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外賣騎手的世界

新京報記者 吳瑜 視頻吳瑜 蘭丹青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陳荻雁

最初，人們發現女外賣員王晚的餐箱里有本書，《活著》。于是，他們想象的故事是——體力勞動之外保有精神追求。

事實上，書不常帶，“一來沒時間看，二來老被雨淋爛。”

餐箱里更常見的，是打氣筒和止瀉藥。對于王晚和中國超一千萬騎手來說，送餐途中爆胎，打上氣能吭哧撐到目的地；騎手三餐不定時，肚子鬧脾氣，止瀉藥下肚，就能“忍者無敵”。

類似的細節，王晚挨個寫進《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這本書里。有人稱她為“國內首位出版非虛構作品的外賣女騎手”；但因為過于詳細，這本書也被一些人稱為“流水賬”，意思是“文學價值不高”。

王晚覺得，那些形而上的概念和文學教條，不能概括送單途中具體而瑣碎的障礙。她形容自己是“喊”出這些共有的疑問：超時和超速提醒同時響起，先顧哪個？差評背后，外賣員的道德困境如何消解？還有，“好外賣員的標準是什么？賺得多，但不守交規還有差評，他能算好外賣員嗎？守規矩，但沒賺到錢呢？”

騎手的利益被討論過很多輪，但他們始終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她寧愿絮絮叨叨，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 王晚在送晚高峰的外賣。蘭丹青 攝

“外賣村”

踢掉鞋子，雨水浸濕的襪子搭在書桌橫檔，結束一天騎行的王晚寫道：

“披薩太慢，現炒的也煩人，等餐的時候，其他訂單會超時；蛋糕不好放，也不能騎快，影響我的速度；最惡心就是別墅了，不讓進電動車，路繞來繞去，相當于你走的距離會很遠……”

白天被耽擱的訂單，和屋外雨點一樣，滴滴答答落在紙上。她形容寫作就像洗衣服一樣自然而然——衣服臟了要洗掉，白天騎行腦子里裝滿了，晚上就付諸筆端。

這是位于北京五環外城中村的一居室。入口處鞋架上擺著七八雙鞋，常年磨損后，底薄薄的，鞋面變成大差不差的灰色；室內兩張書桌，一張挨著灶臺、另一張靠床，都堆著稿紙和書本。收工的深夜，她利落地準備晚飯：青菜按在鍋底燙軟，主食是三秒就熟的面線。灶臺邊的書桌上，她邊吃邊寫。

城中村叫于辛莊，店挨店、樓挨樓，連電線桿都手拉手并排杵著，小巷道在其間摸索延伸。因為離商圈不遠，租金低，這里“遍地都是外賣員”。

王晚管它叫“外賣村”。每天清晨，樓下雞和狗來回叫喚，“讓人恍惚間以為還在老家”，接著，五顏六色的騎手，從各個不起眼的樓道里冒出來，百來輛電動車從滿是碎石的村道上呼嘯而過，蹦蹦跶跶駛往商圈和寫字樓。

▲ 王晚在居住的“外賣村” 于辛莊溜達。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外賣村”里，人和物都是流動的——送外賣門檻低、投入少，是任何人都能輕易開始、隨意放棄的工作。于是，冒尖的垃圾堆上，常有離職騎手丟棄的餐箱、頭盔，很快又被新入職的騎手撿起；這里的房子永遠在招租，也永遠有人在租房，“村里就沒見過熟面孔。”

這樣的流動性和臨時性，“常給人眾生平等的感覺。”時間拉長一些，王晚的生活也如此——19歲來北京，十五年里做了十七份工作，服務員、保潔、家政，在相似的城中村周轉騰挪，在體力行業兜兜轉轉，收工后讀書、寫作。直到，她決定寫寫自己和手頭的工作。

放下筆是深夜，窗外雨還在下著。躺在床上，她慣性一樣點進外賣系統后臺，當日的北京騎手接單量排行榜顯示，前十的騎手已跑了百來單。數據還在更新，“他們還跑著呢。”她像個逃課的學生，心里不安生。要不是寫書，以往下雨天她也沖得狠，“天氣越惡劣，單價越高，塑料袋套頭，一晚夠好幾天的。”冬天也是，“一邊擔心變冷，一邊巴不得多冷一段時間。”

