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越共四大在河內舉行,主席臺上擺滿勝利旗幟,臺下掌聲不斷。人們注意到,胡志明畫像旁邊的位置,黎筍坐得筆直而沉默,那一年他已六十七歲,距離越南徹底南北統一不到十二個月。會場氣氛熱烈,卻也埋下了之后十年風云劇變的伏筆。
官方給黎筍的定論很簡潔:民族解放、祖國統一。表面八個字,背后卻是半個世紀的血與火。民族解放這件事,從他1930年代被捕開始就結下死契。1931年第一次坐牢判二十年,關了五年才因大赦出獄;1940年又被逮,還被流放到昆侖島。牢房潮濕,他捱過瘧疾,也練就一副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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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殖民當局看重審訊,他只拋下一句:“我們不能后退,否則前功盡棄。”審訊官沒再挖出東西。幾年后,他被秘密轉押,越南地下組織在狹縫里保存下來。抗法游擊的槍聲,從北圻山谷一路燒到富國島,人們記住了那個戴黑呢帽的瘦高個。
1946年,胡志明讓黎筍出任“南部區”書記,南方戰線事無巨細都要他拍板。奠邊府戰役前夕,越軍參謀部里一片焦慮,經驗匱乏,彈藥不足,甚至有撤出西北的提議。韋國清將軍帶去的中國顧問團堅持“不退”,火力、補給、技術全線支援。最終的勝利讓法國殖民體系在印支土崩瓦解,也讓黎筍與胡志明并列為“二號人物”。
1954年《日內瓦協議》將17度線割裂成南北兩國,胡志明在北方抓建設,南方的火種仍四處跳動。1969年胡志明病逝,統一遺愿落到黎筍肩頭。美軍撤離后,南越政府外強中干,黎筍抓住窗口期:1975年春季攻勢兵鋒直指西貢,僅用五十五天便結束分裂。四月三十日坦克沖破獨立宮大門,越南歷史翻頁。統一這樣的大事,放在任何國家都是頂格功勛,黎筍因此被冠以“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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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雄也有失手。越南需要重建,財政吃緊,黎筍卻把外交天平徹底傾向蘇聯。他擔心中國在統一后影響越南南部,認為依靠莫斯科能獲得更大安全感。1975年9月,他赴京,希望在“親蘇”與“穩華”之間找到平衡。會議桌上,他拒絕在聯合公報簽字,臨別前連答謝宴都沒參加便匆匆離開。
越中關系自此急轉直下。1977年起,武元甲兩度跑莫斯科,擴軍、購艦、租借金蘭灣;蘇聯潛艇和驅逐艦直接進出南海,戰略壓力逼到中國家門口。經濟上,越南同樣靠向經互會,拋下對自主權的顧忌。雙邊矛盾越滾越大,邊界摩擦、華僑外逃、宣傳戰此起彼伏。
1978年,布熱津斯基訪華,鄧小平提到越南時按不住怒氣。次年初春,中越邊境炮聲隆隆,對峙蔓延千里。對越自衛反擊戰持續不到一個月卻破壞巨大:公路、鐵道、倉儲設施成片癱瘓,越南農業減產,地方動員體系長期維持在百萬規模。軍費大量吞噬財政,教育、醫療、工業投入被迫讓位,國民經濟步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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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反擊戰只是招致困局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隨后十年,越南陸軍常備兵力維持在約一百二十萬,柬埔寨戰場泥潭深陷,內部改革幾乎停滯。黎筍在世時,越南強調“戰時經濟”,忽視市場機制,外債累累,對外貿易縮水。
1986年7月,黎筍病逝。守靈的花圈擺滿中央會堂,但不到半年,繼任的長征旋即推翻舊路。阮文靈被扶上總書記位置,“革新開放”概念第一次寫進黨內決議,市場價格放開、個體經營松綁、吸引外資——一系列政策與黎筍時代的“國家統配”南轅北轍。
1989年,越軍全面撤出柬埔寨;1990年北京亞運會,武元甲帶團出席;1991年蘇聯解體,中越聯合公報宣布關系正常化,歷時十三年的對立劃上句號。隨著邊境歸于平靜,越南騰出手腳發展經濟,制造業、外資、旅游齊頭并進,年均增速維持在6%以上,貧困率急降。種種成績無不建立在“放下對抗、回歸周邊”的新路線之上。
回頭看,黎筍的兩大功勞無人可以抹殺:一是對法殖斗爭中的堅韌與犧牲,二是三十年戰爭終結南北分裂。但他的外交誤判與封閉經濟策略,也讓國家付出沉重成本。越南史學界常用“偉大又復雜”來形容這位領導人,足見其功過并存、難以簡單蓋棺。
如今在河內的革命博物館里,黎筍的半身雕像被陳列在胡志明紀念廳側翼,說明他仍被視作奠基者之一;同時,展板上關于革新開放章節,卻是另一批領導人的姓名。歷史沒抹去他的榮光,也沒有原諒他的錯位,這種張力恰是越南社會對黎筍態度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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