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端王朱祐檳：只想安安穩穩地在藩地瀟灑，卻被動卷入大禮議之爭

最近圍繞《紅樓夢》是否為“悼明”之作，索隱派和考據派在網上吵的不可開交。其實兩派的爭端已持續百年。考據派的代表人物及創始人為胡適，他的《紅樓夢考證》開創了“新紅學”。索隱派的代表人物為蔡元培，他在《石頭記索隱》中，將金陵十二釵與明末清初的歷史人物一一對應，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悼明”話語體系。

紅樓夢劇照

索隱派中有一個分支認為，胡適的考據存在重大問題，《紅樓夢》的作者根本不是什么曹雪芹，而是明代益藩延寧王、空空道人朱由梿（音lián或liǎn），并認為賈府的原形便是明代益王府。書中提及賈元春因為生于正月初一，所以福氣好，又提及賈府的“太祖太爺”生日也在正月。恰巧，朱由梿的五世祖、明代益藩的始祖朱祐檳，生于正月初四。

朱祐檳這位益藩始封君生平如何，又有哪些值得一提的故事呢？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他。

王府官風波

朱祐檳（音bīn），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月初四，為明憲宗第六子，生母張德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六月，在已進入生命倒計時的父皇安排下，年僅9歲的朱祐檳與四個兄弟一道行冠禮，當年七月受封益王。

弘治元年二月，朱祐檳五兄弟出閣讀書。為此明孝宗于上月從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科進士中選取10名三甲進士授予翰林院檢討（從七品），另調集10名教授為翰林院侍詔（從九品），10名監生為中書舍人（從七品），充實教導團隊，組建藩王最初班底。

負責益王的翰林院檢討為范紳、胡承，翰林院檢討為萬綸、劉璉，中書舍人為李儀、楊本清。按正常流程發展，這六人將成為益藩長史司的六巨頭。可世事難料，弘治三年朱祐檳的班底突然發生大變：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三甲進士丘文瀚被任命為翰林院檢討取代范紳，胡欽升任中書舍人取代李儀。

“（弘治四年五月）戊子，命給益王府隨侍翰林院檢討丘文瀚、中書舍人胡欽敕命。二人授官未三年考滿，從其請也。”（《明孝宗實錄》）

明代藩王長史司架構

弘治四年（1491年）六月，因朱祐檳即將出宮開府，明孝宗下詔正式組建益藩長史司：翰林院檢討胡承和丘文瀚被任命為益王府左、右長史，中書舍人楊本清為審理正，胡欽為審理副，翰林院侍詔萬綸、黃琮出任王府紀善。恩，侍詔也換人了，六巨頭換了一半，這種現象極其罕見，以至于實錄特地記了一筆。

六巨頭配備了，諸如典膳、良醫、典儀等王府官也的進行充實。朝廷對王府官的基本的要求為“學行端正”，需吏部負責遴選。然而益王殿下認為，這是自己的屬官，自己在此事上也具有發言權，于是舉薦冠帶醫士張锜等兩人出任良醫正和良醫副。

良醫正和良醫副為王府良醫所正副主官，職秩正八品和從八品，隸屬于長史司，掌王府醫療之事。可別忘了，明代有個統管全國醫療衛生事務的機構：太醫院。

太醫院除提供皇室醫療服務外，還肩負全國醫生的培養與考核，醫官的差派，及管理其他醫療機構等職責。太醫院體系內，分作有品級的醫官，無品級的醫士，和無獨立行醫權的醫生三個階層。醫士從高到低，又分為支品級俸醫士、支雜職俸醫士、冠帶醫士和食糧醫士四級。

從冠帶醫士到王府良醫，可謂是一飛沖天。

明孝宗本已答應弟弟的奏請，但吏部跳出來反對，表示益王殿下年僅13歲，怎會知曉二人，定是二人蠅營狗茍貼上去所致！必須剎住這等歪風邪氣。張锜等人的外派升職美夢就此破碎。

