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以戰事真是“文明的沖突”嗎？

中新網北京4月9日電(記者 韓禹)當地時間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臺上威脅伊朗：“一個文明今夜會死去，永無復興之日”(a whole civilization will die tonight，never to be brought back again)。

隨后，局勢又出現巨大轉折：美伊同意為期兩周的臨時停火，隨后以色列表示支持。但交火、爆炸時有發生，談判能否順利推進也存在不確定性。

極限施壓的外交辭令，已涉入“文明存亡”的高度——伊朗究竟是怎樣的“文明”？這場沖突能被理解為一場“文明沖突”嗎？

斷裂與重組

伊朗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頻頻斷裂、頻頻續接。

伊朗的國家傳統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紀建立的阿契美尼德帝國；亞歷山大東征之后，這一秩序被打斷，但帕提亞與薩珊又重新建構起伊朗的王權傳統。到薩珊時期，統治者強調自身的伊朗人、波斯人和瑣羅亞斯德教(祆教)信徒身份，把政權合法性重新錨定在自身歷史中。

7世紀阿拉伯征服，是又一次巨大斷口。伊朗由此進入伊斯蘭時代，原有宗教被廢止，政治結構也發生深刻變化。但伊朗沒有在語言、歷史記憶和文化表達上被消滅。許多形成于薩珊晚期的本土政治哲學和治理理念，被重新吸收；新波斯語在吸收阿拉伯語詞匯后，發展出新的文學語言；菲爾多西及其《列王紀》又將伊斯蘭化前的伊朗歷史重新編織，成為新的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

11世紀后，塞爾柱、蒙古、帖木兒接連入侵，但征服者總會發現，他們的統治離不開伊朗的書記員、官員、詩人、建筑師和工匠，其本質是離不開本土已高度成熟的文化資源與行政傳統。正因此，波斯文明沒有被扼殺，而是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繁衍。16世紀，薩法維王朝將什葉派確立為國教，什葉派宗教自此成為國家建構的核心。

今日伊朗文明，正是在帝國傳統、波斯語言文化與什葉派身份的長期耦合中形成。

亨廷頓說對了嗎？

“文明”一詞從特朗普口中說出時，亨廷頓“文明沖突論”重新回到了人們視野——美伊以戰事是文明的沖突嗎？

亨廷頓認為，冷戰后最重要的國際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間，“文明斷層線”將成為沖突的主要潛在點。

亨廷頓曾充分論及“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緊張關系：前者宗教基礎是伊斯蘭教，而后者是“西方基督教”(Western Christianity)。在他筆下，二者存在“持續且深度沖突的關系”，彼此“都成為對方的他者”。他認為，雙方之所以形成深層沖突，也由于某種結構性相似：二者都基于一神教、普遍主義宗教，都自認掌握“唯一真信仰”，也都具有強烈的傳教沖動。

這套理論提供了一幅簡潔、鮮明的世界圖景。但正因簡化，它也受到廣泛批評。

文化哲學家愛德華·薩義德曾指出，亨廷頓無視文明內部的多樣性和矛盾，仿佛“文明”可以化約為一個好斗的主體。他認為，亨廷頓筆下的文明沖突是漫畫化的世界圖景，忽略了各文明內部存在的對話、融合與再生。

“文明沖突論”也許能在宏觀層面解釋一場危機為何發生，卻解釋不了它如何發展、如何結束，更解釋不了為何在極限施壓數小時后突然停火。當下真正起作用的，或許不是抽象的“文明斷層線”，而是大量現實因素：霍爾木茲海峽航運、能源壓力、核問題、以色列的考量、美國國內政治、海灣國家立場以及多方斡旋。

比理論更冰冷的，是現實本身

伊朗確實承載著漫長而復雜的文明積累；但戰事如何爆發、升級或暫歇，最終仍取決于現實因素。把戰爭簡化為“文明碰撞”，試圖完成本質主義的“一錘定音”，可能讓背后的具體歷史背景和現實政治因素被遮蔽。而“文明沖突”概念若被政治化、陣營化，可能反而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何況戰事中發生的轟炸學校等行為，已非“文明沖突”所能解釋。

或許更值得注意的，不是“文明沖突”被證明或推翻，而是“文明”一詞返回了美國的戰爭語言體系，成為威脅之語的修辭，甚至談判籌碼。

“一個文明今夜會死去”的余音消散，經歷過亞歷山大征服、阿拉伯征服、突厥化、蒙古沖擊與近代國家重建的伊朗文明，并未一夜終結。真正可能在一夜之間被毀掉的，是城市、基礎設施、生命和國際秩序。

8日，特朗普稱，如果談判不順，美方將能輕易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同日，伊朗方面表示“武裝部隊的手仍扣在扳機上”，直到伊朗國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以色列空軍宣布10分鐘內襲擊了黎巴嫩100個目標，襲擊規模為自本輪沖突開始以來最大，致黎巴嫩上千人死傷。由于空襲，伊朗表示，鑒于以色列違反涉及黎巴嫩的臨時停火協議，伊朗正在集結力量，準備對以色列的軍事陣地開展“威懾行動”。

停火能否延續，地區秩序能否重建，世界是否會進一步滑向動蕩，仍未可知。宏觀的文明前路，依然需要具體而切實的變量逐步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