▲ 王晚夜晚寫作中。蘭丹青 攝

她把這種“心憂炭賤愿天寒”的矛盾心理記錄下來，也正是這段表達打動了編輯。

“看到初稿，就覺得這本書是一定要做的。”編輯胡曉鏡說，跑外賣不算新鮮話題，當它是你的生存需求，才能有書里具體細膩的感知，這是田野調查無法抵達的。“騎手在哪兒吃飯，上廁所，如何和形形色色的顧客打交道，我從來沒想過。”與此同時，“十幾年的寫作訓練，讓王晚能把這些感受有力地表達出來，沒腔調，只把事撂這兒。”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書的出版。

定稿前，編輯部把書名從《送外賣》，改為《跑外賣》，大家一致認為，“這本書是跑出來的。”

▲王晚在“超級合生匯”商場跑步取餐。蘭丹青 攝

像“超級瑪麗”一樣撞下金幣

跑外賣，王晚說這是一場“大型限時游戲”，自己是游戲里面的超級瑪麗，“每丟下一單，就能從頭頂的墻上撞下來個金幣。”她一路“升級打怪”，從“新人騎手”變成“熟練工”。

清晨9點，從于辛莊出發，騎行6公里，王晚到達超級合生匯。這個總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的商場是附近騎手的據點，商場頂部直徑100米的“亞洲第一大商業穹頂”下，400多個店家按兩圈分布，每天她在各個門店打圈取餐，“像拖著啞鈴跑操。”一天12個小時，40來單、300多公里，至少爬30多層樓梯，中間去換電站換4次三四十斤的電瓶，“沒有體力根本堅持不下來。”

體力最大化的情況下，時間靠腦力爭取。

“每分每秒，我的腦子都在計算取餐時間、路線、出餐時間，給每個訂單與留出等紅綠燈及其他突發狀況的時間，根據我的步幅計算進出小區和爬樓梯的時間。中間誤判了一點點，可能就會超時。一個賺錢的外賣員需要計算，不是傻跑就行。”

騎行過程中，最直接的障礙是不完備的基礎設施。過街天橋臺階兩側的坡道陡而窄，寬度不到30厘米，沒有防滑設置，但這里是外賣平臺規劃路線中的必經路，“好幾次我都連人帶車滾下去，得虧中間有個緩沖平臺，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跑單途中，王晚的電動車卡在臺階和坡道中間。蘭丹青 攝

路邊公廁也不充足，王晚回憶一年中只上過三四次，其余要么在商場廁所排隊，要么在小樹林解決。一天晚上，在別墅區的小樹林中，她被保安當成小偷，被要求翻兜自證清白。而同為騎手的大哥選擇少喝水，趕上鬧肚子，就停在路邊灌止瀉藥。

還有一些阻礙與性別有關。高峰期搶單的窗口期只有兩秒鐘，常常搶完后點開餐品詳情，她才意識到自己搬不動，這時候再把訂單取消或轉出去，“扣的錢可能比配送費還高。”有一次她接到兩桶10L礦泉水的訂單，“只能硬著頭皮上。”分幾次來回倒騰上三樓后，“下樓時腿和手都在發抖。”

她提議，“算法或許可以照顧性別差異，給女外賣員以重物提醒的彈窗，我們就不至于錯搶訂單。”

▲夜晚送單途中，王晚穿越一片沒有路燈的樹林。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會不會太枯燥。”寫到這里，她一度擔心可讀性，可是，“旁人總是評判外賣員的種種，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身臨其境過，他們看不到的，我得寫給他們看。”

“干脆把自己全部敞開。”

于是跑單技能之外，她記錄更隱秘的情緒變化。跑單初期，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情況下，出餐慢的商家、進不去的小區、填錯的送單地址、聯系不上的顧客，都會讓她控制不住地“大喊大叫”，直到收到差評、被扣錢減分，她意識到，“這些是錢換來的。”

“不敢發脾氣，也不舍得發脾氣，一般先在樓下炸完，再換個表情上去送餐，像被打磨成沒有棱角的鵝卵石。”

從新手到熟練工的另一個明顯轉折，來自道德和規則層面的“麻木”。一些學術論文稱之為“異化”。用王晚的話說，“當與你的直接利益相沖突，就會下意識做出違背原則的事情。”

她歷述自己撒謊的經歷。為了不被扣錢，餐品撒漏了，她和平臺撒謊，說是商家沒包裝好；磕壞了鏡子，把責任推給顧客；遇到難送且有超時風險的單子，告訴顧客餐撒了，賠一筆錢，再自己吃掉，圈里黑話叫“加餐”。

