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守正”的定力守護民族文化的根脈，以“創新”的勇氣探索跨文化表達的新語法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圍繞“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從“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雙創”方針，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再到“文明交流互鑒”，這些重要論述不僅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內涵，更為我們在全球化、數字化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激活傳統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非塵封于博物館的“靜態遺產”，而是奔涌于時代脈搏中的“動態資源”。如何使這些深植于東方文明土壤的文化符號，在異質文化語境中被“看得見、讀得懂、接得住”，已然超越技術層面的傳播策略之爭，升華為一場關乎文化主體性重塑與文明共生力建構的深層變革。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視域為此提供了系統的闡釋框架與實踐進路——從“內容、形式、途徑、方法”四個維度展開系統性創新，能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跨文化對話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一、內容創新：從“厚重典籍”到“可感生活”，實現文化符號的當代轉譯

跨文化傳播的第一重困境，在于“高語境文化”與“低語境文化”之間的符號壁壘。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符號，如仁義禮智信、陰陽五行等，往往依附于復雜的歷史語境和哲學體系。對于缺乏相應文化背景的海外受眾而言，直接推送《論語》章句，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傳播孤島。

破解這一困局，需借鑒“高語境與低語境”理論及“編碼—解碼”理論。高/低語境文化論的本質是傳播中的意義解釋機制問題，文化語境的高低由文本與伴隨文本的先后作用機制所決定，并非是文化的等級分野。這意味著，文化傳播不應是符號的機械搬運，而是意義的再生產。為此，應倡導一種“文化轉譯”思維：在不損傷精神內核的前提下，將精英化、典籍化的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可感知、可參與、可消費的當代生活美學。

近年來興起的“新中式”美學風潮，正是這一轉譯邏輯的典型實踐。比如，越來越多的外國游客將黃金飾品加入購物清單，尤其是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設計款式備受青睞，成為他們最鐘意的中國禮物。從龍鳳呈祥的吉祥紋樣，到花絲鑲嵌的繁復工藝，再到鏨刻點藍的精湛技法——這些承載著東方美學的文化符號，經由匠人之手化為可佩戴、可觸摸、可珍藏的黃金飾品，成為海外游客帶回家的“中國故事”。這便是文化轉譯的生動實踐：將厚重的傳統工藝轉化為可感知的當代生活美學，讓中國文化以最溫柔的方式走進異國他鄉的生活日常。

傳統的國家形象宣傳往往側重于宏大的歷史敘事或地標建筑，而新中式美學的傳播走的是一條“微觀個體敘事”路徑。當一位中國白領穿著改良馬面裙走在巴黎街頭，當海外博主曬出自己佩戴中國文化元素黃金飾品的照片時，他們不再是官方宣傳片里的符號，而是活生生的個體。這種由無數個體組成的文化景觀，更具真實性和感染力。

二、形式創新：從“單向展示”到“沉浸體驗”，削弱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折扣”

傳統文化傳播形態多以“展示—觀摩”為主。然而，在數字媒介塑造的“游戲化”代際心理結構中，Z世代更傾向于通過“參與”實現“認同”。元宇宙、數字孿生與空間計算等技術的引入，可以實現以沉浸式體驗彌補數字傳輸的不足。這正是我們破解“文化折扣”的密鑰——通過構建高交互的沉浸式場景，降低跨文化理解的心理阻力。

在數字科技賦能下，這一理念正成為現實。湖南長沙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的實踐提供了生動例證。這里建成了全國首個規模化微短劇智能譯制中心，整合大語言模型、語音識別、語音克隆與合成技術，可實現多語種自動翻譯、配音及字幕生成。過去人工翻譯一部兩小時的微短劇需要一到兩周，現在僅需數小時就能完成，已推出3000多部作品，吸引了數千萬海外觀眾。這種技術賦能的文化傳播，讓中國故事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走向世界。

短視頻時代的跨文化傳播，遵循的是“情緒優先于敘事，峰值優先于整體”的法則。比如前段時間很火的“戲曲變裝”，它將博大精深的戲曲藝術，提煉為一個個高濃度的“審美爆點”，以更符合現代媒介特質的方式，完成了對全球用戶的首次觸達。這種游戲化的處理，讓戲曲動作脫離了舞臺的物理限制，成為一種可以在全球數字空間流動的視覺資產。短視頻平臺的創新之處在于，它不再要求受眾“走進來”，而是讓文化“滲出去”。一個美國用戶可能完全不懂中國戲曲，但當他在鏡頭前卡點完成從衛衣到戲服的轉變時，他用自己的身體“體驗”了一次戲曲的亮相。這種通過“做”而獲得的體驗，遠比通過“看”獲得的印象更為深刻。短視頻推動的跨文化傳播形式創新，本質上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從一種“被闡釋的對象”轉化為一種“可體驗的環境”。

