變成反對者。

到了此時，普通民眾和巴扎商人認為摩薩臺遭致自己經濟處境惡化，自由民主派和溫和左派（包括知識分子）批評他“毀憲獨裁”，保王派、軍方、宗教群體擔心他踐踏君主體制、背叛國王，特別是與伊朗人民黨越走越近、要把國家完全“共產化”。民族英雄走向眾叛親離，其實是注定的結局。

長期以來，外界習慣于將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視為摩薩臺垮臺的主要乃至唯一因素，但更多研究成果表明，沒有伊朗國內范圍廣泛的反對力量參與，政變不會在五天內迅速成功。

無論是美英情報部門的輿論攻勢，收買、鼓動抗議群體，支持 扎赫迪和軍方圍攻抓捕，還是說服政變期間短暫躲在意大利的巴列維國王同意更換首相，都是外部因素的間接作用。如若摩薩臺路線具有足夠的內部韌性，縱有大炮轟炸，未必能夠輕易扭轉（參考2026年的伊朗）。

回過頭看，這位或許是近現代伊朗口碑最好的歷史人物，其實從來都是矛盾與悖論的結合體：

出身愷加王親，卻成了巴列維王朝的最高“裱糊匠”；

憑借石油國有化登上政壇巔峰，卻因貫徹石油國有化而迅速跌落；

希望用石油國有化實現國家富強，卻讓國家陷入更大的經濟困頓；

作為法學家一生捍衛“憲政秩序”，卻因“違憲”透支了最后的信任；

立場“反共”，希望建立西式憲政國家，卻因“親共”的懷疑成為冷戰博弈邏輯的犧牲品......

缺乏自洽意味著走向內耗，而這種內耗不僅埋葬了摩薩臺，更埋葬了伊朗現代化道路的另一種可能。

雙輸的賭博：另一種可能性的斷送

與英國不同，美國在伊朗的目標訴求從一開始就超越了石油資產收益，而是基于冷戰邏輯下的地緣戰略考量——防止蘇聯控制，加強伊朗與西方聯系。

例如，1950年沙特首開地區先例，與阿美石油公司達成對半分成協議。伊朗通過石油國有化方案后，美國亦不同意英國采取強硬措施，希望后者接受伊朗方案、英伊平分利潤——犧牲石油收益、服務于伊朗石油進入國際市場和地區穩定的大局。

只是英國為了自己海外最大的資產利益寸步不讓。到了1951至1952年，英國保守黨重返執政，美國即將迎來艾森豪威爾政府，伊朗浮現政治危機苗頭，宗教陣營的卡沙尼和軍方的扎赫迪轉向“倒摩”，美英立場開始接近：摩薩臺可能正失去對局面的掌控。

另一方面，摩薩臺雖非“親共親蘇”，但也要為與蘇聯打交道留下余地，利用美蘇兩國相互制衡。一旦他的控制力日益衰弱，蘇聯長期支持的伊朗人民黨勢必接機擴大影響力，通過支持摩薩臺加強對政府和政局的掌控。伊朗人民黨和蘇聯是否會控制伊朗，正是美國是否“倒摩”的判斷依據。

如果說杜魯門政府只是認為形勢日益嚴峻，但尚未下決心直接干涉，那么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判斷則更加明晰：為了建構連接北約、中近東、東南亞的圍堵蘇聯防線，毗鄰土耳其的伊朗和阿富汗是重要一環，因此伊朗摩薩臺政府是否“親蘇”，成為艾森豪威爾的首要關切。

艾森豪威爾剛走馬上任，中情局注意到摩薩臺的民族主義陣營與親西方的國王陣營矛盾激化，而蘇聯又趁機做出改善蘇伊關系的姿態。中情局對此的分析是：摩薩臺一方面要爭取伊朗人民黨（和蘇聯）的僅有支持，另一方面與英國談判妥協的余地非常有限（因此美國需要直接介入）。

美國不希望伊朗落入蘇聯手中，英國不希望英伊石油公司落入伊朗手中，但按照兩國情報部門分析，只要摩薩臺繼續在位，這兩點都將變為現實。1953年3月下旬最后一次談判破裂后，美英兩國達成最后共識：必須推翻摩薩臺。

由此，做了兩手準備的政變計劃“阿賈克斯行動”迅速上馬。中情局行動小組策動的輿論造勢、暴力抗議、軍方抓捕多管齊下，盡管摩薩臺一度提前得知陰謀并早有準備，政變仍在5天內收效。8月20日，摩薩臺投降、美英支持的扎赫迪被任命為新首相。

內外夾擊下，以憲政民主化和民族主義潮流為代表的伊朗國家建設進程徹底終止。此后的伊朗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

摩薩德以叛國罪被判處3年徒刑，隨后被軟禁在家中度過余生（1967年逝世），眾多政治盟友慘遭抓捕、監禁、處死，民族陣線和伊朗人民黨遭到取締；

親西方的巴列維國王掌握實權、走向威權君主統治，在美國的支持下培訓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幾乎將有組織的伊朗世俗反對派消滅殆盡；

巴列維國王暴戾、不當的統治得罪了幾乎社會所有群體，美國推翻摩薩臺、旋即享有伊朗石油利益和特權的現實，更令伊朗公眾對美國和西方“幻滅”，反美情緒日益高漲——特別是1964年巴列維簽署“投降法案”、賦予美國人治外法權，徹底將之前沒有深度介入政治的霍梅尼推向了敵對面；

由于沒有成氣候的世俗反對派，巴列維國王唯一不敢消滅的教士集團和霍梅尼成了伊朗全國反國王民眾的最大公約數和唯一精神寄托，于是乎26年后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成為必然。

這場政變也改變了美國的冷戰策略：一次僅花費70萬美元的低成本行動能迅速顛覆一個外國政權，無疑是白宮眼中的成功范例。此后十年美國在多地區頻繁如法炮制“隱蔽行動”（包括危地馬拉、敘利亞、古巴“豬灣行動”），只是成效各不相同。

美英推翻摩薩臺，美國獲得了一時的石油和地緣利益，卻因公然推翻民選政府和首相在伊朗公眾的形象大跌。伊朗人不再信任美國，在別無依靠的情況下選擇了霍梅尼。1979年后，抵抗軸心成為中東地區對美國最大的威脅。

回溯這場政變，美英伊三國對彼此至少存在三個相關的錯誤認知：

美國人因冷戰思維混淆了伊朗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把摩薩臺作為“親共分子”推翻；

英國人誤解了伊朗民族主義的本質與愿望，低估了摩薩臺所承載的希望與能量；

伊朗人認為英國人邪惡、美國人仁慈，誤以為美英不會聯手，摩薩臺一度希望“聯美制英”，結果他所代表的路線遭到美英聯合斬殺。

伊朗人后來對摩薩臺有不滿，但他們不想要倒行逆施的巴列維國王，更沒有想到取代巴列維的是如今的伊斯蘭共和國。

反過來，如果讓如今的美國對比選擇——現在令白宮痛恨又無奈的伊斯蘭共和國，曾經“爛泥扶不上墻”的巴列維王朝，更早之前的摩薩臺和他所代表的路線（民族主義、世俗化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家），哪一個看起來更順眼、更好打交道？

顯然在1953年的德黑蘭，大家做出了“雙輸”的選擇。如今“政權更迭”的聲音伴隨著更直接、更粗暴、更猛烈的行動來襲，可此后的伊朗，是否會令各方覺得“明天將更好”？

歷史無法假設也不會重演，但時間終將檢驗歷史長河中的所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