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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微視頻平臺上突然刷到大量講述樟木頭寶山工業園收容所事件,將其描述得特別神秘而恐怖,我是從那個時代經歷過來的人,我想講幾句真話,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
1996年,我辭掉國企的飯碗,來到深圳打工,經歷了查暫居證以及傳銷這些令人發狂的年代,我想,我應該有資格講清楚東莞樟木頭寶山工業園里所發生的一些事,希望不要被某些人帶節奏而成為一個政治事件。
1996年的深圳,尚有關內和關外一說,由于當時來到深圳打工的人太多,人員結構也格外復雜,故當時進關還需要辦理邊防證,為此也就產生了很多灰色的產業鏈,如“邊防證”和“暫居證”等,正是由于辦這些證需要輔助條件,如辦暫居證要有房屋租賃合同或在企業上班的工作證等,于是,便出現了大波的流浪大軍,這些人躲下水道,睡公園,他們餓了就偷,俞不到就搶,在那些年里,整個大環境的治安相當混亂,為此,本該屬于派出所,治安辦這些公職人員維護的秩序因為警力明顯不夠,就誕生出了叫“聯防隊”這樣的組織。
組成“聯防隊”這種組織的人員來源基本上是派出所或治安隊里的領導親戚或親戚的親戚,總之,都有沾親帶故的關系,我們把這個層次的人員稱為“警狗”,作為有證件的人員,其實還是不用擔心這些“警狗”的隨意盤問或檢查,且深圳的這些“警狗”們素質還可以,即使沒有帶證件,只要穿著樸素,解釋得體,也不會被送上鐵車而拉走,本人就曾多次遇到查暫居證的“警狗”,有時帶了證件,有時忘了,每次都能順利過關,從沒有被抓。相反,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很多打扮得象個“浪崽”,故常常被逮。其中也有被送到樟木頭的人。
被送到樟木頭的朋友,也沒有象視頻上某些人說的那樣恐怖,那些“聯防隊”的“警狗”會先給你打電話的機會,1996年的深圳很多人腰間已經掛有BB機,個別有錢人用上了“愛立信”手機,如果有親戚拿錢去贖人,大抵還是能夠被釋放出來,至于無親無故且看上去就象個“浪崽”的,特別是不服從的刺頭遭受皮肉之苦應該有的。
其實,正規工廠里的打工者,如果被送到了收容所,廠里也會派人過來認領,而 受苦中的大部分人確實也不是什么好鳥,這群人中多半是社會上流氓小鱉三,這些人沒有親人(部分有親人的,也不愿意去贖),靠著在社會上行騙,恐嚇,偷盜,搶劫生存,這些人渣被抓了,廣東的治安當然也有好轉。這也是廣東為何會有那么多“聯防隊”的原因。
由于“聯防隊”的運轉需要自負盈虧,國家沒有這筆額外開支,于是“搞錢”也成了“聯防隊”除維持治安外的另一個目標,正規治安部門肯定不敢亂收費,但“聯防隊”就顧不了那么多,為了搞錢,就衍生出了拿錢贖人這條黑色產業鏈,至于那些拿不出錢來,又沒有相關方認領的三無人員,送到黑廠打工抵債也就理所當然,當這些人掙夠了贖身錢,“聯防隊”就會給他們買張火車票送回老家。
由于辦暫居證的門檻很高,很多人想辦而辦不下來,于是催生了專門給人辦暫居證這種灰色產業,又由于當時傳銷在廣東率先出現,很多騙子利用傳銷組織收取辦暫居證的錢而逃之夭夭,我清楚的記得1997年年初在深圳南頭區就發生過大規模以辦暫居證為幌子騙取錢財的案子,當時在廣東一帶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娼妓嚴重,很多女子找不到工作,就轉向了賣淫,除了部分在發廓從事皮肉生意,另有部分從事暗娼交易,這也是“聯防隊”喜歡查暫居證的原因,那些作小姐的,如果沒有“聯防隊”這個靠山,基本上無法正常營業,而所謂的靠山,也不過是按月上香罷了。
從90年代開始到2003年發生了孫志剛事件,暫居證這種荒唐的治安管理制度才開始逐漸消失。至于“聯防隊”這種組織,也就沒有存活下去的理由了,說到底,所謂“聯防”,不過是一群有關系的流氓通過裙帶關系變成了壓榨底層百姓的組織。
“聯防隊”的出現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其消失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試想當時廣東的經濟發展誰都沒有經驗可循,幾千萬大軍突然涌入廣東,其治安就成了首要問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手腕進行整治,泥沙俱下的大軍之中混雜了多少窮兇極惡之徒。就我所接觸的老鄉之中,十之三四都不是良善之輩。
那些真正在工廠打工的工人,絕大多數受到了治安的保護,至于個別的冤假錯案,應該有,但也不至于因此要去否定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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