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象征、天人話語與神圣地理

《投龍》，［法］沙畹 著，巫能昌 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出版

繼2024年出版《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之后，商務印書館又于2025年11月將法國漢學巨擘沙畹的《投龍》推送到中國學人面前。1919年，沙畹的遺作《投龍》第一次將一種冷僻的中國道教儀式帶入西方漢學的視野：“公元7至14世紀，道教中有一種儀式，旨在向洞穴、隘谷或泉水投擲銘刻于金石之上的祈愿告文，再由金屬制成的小龍充當使者，將這些告文呈遞給神明。我們打算研究的便是這種被稱為‘投龍簡’的儀式之實踐。”作為對“投龍”這個悠久祭祀活動進行系統考察的首部論著，《投龍》更像是一篇豐富的論文資料匯編，因此，對于已有關于“投龍”多種考證研究和實物出土的中國研究者來說，我們更感興趣的是，該書的章節順序是按投龍簡、投龍碑、道教洞天考證、投龍儀和結論來安排，這其中體現了沙畹怎樣的思維方式和觀念？這些碑刻拓片和歷史資料的匯聚和整理，對今人來說又有何種學術價值？

投龍之金龍，江蘇金壇薛埠鎮東進村采石場出土

全書分為兩部分，每部分包括兩章。第一章聚焦投龍簡：從沙畹對唐玄宗738年在衡山投遞的銅簡和吳越王錢镠928年在太湖投遞的銀簡（包括玉簡）的考證中，我們關注到他很強調投龍簡的材質和金龍的信使功能。第二章是沙畹對多個投龍碑所擬定的目錄，對碑刻的內容進行了逐一呈現。由于沙畹曾兩次親臨泰山并關注封禪活動，因而對泰山岱岳觀碑文的著墨篇幅最長，對泰山各種碑刻的錄入也最為豐富。沙畹在這一章對各種相關碑刻做了較充分的歷史地理考證，這些投龍碑所涉及的空間跨度為山東、河南、陜西、江西、北京，所涉及的山脈和水系包括泰山、華山、嵩山、大房山、云門山、麻姑山、濟水，時間跨度為公元7世紀到14世紀，歷經唐宋金元多個朝代。兩章的共性在于，沙畹運用實地考察、拓片收集和金石文獻相結合的“多重證據法”，對投龍簡、投龍碑的目的、緣起、內容和出處詳加考證，且特別留意道士在投龍儀式中的作用和象征性。第三章沙畹以道士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和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洞天記》為底本，對道教兩個系列的洞天（即十大洞天和三十六洞天）進行了考證，解釋了“洞天”一詞的出處、含義以及公元500年左右盛行于東南的歷史，并注意到投龍儀式與道教三十六洞天的關聯。此外，值得強調的是，他將杜光庭的作品納入“宗教地理學”，體現了他切入這一儀式考證和研究的重要視角。第四章則以杜光庭的《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齋言功儀》為底本，對其中所記載的投龍儀式的過程進行了細致全面的注釋和說明，涵蓋的范圍從老子、天師到道教的儀式、著述、常識、觀念，指出投龍儀式的目的是告祭天地水三官。北京大學李零教授在前言中說道：“沙畹把投龍放進道教洞天的譜系講，關注點是唐以來的道教。”我們從第三、第四章可以看到，從《泰山》到《投龍》，沙畹的探索從國家層面的山川祭祀轉向了道教對這項傳統的吸收與轉化，具有非常合乎邏輯的延續性。

總體而言，《投龍》四章一氣呵成：首先是儀式最基礎的核心構成投龍簡，其次是提到投龍儀式的碑銘即投龍碑，再次考察投龍儀式與道教圣地的關聯，最后通過道士杜光庭對投龍儀式的文字記錄詳細揳入其發生的全過程。除了體現考證本身由點到面、再到立體維度層層深入的鏈接，還容納了時間、空間的多重交織，而這個交織的中心，是投龍儀式所承載的象征性。那么這一象征性究竟被賦予了何種富饒內涵？