“吏部言王尚幼沖，安知二醫之名？非二醫營求于王之左右，何以得此？謂勿用，以息奔兢之風。上從之，命太醫院別選授良醫正副。今后太醫院用人只照舊例行，不許夤緣奏請。”（《明孝宗實錄》）

風波不斷的就藩路

王府官員配備齊全，朱祐檳正式離開皇宮，出居十王府，等待之國。與此同時，益王府也在當年九月在江西建昌府（今江西南城縣）開工興建。

開府建牙之后，自然需要有所支出，考慮到益王之國還需數年，明孝宗依照慣例，先是賜予弟弟順天府望軍臺田地五百畝，后又賜予二百頃，沖作日常開支所需。

明孝宗劇照

弘治七年（1494年）二月，保國公朱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丘浚充當正副使，持節冊封中城兵馬指揮彭倫之女彭氏為益王妃。明孝宗同樣賜予兩淮余鹽一萬引，贊助益王婚禮。

婚后之國事宜被提上日程，朱祐檳索要九江府稅課局的課鈔。九江府稅課局是天下有數的大局，朝廷重要的財稅來源。明孝宗認為弟弟太貪，不予準許，不過事后還是賜予了江西清江鎮稅課局歲課鈔作為補償。別看清江帶著“鎮”字，卻也是江西境內的大稅課局。

弘治八年（1495年）八月，朱祐檳在赴天壽山陵區祭奠過諸帝陵，于奉先殿祭拜過列祖列宗后，拖家帶口正式之國建昌府。

北京與建昌之間山重水復，且藩王朝覲制度早已名存實亡，此次一別兄弟倆大概再無相見之時，是故明孝宗依例目送六弟遠去的同時，給予了諸多好處。比如隨行宮眷人眾月給米各三斗，內官內使四斗，至次年五月止；比如給益王殿下的親舅舅張俊升官。

當然也并非盡是好事。

當年七月，年事已高的太皇太后周氏思念唯一在世的兒子崇王朱見澤，想要宣其赴京完聚。面對重病在身的親祖母，明孝宗明面上只能答應。不出所料，內閣首輔徐溥挺身而出堅決反對藩王朝覲。

為加強說服力，徐溥援引新近就藩的興王、岐王途中所犯種種惡行，表示百姓為此承受不該承受的巨大壓力。現如今益王之國在即，朝廷哪有余力安排崇王赴京？

“二、三年間親王之國，朝廷篤念親親，恩禮加厚。舡只車輛，倍于往時。加以輔導非人，罔知約束。需求財物，夾帶私鹽。所過地方，貽害非細。官吏惶懼，人民怨嗟。益王之國又在八月，往來供億，何以堪之？”（《明孝宗實錄》）

若說在徐首輔這邊，朱祐檳還只屬于被捎帶的背景板。那么緊隨而來的吏科給事中胡易，則直接將矛頭對準了益王殿下。他在奏疏中對興王、岐王的之國行為大加鞭撻，表示朝廷的優待反而讓隨行人員肆無忌怠，一路上“恣意需索”，還假借親王令旨販賣私鹽，鬧得天怒人怨。此次益王之國，未免重蹈覆轍，請派御史二員沿途進行監督。

七品官袍補子

給事中雖只是從七品小官，可明代施行的是大小相制的政策，給事中官俾權重，擁有封駁皇帝詔旨、考察京官、參與廷議及監察六部行政的大權。擔任這一職位的往往又是一群不怕死的愣頭青，皇帝見了都頭痛。明孝宗也不愿意為了這些許小事，招惹科道官。

于是乎，益王的船隊被限制為七百艘，軍校四人共用一車，給予相應銀錢，讓王府自行雇用。至于派遣御使，做了變通，嚴令護送太監會同本府長史、承奉嚴加禁治。

這已經夠憋屈了，結果戶部也跳將出來找他的麻煩。既然就藩一事上受到了限制，本著找補的目的，朱祐檳向皇帝大兄奏討課稅局，畢竟一頓飽和頓頓飽，那個更好，誰都分得清。奈何益王殿下胃口太大，竟然一次性奏討了福建邵武府杉關止馬局，建昌府稅課局，新城縣五福、水次、麻姑山場，鄱陽湖暴漲蘆葦等，惹得戶部大為不滿，最終偷雞不成蝕把米，一個都沒能撈到手。

