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一敗涂地，宣傳上節節勝利

甲午戰爭時期，大清水陸兩軍慘敗給日本，但以《點石齋畫報》為代表的大清媒體向子民報道的新聞卻是“清軍節節勝利”。

這種現象不是甲午戰爭時期才有的，而是在大清“久有傳承”。

大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兩國代表簽署《南京條約》。由于清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南京條約》是一份對清朝來講喪權辱國的條約：大清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大清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大清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許英國人在“五口”居住并設立領事； 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中國海關無權自主。

但是，朝廷要面子，尤其是在大清子民眼里，朝廷必須得“有面子”。于是，一份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對內宣傳上就變成了一場“勝利”。

首先，在《南京條約》的中文版上，運詞造句必須得讓條約看起來真的是一種“勝利”。比如，明明是朝廷打不過，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但對內部的描述卻是“ 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及開展貿易 ”；明明是割讓香港島給英國，但中文表述卻是“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大皇帝恩準賞借蕞爾小島 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以示天朝體恤 ”；賠償2100萬銀元，也是“償還英商積欠款項，天朝施恩撫恤”；為什么清軍節節勝利卻選擇不再打下去而停戰？理由是“大皇帝念生民之涂炭，抑朕之柔懷”，“圣天子仁慈，恩賜和平”。

總之，從大清對內的宣傳文本上看，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大清在戰場上打贏了，但皇帝不忍心清軍把英國鬼子揍太狠，懷柔恩賜和平，還賜給他們土地以落腳、賜給他們銀錢以撫恤、恩賜他們來天朝做生意的機會。真的是“既打贏了仗，又顯示了天朝的富庶和朝廷寬厚慈善的崇高道德”。

其次，在中英雙方談判的過程中，大清一方的官員也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為朝廷“賺足了面子”。

大清官員與英國人約定，談判在兩個場所進行，中英雙方各有一個主場，英方主場在停靠于長江上的軍艦“康華麗”號上，中方主場在南京城。按照“客隨主便”的規矩，在誰的主場，客方要對主方“更尊敬”。由于在長江上的英國軍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外界看不到大清官員對英國人的“恭敬”；但中方的主場在南京城，是比較公共的場合，足以讓大清子民看到“英夷”是如何對天朝官員“恭恭敬敬”的。

大清官員特意叮囑英國人談判時穿上新衣服，以示對談判簽約的重視；但大清官員自己卻選擇穿“樸素的常服”，以此來顯示英國人“更重視與大清達成協議”，而大清卻“并不是很在乎”。大清子民就能感覺到天朝官員對外夷的“蔑視”，能感覺到“外夷有求于大清”，感覺到“朝廷很有面子”。

談判間歇或者結束之后參加宴會，大清官員還利用洋人不懂中國禮節中的尊卑來使用一些“奇招妙計”以彰顯天朝對洋人“居高臨下”。比如在宴席上，大清官員做上位，讓英國人做下首；上菜的時候讓魚頭對著大清官員。作為觀眾的大清子民看了，都覺得：天朝確實“高高在上”，英夷到底“卑躬屈膝”。

一系列做下來，大清從朝堂上的官員到鄉野間的百姓，儼然覺得“大清真的贏了”、“非常有面子”。

在天朝，面子是非常重要的東西。順帶說一句，如果不是因為皇帝非得要“面子”，“火燒圓明園”本來是不會發生的。 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并約定第二年正式換約。條約已經談妥、簽訂完畢，剩下的就是純粹的一些程序性的操作。其中有一條是“英法兩國公使進京面見咸豐帝，與皇帝當面換約，但英法兩國公使按照西方禮節不跪拜大清皇帝”。咸豐帝拒絕這個會讓他“沒面子”的程序。 咸豐帝提出，只要外國公使不進京，或者不當著朝臣的面拒絕向皇帝下跪，哪怕讓大清多賠償一些銀子、多開放幾個口岸都是可以的。因為對咸豐帝來說，讓他“沒面子”會直接給他造成個人負面影響，多賠款的成本會由大清子民承擔而不用他承擔。英法兩國拒絕了咸豐帝的要求，堅持“兩國使臣必須面見大清皇帝、當面換約”； 為達到當面換約的目的，英、法兩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天津大沽口外，企圖以武力威懾清政府履行“換約程序”。咸豐帝當然不能按照英法的主張去做從而讓自己“沒面子”，于是命令清軍阻止英法聯軍。最終戰事越打越大，清軍戰敗，咸豐帝逃亡熱河，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