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獎臺之下的路

編者按

今年年初，原點欄目記者關注到未成年體操運動員周悠墜樓事件。一些疑問隨之浮現：近年來，國家體育總局致力于淡化“唯金牌論”的功利觀，為何落到基層依然難以改變？未成年人墜樓的悲劇背后，競技體育系統還有哪些偏頗的觀念與難題？

數月間，我們走進醫院、體操隊，采訪了周悠、當事教練與多位運動員。特稿《墜樓之后，13歲體操運動員停不下來》還原事發始末與周悠的心境，也深入追溯了體罰的事實。但個案之外，如何破解運動員傷病與出路的困境，仍是許多讀者的關切。

今年3月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前中國女足主教練水慶霞在發言中談及運動員退役保障問題。這一篇，我們從水慶霞等資深從業者的發問出發，繼續追問“改變”的可能與路徑。

3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女足原教練水慶霞正準備好發言。

不久前，她關注到周悠的新聞，把這件事寫進了人大代表的提案。但臨近講話，她猶豫了，最終決定還是不公開個案，談談更為普遍的觀察。

“在領獎臺光鮮亮麗的背后，不少運動員飽受傷病困擾。”水慶霞說道：“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人關注他們的真實處境。”

兩會過后，記者在上海與水慶霞聊了聊，也找到數位曾在賽場奪冠的健將級運動員。

隨著相似的新聞一次次出現，網絡掀起短暫的波瀾。但身處行業之中的人們，更想探索現實、長久的改變。

他們逐漸意識到，被動的“保障”難以兜住所有困境，更為寬廣、精細的“選項”等待出現，指引獎臺之下的出路。

水慶霞在上海團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現場。 圖源上觀新聞

看不見的傷病

剛看到周悠的經歷時，水慶霞感到惋惜。

“再科學的訓練里，運動員總會面對不確定性。”水慶霞記得，在她執教的省級足球隊，曾有隊員突發急性白血病。慶幸的是，患病隊員被迅速送往醫院治療。隊伍和當地的體育基金會籌了近70萬元的款項，最終幫助她完成治療。

水慶霞看到，在省級與國家運動隊，運動員們在訓練、比賽期間發生的嚴重疾病、受傷，與當地體育部門溝通后，對方往往答應，該看的病會幫你看。

但更多時候，“一些傷不是重疾，也會導致運動員們無法訓練。”水慶霞嘆息，“或是慢性病留下的后遺癥，破壞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留意到這條新聞的不止水慶霞一人。國家排球健將袁琪的關注，緣于成長的經歷。

12歲時，袁琪入選國內頂尖的女子排球隊。專家在隊內挑出優秀的小運動員，進行高強度、專業化的訓練。

袁琪沒有歐美運動員那般強壯的四肢，肌肉尚未完全發育，但為了練習大力跳發、提高發球的攻擊性，她和隊員們每天要扛起250斤重的杠鈴。

每周，袁琪只休息半天。半年多后，她漸漸感受到膝蓋與髕骨疼痛，想歇下來看看。

教練卻勸說，再堅持一下，“要有集體觀念，你是隊長，你休息了，那其他隊員會怎么樣呢？”袁琪也不想成為“刺頭”。

她感到疲憊，訓練越來越低迷，最終沒有得到參加奧運會的名額。直到后來接觸了一支專業的運動訓練團隊，漸漸離開大重量的訓練，袁琪得以放松。

“在非對抗性的運動上，像游泳、體操、舉重，慢性損傷更為普遍。”曾擔任過多支國家隊隊醫的劉曄說，那些“看不見”的傷病，常常與訓練之間難以平衡。

他曾評估一位游泳運動員“肩袖損傷”，便和教練建議：“能不能降一降訓練的量，這幾天先做康復？”

對面卻很為難，過兩周就要比賽了，“練習怎么能落下？賽事是不等人的。”

還有個別教練對劉曄埋怨，你們不了解那些孩子，“他們的疼是裝出來的，就是不想吃苦，該上的還是得上！”

劉曄感到無奈，繼續練習，傷情就會進一步加重。何況在部分偏遠地方的體育隊，針對體操、舉重等商業化程度較低的運動項目，醫療保障服務高度依賴財政撥款。

“一些隊伍會把醫療保障服務外包給市場上的康復機構，隊醫專業素質良莠不齊、更換頻繁。”劉曄說，運動員們長期的身心狀態難以被有效掌握，“許多運動員又是缺少判斷能力的青少年，他們無法自主做出決定。”