沙畹在另一部代表作《泰山》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的山川俱為神明。她們被看作受崇拜的自然的力量，有意識地作用著，因而能夠通過祭祀獲致禎祥，她們也會為祈禱所打動。”又在結論中論述：“泰山、黃河或者北斗等景象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所引發的聯想是雄偉壯麗和永恒持久……”在沙畹看來，中國的山川具有一種神圣的性質，且被賦予精神載體或符號的涵義。從聚焦給他無限靈感的《史記·封禪書》開始，沙畹就觀察到山水對中國文化中天人關系的“中介”作用。但這個“山水”并不是純粹的自然。以泰山為例，通過帝王的封禪活動，使泰山成了連接神圣與世俗、天命與王權的合法通道。封禪作為“天子”與“天”的對話，實為向神圣的高處宣告天子統治符合政治秩序，他的帝國是合理的甚至理想的宇宙模板，而封禪也意味著帝王的權力獲得了天的認可，是其統治合法性最高級的認證儀式，成為至高權力的象征和天人之間的“契約”。事實上，李零、汲喆、舒瑜、李俊領等學者在《泰山》的評論與研究中已較深入地觸及沙畹認識中國的角度、他的歷史意識、他對中國人山川崇拜的切入以及他對于這種信仰的通透與隔膜。譯者巫能昌在譯后記中概括了兩部作品的實質：“若說《泰山》是神圣地理學方面關于某個特定圣地的研究，《投龍》便是對特定圣地譜系的考察。”

泰山岱岳觀西碑南面第一層拓本碑文記錄了武則天時期（698年1月19日）投龍

我們可以把《投龍》中沙畹的思維結構分為兩大板塊：其一在于沙畹對這一承載權力的儀式及其象征空間的不斷擴張過程的論證。從“封禪”到“投龍”，從“五岳四瀆”逐漸向道教的“洞天福地”蔓延，從而使這些地方也被灌注以權力符號的象征色彩，形成一個豐富、廣大、具有精神和宗教色彩的空間網絡，達成帝國中央集權對地方體系的同化和掌控效果。沙畹尤其關注投龍儀式中的“法器”：金龍成為“郵差”將簡牘運往天地水三官，投龍儀式及其承載的書寫成為由皇權壟斷的隱秘祭祀話語，而泰山封禪和投龍儀式的核心在于如何通過神圣空間、神圣時間和神圣人物建構一套等級化的宇宙政治秩序；其二在于依托道教典籍，對投龍儀式與道教的密切關系在時間上和細節上進行考證，重點關注權力儀式如何與道教產生深入連接和融合這一問題。簡言之，《投龍》揭示了“山川祭祀”如何作為一套隱秘的權力語法，完成了對中國古代的政教關系及象征儀式從觀念到地理的逐步落實。

沙畹的治學方法偏向實證與考據，以論據和事實說話，但他的思維是社會學的，他把涂爾干學派的觀念付諸實踐，從中國文化的幽微細小入手，試圖獲取打開中國集體意識和權力秩序的鑰匙。受沙畹惠澤的學生和研究者們不勝枚舉。如沙畹從空間角度理解中國精神深層邏輯的方式直接影響了葛蘭言，從道教儀式和國家祭祀入手的研究角度啟發了馬伯樂，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思考則啟發了佩特魯奇對藝術的詮釋，至于語文學背景、實地考察和金石文獻互證的方式，則深深影響了伯希和的跨文化建構。而《投龍》作為匯編式的作品和李零筆下“沒講完的故事”，給后繼學者們留下了諸多可以探索的留白之處。隨著投龍簡的不斷出土和相關展覽的舉行，今天的中國學人擁有了更加豐富的一手資料。沙畹關注的重要論題如權力與儀式的關系、祭祀的天人內涵和神圣地理的變遷等，對今天中國的政治、宗教和傳統文化研究仍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