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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3日,星期二,上海黃浦區,外灘。
這天當外灘那口海關大鐘敲響六下時,蒙蒙細雨悄然而下,此時位于外灘附近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飯館”老板阮紹軒一看下雨,就知道今天的生意肯定不會太好。
但讓阮紹軒想不到是,就在此時一輛三輪車恰好停在江南春飯館的門口,跑堂阿多立即迎上前去,對著車上那個正在付車錢的主顧點頭哈腰,一邊說著客套話,一邊把那個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迎入店堂,引領至店堂里側角落的那副雙人座頭,奉上茶水,送上菜單,照客人吩咐放上了一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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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知道,這個客人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區天目中路“立通機器制造廠”的老板。柳承方落座后,根本就沒有看菜譜,直接就點了爆魚、蝦仁跑蛋、油豆腐粉絲暖鍋、加飯黃酒一斤,而且還特別跑堂,吩咐酒要熱得燙一些,加兩片生姜。
跑堂阿多用一連串抑揚頓挫、疾緩有致的吆喝向廚房報送客人點的菜肴后,一轉身見有兩個女食客在門口探頭探腦,連忙快步過去熱情招呼,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硬是把那兩位原本還猶豫不決的女子說動了心,迎進店堂,安置于一副靠窗口的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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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阿多正在向兩個女食客介紹本店特色菜肴的時候,另一跑堂阿鑫雙手端著柳承方點的那個暖鍋,一路像唱山歌樣地吆喝著菜名從后面廚房里走出來,把柳承方要的爆魚、蝦仁跑蛋和黃酒端上來了,可阿鑫嘴里的詞兒還掛念完,忽然像留聲機斷了電似的戛然而止。阿多情知有異,轉身一看,柳承方竟然已經歪倒在座位上!
店堂里頓時大亂,那兩個女顧客見此情形,哪里還有吃飯的興致,立即就奪門而出,兩個跑堂阿多、阿鑫和阮老板也顧不上跑了生意,過來圍著柳承方一迭聲亂叫。老板阮紹軒經營江南春已有三十個年頭,遇見這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當時只是以為這個客人生了急病,不是心臟病就是中風的。那時候社會上一旦遇上猝然昏倒的病人,第一要緊的不是送醫院,而是先把人弄醒了再說,似乎只要醒過來,這毛病就不礙事,就和飯店無關,老板阮紹軒也是這樣,當下和兩個跑堂一邊喚“先生”,一邊掐人中。后面的大廚聽見前堂里動靜不對,也跑出來,見狀便讓阿多去端碗冷水過來,含上一口對準柳承方的臉面便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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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飯店方面施盡了手段,柳承方卻并未蘇醒過來。這時,阮老板方知不妙,便命阿多速去隔壁那家英商洋行借用電話向附近的公濟醫院(后來的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要救護車。洋行的一個曾在公共租界做過巡捕的中國雇員老顧聽說情況后,指點阿多:“這件事好像有些蹊蹺,你們要向公安局報告,還應當保護好現場。”
阿多連聲道謝,也不返回飯館向老板請示了,自作主張給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南京東路派出所打了電話。
公濟醫院的救護車很快就趕到江南春飯館,一檢查,柳承方呼吸、脈搏全無。所以醫生就直接宣告此人已經死亡。阮紹軒就問醫生這個客人是患什么病死亡的,回頭他也好對找上門來的家屬有個交代。醫生說這就吃不準了,除非解剖,但那是公安局的活兒,我們普通醫生未經授權是不能作這種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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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老板正犯愁的時候,南京東路派出所的民警張維道、尤子興趕到了。兩位警察問明情況,覺得柳承方死得蹊蹺,便讓阮紹軒通知全飯館的員工都集中到店堂來,然后把廚房封了,酒菜也要封存,因為這些可能都需要進行化驗。