藩國生活點滴

靖難之后，歷經數十年削藩，藩王的實權幾乎被削干殆盡，名為天潢貴胄，實則形同被禁錮于藩地城池的囚徒。安安分分地享受生活，成為他們人生最大的意義。這離不開一個“錢”字，所以對大多數藩王而言搞錢成為頭等大事，益王概莫能外。

之國時因胃口太大，引發戶部據理力爭，最終被駁回。不過也從其他地方給予了補償。弘治九年（1496年）三月，命建昌府給益王府飼馬草料一年，理由是“益王初之國”。弘治十二年（1499年）五月，將建昌府稅課司歲課鈔賜予益王府。弘治十三年五月，又把建昌府城壕池塘之利，賜予益王府。

朱祐檳之國時，明孝宗按慣例給予每年食鹽一千引，可自弘治十四年起政策發生變化，到手僅有300引。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他上疏向大侄子哭窮，奏請恢復原額。不過在戶部的攻勢下，注定只能黯然退場。

“戶部執奏，因言：‘王府食鹽原無運司支給事例。自正統年間始有之。其后各府遂援例以請，共計歲支鹽一萬余引，給賜已多，奏乞未已。該部會議：凡賜鹽一千引者，俱照襄陵王例，止支三百引。奉有先帝旨，欽遵已久，難以再更。仍乞參究該府承奉、長史官員不能輔之罪。’”（《明武宗實錄》）

龍虎山

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前文曾提及，在益王殿下的奏請下，朝廷賜予了清江鎮稅課局課鈔和建昌府稅課司課鈔，然而益王府沒能享受到幾年便被收回了。到嘴的肉就這么飛了，朱祐檳自然不甘心。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在他的奏請下，大侄子手一揮將建昌府稅課司課鈔再次賜下。可輪到小侄子這邊就沒那么好說話了，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明世宗直接否決六叔對清江鎮稅課局課鈔的奏乞。

益王府營建耗時數年，所費彌多。可不知是因為下面的人貪贓枉法還是玩忽職守，短短數年竟然被白蟻蛀蝕了。朱祐檳于弘治十六年奏請重修，江西方面經過核算，修繕經費需白銀三萬余兩，可牽扯朝廷顏面，只得硬著頭皮開工。

好巧不巧的弘治十八年（1505年），龍虎山上清宮發生火災，正一嗣教真人張彥頨奏請照例重建。工部表示江西方面正在修葺寧王府和益王府，既沒有人力也沒有物力來重修上清宮。

胳膊擰不過大腿，張真人只能等。可這是這事一拖再拖，轉眼已是正德三年（1508年），寧王府和益王府的修繕工程仍然沒有結束。期間張真人“累以請”，奈何一直沒人搭理他。明武宗對王府修繕歷經數年而無法完工很是不滿，下詔徹查，看看是否有人貪污？

“孝廟是其言，命待二府修訖舉行。至是彥頨累以請，工部請行江西會勘王府工程已完與未，且度歲時民力可否興工。得旨寧、益二府修蓋年久不完，其究所司誤事者以聞。上清宮如前旨差官蓋造。”—《明武宗實錄卷三十七》

除了搞錢享受生活，朱祐檳還是個孝子。

張德妃與興獻王朱祐杬（音yuán）的生母邵宸妃同期入宮，同樣為明憲宗育有三子：庶六子益王朱祐檳、庶七子衡王朱祐楎和庶十一子汝王朱祐梈，其中老六和老七同年出生，相距僅僅十個月。