2009年的全運會上，袁琪一度覺得自己的狀態回來了。教練也和她說，加把勁，可以往國家隊奔一奔。

但當時，袁琪漸漸失去比賽的熱情。不久后，她確診了踝關節變形，已經有了不可逆的損傷，“每走一步都刺痛。”袁琪最終選擇退役。

直至離開隊伍，她才看見自己的困境。“誰來負責我的傷呢？”她感到沮喪。

難以萬全的保障

水慶霞了解過，近年來，退役運動員的保障正逐漸完善。

今年1月，國家體育總局印發了最新修訂的《優秀運動員傷殘互助保障辦法》，將慢病損傷納入保障范圍，為此制定了專門的申請規則。

浙江省體育基金會則啟動了“意外互助”項目，提升了在訓運動員的意外傷害險額度，就醫時的“自費藥”也進入保障條款。

然而這些規定，僅僅適用于“在編”的運動員。

一位某省體育部門從業者和記者表示，各省的編制管理分散。在該省，非編的運動員人數在50%以上，以試訓、集訓、儲備人才的名義代表地方參賽。

“大多數的人仍在編外，他們的未來怎么辦？”水慶霞提出困惑。

難以被兜住的，還有那些人生的期待。

國家體操健將周琳參加過兩屆全運會，退役時已經19歲。她感到幸運，安置政策緊緊圍繞“成績”：自己在全運會上奪得過金牌，被省隊留任為教練。一些奪牌的隊員不愿留下，能夠免試進入大學。

但與此同時，她眼看著，一些小運動員在12歲之前沒有進入專業隊，還能回小學就讀；15歲以上的運動員越發焦慮，一旦退役時沒有成績，便需要通過單招考試（針對體育特長生設置的高考通道）繼續學業，或自己規劃出路。

“沒有成績、也沒有編制的（運動員），連安置費的保障都沒有。”周琳說，具體的規定在各省市存在不同。

但離開封閉的系統，許多人顯得被動。

高校學生沈思曾在一年前對多位退役的體操運動員做過訪談。她發現，運動員們從停止練習到做出退役的決定，往往隔了半年、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其間他們都在等待一種“安排”。一位退役體操運動員對沈思說，很長時間，她都在向往訓練場外的自由，但真正進入外面的世界，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與別人溝通，也并不知道究竟喜歡做什么，“到底該怎樣去適應一個社會人、成年人的身份？”

也有退役的運動員感到苦惱，學習、就業的氛圍和競技體育完全不同。訓練時，他們身處高度競爭的環境，需要完全跟著教練的想法去執行，不允許犯錯。

現在她常常無所適從，“我該有怎樣的想法？”“該怎么去爭取？”這些事對她來說，幾乎是一片空白。

沈思見到，大部分退役的運動員仍想留在行業之中，只有一位女孩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她從小喜歡自然科學，備戰高考后，最終就讀生物醫藥專業。起初她不敢在課堂上發言，也害怕被同齡人貼上“讀書不好、才去學體育”的標簽。

她逐漸學習屏蔽外界的聲音，試著將曾經那股好勝心變成一種求知欲放在科研上，“在這個世界里，我開始學著怎樣批判、質疑。”她和沈思感慨，走出第一步尤為艱難。

更精細的軌道

水慶霞去參觀過許多中小學校。她注意到，越來越多學校為了落實教育部“體教融合”的要求，規定低年級學生每天進行不少于兩小時的體育運動。

水慶霞解釋，這項政策是為了破解雙向的難題：對普通學生來說能夠盡早強健身體，為運動隊伍挑選后備人才；對于那些已經從事競技體育的小運動員而言，也能保證半天運動、半天文化課的兩條軌道，以免他們未來面臨“無路可走”的窘境。

然而，實際與理想之間存在落差。

數年前，袁琪想了許久，仍然決定讓孩子走競技體育的路，上了當地一所體教融合的中學。

她逐漸感到矛盾，孩子一周要進行六天體育練習，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訓練，結束后參加文化課程、寫作業、再回到訓練場，晚上休息已經在10點之后。教練和袁琪說，要做“多邊形戰士”，門門課考到80分以上。

“成績、精力、健康，壓根沒法平衡。”袁琪見到，孩子依舊停不下來，每門文化課才能剛剛夠到及格。

隨著孩子年齡越來越大，袁琪夫婦在家中爭論，“到底要培養一個什么樣的人？”

