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青藏高原脆弱生態需法律保護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盧陶然 昆山、北京報道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氣候狀況》顯示，2025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三個年份之一。由于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大氣和海洋持續變暖以及冰層融化，地球氣候正處于有觀測記錄以來失衡最嚴重的狀態。

當前，全球范圍內的極端天氣事件，包括酷暑、強降雨和熱帶氣旋等，造成了破壞和災難，暴露出經濟和社會的脆弱。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古生態與人類適應團隊首席科學家陳發虎是我國古氣候與地理學領域的學者，推動了對東亞夏季風演變規律的系統認識。

近日，陳發虎在2026杜克國際會議上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從萬年尺度來看，氣候變化有著自然規律。在全球變暖背景下，未來我國北方將呈現“又暖又濕”的狀態，整體降水增加，這將對農業生產、生態布局乃至國家糧食安全產生深遠影響。他同時提醒，沿海城市需警惕海平面上升引發的鹽水倒灌等生態安全風險，區域發展必須根據氣候的空間差異性進行適應性調整。

青藏高原脆弱生態需要法律保護

《21世紀》：生態環境法典即將正式實施，其內容新增了對青藏高原地區戶外運動的監管條款，強調保護當地脆弱生態。如何看待這一法典的出臺？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與發展如何平衡？

陳發虎：不同區域的生態系統類型和脆弱性各不相同。我國南方降水多、植被生長快，即便局部生態受到影響，恢復起來也相對容易。但青藏高原屬于干旱、高寒區域，生態極其脆弱。

青藏高原生態環境多樣，既存在高原面上東西向從森林到荒漠的生態環境空間變化，也存在從低海拔熱帶季雨林到高山冰雪的垂直地帶性生態環境變化，但總體而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年均溫低，紫外線強，全年無霜期短，生態環境嚴酷。為適應嚴苛環境，許多高原植物進化出特殊的生存策略。高原主體的生態系統以草甸、草原、荒漠為主，食物鏈層級少，物種間依賴度高。若某一環節（如草甸）因干擾退化，整個食物鏈就可能“斷裂”，且恢復周期相對較長。

我任所長期間，曾推動研究所幾位科學家通過咨詢建議的方式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撐，指出青藏高原圍欄建設影響動物通道，建議建立相應的保護體系，這些建議推動了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的建立。

事實上，有些破壞青藏高原生態的行為，其實是因為當事人缺乏環境保護的基本知識，也不了解相關法律，這說明我們的公眾教育和專業教育還需要加強。

同時，對青藏高原戶外運動的監管要避免“一刀切”，應當做到“放”與“收”相結合。我們需要制定詳細的規則，明確哪些戶外運動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通過法律和監管實現生態保護與戶外運動的平衡。

掌握歷史氣候規律有助未來氣候治理

《21世紀》：當下國際社會討論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或ESG議題時，更關注未來情景，古氣候研究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發虎：自然狀態下的氣候變化存在一定的規律。如果未來的邊界條件與歷史時期相近，那么歷史規律就有可能仍然適用。掌握這些規律，能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氣候發展趨勢，對未來的氣候治理具有重要價值。

根據氣候演變規律、器測資料和古氣候記錄結果，過去五十年來我國夏季風減弱、北方經常出現干旱，但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測，在未來不同排放情景下，我國整體降水都會增加。過去“南澇北旱、北澇南旱”的空間模態可能會消失，轉為整體增多的模式。在全球變暖背景下，北方將呈現“又暖又濕”的狀態，這更有利于農業生產。

從氣候韌性的角度看，歷史記錄顯示，古人面對干旱、洪澇等氣候災害時，修筑堤壩、增加水利設施是最直接的應對措施。更重要的是，氣候災害往往會推動社會治理結構的調整。

例如，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明，在浙江一帶修建了大量防洪堤壩和灌溉設施，這項工程不是一兩天能完成的，根據推測當時良渚都城有2萬到3萬人，整個區域約十幾萬人，才能夠組織如此規模的工程，說明已經形成了層級化的管理體系。而面對約四千年前發生的大洪水，則需要組織大量人力進行應對，社會治理結構不得不隨之改變。