如此看來張德妃也應當比較受寵了，然而現有的史料并不支持這一點。邵氏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誕下興王后隨即受封宸妃，張氏則沒能享受這一待遇，即便生下三個兒子依然只是普通妃嬪。直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罹患重病的明憲宗在臨終前大封后宮時，才冊封張氏為德妃，而邵宸妃也同時晉封貴妃。

北京西山

弘治十年（1497年）七月初十，德妃張氏去世，享年50歲，賜謚曰莊懿，安葬于京西金山（即今北京西山）。

正德三年（1508年），朱祐檳向大侄子上疏，請求準許他每年派人赴京到金山口為母妃掃墓。明武宗先是表彰六叔“誠孝至矣”，緊接著“但是”跟上，稱此舉非傳統，“朝廷歲時自有祭祀，其已之”。

在大侄子的阻止下無法祭祀母妃，不過愛屋及烏之下，對母舅一族很是照顧。

張德妃的兄長張俊在成化朝，傳升為正千戶。所謂“傳升”指不經正常手續，直接由皇帝出中旨特批授予官職，也即斜封官。明孝宗即位后，清理冗官，張俊被降為百戶。朱祐檳之國前幫舅舅討得了正經的錦衣衛正千戶官職。

嘉靖二年（1523年），又幫另一個舅舅、張德妃的弟弟張儼求得了所鎮撫之職。

嘉靖四年，在朱祐檳的奏請下，張德妃的侄子、自己的表弟張昇，求來了世襲錦衣衛指揮使之職。

無端卷入“大禮議”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身后無嗣，大明王朝繼景泰八年（1457年）之后，再次迎來巨大的皇位繼承危機。

《皇明祖訓》這部由明太祖親自編撰，明確要求為“萬世所垂”，不可更易一字的大明皇室最高法典，對繼承制度有著明確規定：皇帝絕嗣，遵循嫡庶長幼的原則進行兄終弟及，否則人人得而誅之。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并如前式。”（《皇明祖訓·法律》）

可人死如燈滅，即便強勢如明太祖者，也不可能完全約束后世子孫，打著變通旗號更易祖制的事并不少見。

正德年間，淮藩就爆發過一場“大禮議”之爭，弘治十五年（1502年）淮康王朱祁銓薨逝，世子朱見濂早逝，所以朝廷裁定讓次子清江王朱見淀暫理府事，等待襲爵。不幸的是清江王殿下沒能等來襲爵那天便亡故了，最終爵位由其嫡長子朱祐棨（音qǐ）承襲。

朱祐棨襲爵后，出于好心幫亡故的大伯爭取到了追封淮王的哀榮，然后他祭祀伯父淮安王朱見濂與生父清江端裕王朱見淀時，稱呼問題便成了淮藩與朝廷沖突的核心。在朝廷的逼迫下，他不得不稱淮安王為“父王”，也就是說將自己過繼給了伯父。這明顯與《皇明祖訓》的規定不符，但明武宗、楊廷和這對君臣就這么做了。

楊廷和劇照

有這個先例在，理論上明武宗也可以給自己過繼一個子嗣，繼承皇位。正德十六年正月，監察御史鄭本公奏請皇帝依傳統挑選宗室之子為東宮:

“壬戌，監察御史鄭本公言：‘昔漢唐中葉，國統數絕。倉卒之際，援立昏弱以為己利，卒貽國家無窮之禍，此后世之永監也。陛下春秋鼎盛，前星之耀將來可待。但今災異迭興，宗藩屢叛。正以儲位未定，萌覬覦之心。中外臣民，咸懷憂畏。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為重，密與執政大臣慎選宗室親而賢者正位東宮，以系天下之心。’”（《明武宗實錄》）

若過繼嗣子，該立誰呢？

明武宗唯一的弟弟蔚悼王朱厚煒早夭，沒有親侄子，但有堂侄啊。朱祐檳的嫡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誕下嫡長子朱載增，這是此時唯一降生的堂侄。換句話說，朱載增是宗室晚輩中與明武宗血脈最近者，完全可以選擇他當嗣子。