民警的認真態度提醒了還沒有離開現場的醫生,尋思看這兩個警察的架勢,應該是懷疑死者是被害死的,這個時候,他突然想起,先前檢查死者時好像聞到其口鼻部位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難道他是服食了氰化物死亡的。醫生越想越覺得可疑,于是就悄悄對張維道、尤子興說了自己的懷疑。那二位不禁一驚:“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嗎,這就是一起謀殺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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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對張維道和尤子興表示,說即使是服食氰化物身亡,也不一定就是謀殺,也可能是自殺呀。兩個民警商量了一下后,隨即開始搜查死者身上的衣袋,二人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發現了一個錢包、一串鑰匙、一個厚厚的信封。錢包內有十萬元鈔票(現在十元)和一張電車月票;信封是封口的,不過是象征性地用少許糨糊黏上,一扯就開了,里面裝著一厚沓鈔票,后來點了點,是三百萬元(三百),并沒有證明死者身份的證明。
阮老板在一旁看到這個結果,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因為這樣一來了,飯館可能得接受公安局的嚴查,看來這幾天生意做不成了。張維道留在飯館現場,尤子興去隔壁洋行打電話向所里匯報了情況。派出所接到電話后隨即向黃浦分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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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一會兒,黃浦分局就有兩個刑警騎著自行車趕到了。這二位一個叫韓大雨,一個叫宋其剛,韓大雨負責偵查政治和刑事案件,1948年時已是當地縣公安局的股長。只因在老家犯過一點兒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領導就把他的股長擼了,讓他作為南下干部充實即將解放的上海的公安隊伍,于是就在黃浦分局當了一名普通刑警。老宋是上海人,已經干了整整十年的舊刑警,上海解放后,被新政權留用。
韓大雨、宋其剛來到現場后,聽張維道、尤子興介紹了情況,又問了飯館老板阮紹軒,還跟公濟醫院那位醫生聊了幾句,最后作出決定:飯館方面自阮老板阮紹軒以下包括廚師、跑堂,雜工在內的六人全部前往派出所進行問詢,制作筆錄;宋其剛、尤子興留守現場;醫生寫一份出診經過后可以離開;飯館已經送上桌的酒菜和桌上所有的東西即時全部封存,以供化驗,廚房里的食材和一應調料也作同樣處理;而且立刻請示從市局調法醫對死者進行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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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死者身份是留守現場的宋其剛來完成,他剛才檢查死者的錢包時,記下了那張電車月票的號碼,然后去隔壁洋行打電話給電車公司,告知那張電車月票的號碼,要求查明持有者購買月票時留下的登記資料。不久對方回復說,該號碼的月票持有者名叫柳承方,是北站區天目中路“立通機器制造廠”的工作人員。
宋其剛又把電話打到“立通機器制造廠”,接聽電話的是該廠廠長汪蒙。汪廠長聽對方自報身份說是黃浦分局的刑警后頗覺意外。宋其剛沒提柳承方的名字,只說有個情況需要向你了解一下,貴廠是否有一個體態肥胖、大腹便便的男子,四五十歲,左腮有一塊直徑一厘米左右、形狀不規則的疤痕。汪蒙脫口而出:“那是我廠老板柳承方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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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其剛請對方立即到四川中路九江路口的“江南春飯館”,警方有情況需要向他核實,廠長汪蒙趕到飯店后,經其辨認,確認死者確系談廠老板柳承方。
這個時候,法醫已經抵達正在做解剖前的準備工作。如果阮老板在場,他一定會對法醫的做法提出異議,因為法醫在飯館沒有找到適宜作解剖臺的木板,只好就地取材,把幾張店堂里的桌子拼在—起作為解剖臺了。解剖結果證實了之前那位公濟醫院醫生的估測死者系服食氰化鉀中毒身亡。
法醫提取飯館的酒菜、佐料等樣品離開后,宋其剛和尤子興就在飯館店堂內向汪蒙了解死者的情況:
柳承方,四十五歲,浦東奉賢縣鄔家橋人氏,十四歲時來上海市區謀生,經一位親戚介紹進入江南制造局當學徒,最初學的是機修鉗工,這是鉗工中技術含金量最高的一門手藝。因為機修鉗工需要修理所有機器,修理好后又得調試,待確認性能完全達標方可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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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鉗工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其他工種如車工、銑工、刨工、鉆工、磨工等的操作技能。柳承方生性聰明,動手能力頗強,幾年鉗工學下來,不但能夠熟練掌握諸般機修活兒,對車、銑、刨、鉆、磨等機床的操作也能運用自如。之后,柳承方在江南制造局一口氣又干了十年,其技藝已經達到了工程師的水平。這時,有個名叫云中鶴的寧波人找到他,提出合伙創辦一家機器制造廠,得到柳承方的贊同。于是,“立通機器制造廠”就在天目路開張了。柳承方占了—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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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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