應對未來的氣候變化，同樣需要更有力的社會組織結構。在這方面，我國的制度體系具有優越性。我認為，隨著氣候變化的加劇，世界范圍內都可能需要進行治理結構的調整。

《21世紀》：要真正具備氣候適應能力，還面臨哪些關鍵挑戰？

陳發虎：首先，科研能力必須跟得上。要理清氣候變化帶來的具體影響是什么，掌握背后的規律，這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監測與預測體系。在了解氣候變化趨勢之后，必須有配套的防護、監測和預測系統，才能提前做好應對準備。

第三，區域的管理體系以及財政、資源調動能力要相匹配。氣候災害往往不是全國性的，某一個區域發生災害時，需要有相應的管理體系進行銜接，并能夠調動全國資源予以支援。我國的優勢正在于此，一旦某個地方發生災害，能夠集中全國的資源進行幫扶。

最后，要做好氣候相關的教育工作，從專業教育到公眾教育都要覆蓋。讓老百姓甚至高校學生都了解氣候異常可能帶來的社會危機，形成全民的知識體系，全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根據氣候的空間差異進行產業布局

《21世紀》：一萬年來我國降水具體呈現出怎樣的特征？

陳發虎：當前全球氣候以變暖為主線發生劇烈變化，但實際上，歷史上氣候也經歷過不同尺度上的波動。

首先，東亞夏季風主導了我國東部的降水格局，這是理解降水變化的核心。我國現代降水從南向北逐步減少，北方從東向西也逐步減少，這是東亞夏季風控制區降水的基本空間格局。東亞季風區降水也隨時間變化，大約一萬年前開始，東亞夏季風逐步增強，北方降水逐漸增多，距今8000-5000年間降水達到最大，隨后又逐步減少，而南方降水變化與北方基本相反。這種降水的時空變化規律，在整個全新世（距今約1.17萬年至今）間冰期都是存在的，成為我國東部季風區降水的典型模態。

總體來看，一萬年來中國氣候始終保持著“南澇北旱、北澇南旱”的空間模態。北方降水多的時期，長江流域偏旱；南方降水多甚至發生洪水的時期，北方則干旱。

具體到一萬年至五千多年前，恰好是我國北方降水逐漸增多、南方降水逐漸減少的階段，這一格局使得南北農業得以同步發展。南方開始馴化水稻，走向農業文明，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為代表。約5300年前，良渚已形成擁有都城、具備國家雛形的文明，能夠組織人力修建防洪堤壩，生產力水平很高。同一時期，北方也出現了大型聚落，黃河流域、遼河流域的文明都發展起來了。

《21世紀》：這樣的研究結論，對當下氣候治理有何啟示？

陳發虎：可以說，氣候的空間異質性在年代際尺度上一直存在，未來大概率也會持續。我國幅員遼闊，東西部之間、高原與其他區域之間的氣候變化存在顯著差異，只有充分認識和利用這種空間差異，才能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具體而言，如果某個區域的氣候條件變得更適合農業發展，比如降水增多、生態改善，我們就應充分利用該區域發展農業、提升生產力；而對于本就濕潤、易發生洪水的區域，則不宜再布局工業和農業，以避免氣候災害的影響。關鍵在于根據氣候的空間差異，進行空間布局的適應性調整，這對生態保護、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另外，全球變暖引發的海平面上升也不容忽視。海水倒灌，沿海地區必須修建相應的防護體系，否則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會面臨嚴峻挑戰。上海等沿海城市大量依賴地下淡水資源，過去部分地區過度抽取地下水，導致淡水流失、鹽水倒灌，原有供水系統無法使用，這是區域發展中需要警惕的生態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