袁琪說，孩子更想成為一個出色的運動員，就應該更專注訓練，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來恢復。“這一回，我想讓他當個刺頭。”袁琪苦笑。但她又反復想，萬一這條路上遇到傷病、淘汰該怎么辦，“每推開一扇門，都在迷失方向。”

后來，袁琪去日本交流，對面的教練告訴她，在日本，青訓體系有多條并行的軌道：職業梯隊走精英化路線，校園足球兼顧學業與競技，還有社會俱樂部和職業培訓為教練、裁判等崗位做準備。只要不想放棄體育，總有一條路可以走下去。

回來后，袁琪也在暢想，“比起淘汰孩子，能不能有更多選項來匹配他們？”

走訪期間，水慶霞看到了這些家長的焦灼。

許多小運動員的家長抱怨，“為什么總讓我們二選一呢？”他們還沒有規劃清楚，孩子適不適合從事這項運動，未來如果失敗了要去往哪里，“只希望體育和讀書不要都落空了。”

水慶霞看見，如今一些學齡的小運動員在體育的道路之外，會有學校供他們選擇。但各地、各區的資源分布有差異，部分地區并沒有這些升學的通道。另一頭，那些想留在行業中的運動員們，除了當教練，不知道還能做些什么。

從兩會回來后，水慶霞也在思考應對的方法。

“推拿、裁判、體育經紀人、賽事運營，這些崗位的培訓能不能在隊伍期間就做？”水慶霞提議，“把職業規劃前置，變成一種補充。”

在她的觀察中，尤其是小運動員們，比成年人更適合做幼兒的體育教育，可以在訓練同時獲得相應的技能認證。

“這樣一來，哪怕退出競技體育道路，家長和孩子也不必像開盲盒一樣。”水慶霞說道。

主動的改變

而在袁琪眼里，最亟待發生的變化是一種觀念。

她去過世界各地的訓練隊伍。她看到在許多國家，有更多優秀的教練會下沉到基層，幫運動員們把關成長的路徑。更重要的是，教練并非全能，也沒有絕對的權力，而是專業協作中的一環：在法國足球學院，每個年齡組在主副教練之外，還會配備康復師、營養師、心理輔導員等角色。

回國后，她創立了練習排球的俱樂部，也和行業協會一起辦了教練的培訓。

袁琪有些無奈，當世界各地的教練在培訓現場，交流訓練與管理的經驗，一些教練簽了個到就匆匆離場，有時就坐在臺下埋怨，不就這么些東西嗎，換湯不換藥。他們說，自己的經驗很好，不需要來這里學。

“很多行業里的優秀教練年紀已經大了，年輕、職業化的教練還是很少。”袁琪感慨，無論是技術方法、還是面對運動員的態度，想成為一名好教練，是一件需要持續學習的事。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動轉變。

當教練后，周琳面對孩子們學不會的平衡木、后空翻，總會想起當初的自己。

她曾一度害怕練習。犯錯時，教練常常徒手托著她，一邊責罵，“怎么這么笨”“怎么不用力”，她心里念叨，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樣的方法、技巧，卻不敢說出口，一個錯誤的動作重復了近四十遍。

現在她試著耐心把動作拆解，一步步引導運動員們如何控制好發力，拿著墊子、滾筒保護她們落地的安全。

有一回，一個孩子學會一個新的動作，跳起來尖叫，一邊跑過來和周琳擊掌。

周琳突然感受到，原來練習也不是非要“苦大仇深”，可以快樂、陽光，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離開教練的崗位，水慶霞也在回到平淡的生活。從業四十余年，她有過失敗的時刻。

“心態的調整對運動員來說很重要。”水慶霞說，在失敗之后能夠快速地站起來、重新向前，或許才是競技體育真正鼓舞人心之處。

她提到，國內的體育隊伍目前幾乎沒有心理疏導的崗位，很多時候主教練有自己份內的職責，難以留意、關懷隊員所有情緒的變化。而國外很多體育隊伍有專門的心理咨詢師，其中一些咨詢師收費標準比主教練更高，可以作為教練與隊員之間的橋梁。

“成績、輝煌就在那里，是抹不掉的。”水慶霞笑道，走下賽場，她也希望自己曾經的付出被看見，得到真正的尊重，“讓我覺得這段經歷很值得。”

離開會客室時，她穿著運動服、短褲，腳步越走越急，兜里放著幾顆補充能量的巧克力，這是屬于她的習慣。

（文中受訪者除水慶霞外為化名）

原標題：《尋找獎臺之下的路》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馮蕊 楊書源 實習生程藝丹 肖弈佳 羅嘉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