三、途徑創新：從“官方渠道”到“多元節點網絡”，激發文化傳播的“蒲公英效應”

傳統對外文化傳播高度依賴政府主導的“大外宣”模式，具有渠道集中、信息同質、層級分明的特征。這一模式在塑造國家品牌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實現分眾化傳播、社群化滲透方面，往往面臨“傳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瓶頸。

傳播理論揭示，文化信息的傳播效能，不取決于中央節點的輻射強度，而取決于中介節點的社會資本與信任黏性。在算法分發的媒介生態中，無數個“微節點”構成了文化流通的真實毛細血管。在跨文化語境中，一個陌生的中國文化元素就是一種“創新”，而消除其不確定性的最佳角色，往往是那些與受眾具有相似性、可信賴的“中介節點”。因此，跨文化傳播亟待從“單一中心、樹狀分發”轉向“多中心、網狀擴散”。

數字科技的普及為此提供了技術支撐。一批活躍于B站、小紅書、YouTube等平臺的文化類創作者，正在扮演這種“文化中介者”的角色。他們用專業內容將分散在全球的、對中國文化有潛在興趣的個體“圈層化”地聚合起來。比如，一個手工達人講解用榫卯結構制作機器人玩具的視頻，吸引的是全球范圍內的手工愛好者、模型發燒友和建筑學生。這種基于共同興趣的社群，其黏性和活躍度遠高于被動接收信息的受眾群體。算法精準地將“可能對榫卯感興趣的外國人”與“硬核手工達人的視頻”連接起來。這種“人—內容—算法”的三角循環，實現了從大眾傳播到分眾傳播的精準躍遷，傳播路徑從“中央—地方—個人”的垂直灌輸，轉變為“節點—社群—網絡”的水平滲透。“多元節點網絡”帶來的最大效能，是實現了文化傳播的“蒲公英效應”——種子源自大地，隨風而起，散落千山，落地生根。當中國文化通過值得信賴的“中介者”，以“去陌生化”的方式嵌入全球青年的知識結構與審美趣味時，文化傳播才真正實現了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質變。

四、方法創新：從“宣傳說教”到“共情敘事”，構建跨文化理解的“第三空間”

在國際傳播實踐中，一個長期存在的誤區是將“傳播”等同于“宣傳”，將“講好中國故事”窄化為“講中國的輝煌成就”。這種宏大敘事視角，往往忽略了個體作為文化載體的溫度與復雜面向，也較難激發異質文化群體的深層共情。

在文明異質性條件下，國際傳播應構建一種兼顧包容性與主體性的傳播形態。面對文明范式的深層差異，傳播的有效性不再僅僅取決于信息輸出的數量，而更取決于能否實現深層文明范式之間的對話與轉譯。從共情敘事視角出發，將共情與敘事結合能夠達成情感與認知的協同發展，有效引發情感共情、認知共情與行為支持。

聚焦個體“守護人”敘事，是一種有效的微觀策略。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之所以引發海內外觀眾強烈共鳴，并非因為它系統闡述了文物保護的技術規范，而是因為它呈現了修復師們日復一日的靜默、與千年文物對視時的小心翼翼，以及修舊如舊后的平淡欣喜。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這種具身的、非表演性的日常中得以彰顯。更具張力的是中外文化對話的“他者敘事”。美國網紅“甲亢哥”在中國拍攝的vlog，以其夸張的表情、未經修飾的“震驚”反應，意外成為外網了解中國社會的流量窗口。他以“外來者”的陌生化視角，發現了中國人習焉不察的生活細節：高鐵上的安靜、深夜街頭的小吃攤、公園里寫毛筆字的老人。這種“他者”的驚奇與領悟，構建了一種“第三空間”——既非純粹的中國立場，亦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獵奇，而是在雙向凝視中完成了文化意義的再協商。這啟示我們：跨文化傳播不是以“同化”為目的的單向馴化，而是以“對話”為方法的雙向奔赴。允許被傳播者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視角去理解并重構中華文化，這種“被理解的開放性”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深層表達。

通過內容的本土化轉譯、形式的場景化融合、途徑的數字化連通、方法的共情化敘事，傳統文化正在完成一場深刻的“主體性重塑”——它依然是中國的、古老的，同時也是世界的、年輕的。

面向未來，跨文化傳播的本質，是一場始于語言、抵達價值的文明對話。在這場對話中，我們既要以“守正”的定力守護民族文化的根脈，也要以“創新”的勇氣探索跨文化表達的新語法。唯有如此，中華文明才能在與世界文明的深度互動中，不斷豐富自身的精神內涵，并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現代性困境貢獻東方智慧與方案。

（作者單位：上海電機學院外國語學院）

原標題：《文化出海，如何實現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邵競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劉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