上一年明武宗在清江浦落水受驚，一直纏綿病榻，沒有痊愈。應該說鄭本公的提議很及時，然而明武宗一口拒絕了。

若說此時明武宗還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極度自信，所以不愿立嗣子那還說得過去，可直到臨終前依然不松口，可以確認他真的沒有給自己立嗣子的打算。

明武宗遺詔皇位由四支堂弟、興王世子朱厚熜繼承，用的理由是“倫序當立”，并特別點明其身份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也就是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為避免動蕩，還是選擇遵從《皇明祖訓》的訓言。

明武宗重奪軍權，以此壓制文官集團，做法比乃祖明憲宗都狠。土木堡之后權力大漲，又在弘治朝大吃了一波的文官集團，哪受得了這種屈辱。是以明武宗與文官集團斗了一輩子，甚至傳言也因此被對方設計強制溶于水。

明武宗去世后，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短暫掌權，罷設外四家軍，忠于大行皇帝的文臣武將或殺或貶，甚至想把孤家寡人的新皇明世宗塑造成泥塑菩薩。

為此當朱厚熜抵達良鄉之時，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打著“以憲宗皇帝之孫，紹孝宗皇帝之統”的旗號，逼迫他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也就是說他只有認明孝宗這個伯父為爹，才能即位。

南城縣登高閣

為絕后患，楊廷和把益藩也拉進戰局，因興獻王只有朱厚熜這么一根獨苗，他出繼后興國將絕嗣，為此打著繼絕的旗號，要求將崇仁王朱厚炫過繼為興獻王的兒子，襲封興王以主祀事。

此舉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要給皇帝過繼子嗣，為什么要選擇給先帝繼嗣，而不給大行皇帝繼嗣，這天下沒有這種道理啊。說穿了朱厚熜即位屬于“倫序當立”，不可撼動。楊廷和這么做是想給新皇帝一個下馬威，讓他認清現實，好好的當文官集團的橡皮圖章。

對這等自顧私利，不顧大義名分的行為，正德十六年新科進士在《大禮或問》中進行了無情地抨擊：

“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后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有后之人無后矣而可乎？’”（《明世宗實錄》）

圍繞著新皇當認誰為爹這一問題，皇帝和文官集團斗得不亦樂乎，“大禮議”之爭就此爆發。期間被文官集團認定為最佳守門人的崇仁王朱厚炫，時不時的被拎出來戳皇帝肺管子。比如嘉靖二年就興獻帝家廟祭祀能否使用天子一級的八佾樂舞，朝臣與明世宗及其支持者吵得不可開交，御史黎貫非常激進的跳出來表示應當讓崇仁王承謚，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

嘉靖九年（1530年），又有人提出讓崇仁王奉祀興獻帝，要知道此時“大禮議”已過去六年，還有人提這茬，明世宗對六叔一家子的感官能好嗎？

“（七月）福建平和縣知縣王祿疏：請建獻帝廟于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明世宗實錄》）

阿越說

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二十四日，益王朱祐檳薨逝，在位53年，享年61歲，朝廷賜謚曰端。益端王雖有些許貪念，可在大明宗室之中算是一位賢王，生性節儉，好讀書，對當地亦有貢獻。也正因此《明史》對他的評價極高，稱其“性儉約，巾服浣至再，日一素食。好書史，愛民重士，無所侵擾。”

洪門嶺益端王墓

對于益端王而言，最大的危機無疑是正嘉交替之際，他唯一的孫子朱載增理論上可以成為大侄子明武宗的嗣子，頂替掉明世宗。小侄子上臺后，嫡次子朱厚炫又成為文官集團攻擊新皇的一柄利刃，屢屢借此逼迫明世宗認明孝宗為爹。

好在朱祐檳低調應對，沒有趟這趟渾水，而明世宗也深知四叔（朱祐檳倫序第四）一家子對自己構不成威脅，故也不為己甚，雙方維持著表面的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