回程路上，愧疚感襲來，無處消解，凡是摔倒或爆胎，都當作“因果報應”。可是，下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還是做了同樣的選擇。“到底是你本身貪心，還是這個平臺把你變成這個樣子？”她自我責問。

這一部分內容的標題是《平衡》，后來的采訪中，王晚說其實很難平衡，違規常常在不經意間發生，“單價我不能控制，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時間和單量，一旦手里接了超過四單，就心慌到顧不上別的，闖紅燈、逆行、超速可能就發生了。” 省下的時間以秒為單位，她拉開衣柜，“褲子都是松緊帶褲腰，上完廁所，拽一下就能上來。”

▲午高峰后，下午三點，在商場休息區，王晚和其他騎手邊吃飯邊搶單。蘭丹青 攝

大多數時候，“顧客和騎手之間的體諒是相互的。”王晚也常常感受到潛在的善意。一些腿腳不方便的人會提出一些額外需求，讓幫忙捎東西，她送進屋里，不忍心收錢，有時還順便帶走門口的垃圾，而事后，她也總能收到一筆打賞，“還特別備注謝謝。”

最后，到了升級打怪的結算階段，損耗和收獲往往是相伴而生。

“心理和身體都變得麻木。”王晚的小拇指因為長期拉剎車，沒辦法自如彎曲；騎行磕碰的小腿青一塊紫一塊，“常年都是黑的。”

與此同時，在跑外賣的第二個月，她的收入達到六千，半年后穩定在一萬二。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報告顯示，外賣員中收入能過萬的僅占2.15%。

外賣平臺后臺顯示，整個2024年，她一共送出6782個訂單，跑了40430公里，相當于圍地球赤道騎了一圈。她的騎手等級從“新人騎手”升級為“最強英雄2”。

年末，王晚收到平臺發來的通知，“不得不說，你真的超棒。”

▲王晚在醫院包扎傷口。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打不過也要喊出來”

關于跑外賣前的故事，王晚說，“大部分女騎手都有類似的人生軌跡。”目前全國約1400萬外賣騎手中，女性占比達24.3% ，也就是說大約每4個騎手中就有1位是女性。

1991年，王晚出生在山東省聊城市莘縣觀城鎮，從小就是個犟小孩。鎮里有一座北京廟，老一輩說站在廟上就能望到北京城，她一遍一遍地爬到城墻上驗證，看到的卻永遠是一片望不到邊際、“比平原還平原”的土地。

在這片土地上，每到年末，村口大巴的鳴笛聲此起彼伏。男人們用被褥包著鍋碗瓢盆離開，去大城市務工；女人們一輩子留守，在一個村莊長大，再嫁到附近的村莊成為妻子、母親、婆婆，灶臺前煙熏火燎，幾十年如一日，負責全家老小的饑飽。

她記得邊顧農活邊顧家務的母親抹眼淚，說過得不自在，但“動彈不得”。無處傾訴的母親后來請了一尊菩薩回家，漸漸地，和菩薩說的話比和家里人還多。

王晚說，她不輕視這樣的生活，但想活成別的樣子。

“只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中考時，兩個哥哥結婚上學正要錢，家里要她上技校，“考不上大學，讀高中就是浪費錢。”她不肯，跑出去掙學費。大夏天的棉花地里，她幫別人給棉花授粉，每天14個小時，兩個月掙夠600塊錢。高考前三個月，她帶著復習資料在北京的印刷廠疊紙盒時，母親注銷了她的學籍，“保留學籍要交200元錢。”從此沒有其他路了，她一下子意識到，“要一輩子干體力活。”

那時她19歲，之后的15年她在北京打工，每年回老家待半個月。村里宅基地分男不分女，兩個哥哥和父親名下各有一套房子，她隨機睡在剩余的床鋪上，枕頭用棉褲卷，“老家沒有一寸土地屬于我。”

▲王晚19歲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結婚了我就能有個屬于自己的家。”2020年，通過家里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工作體面、有房有車的男人，人不壞，兩個月后兩人結婚。婚后，她才發現丈夫婚前欠了很多網貸，搭上自己的積蓄，她計劃和丈夫用五年還完。

這種情況下，丈夫提議要個孩子，但她堅持先還債，“我要為我自己生出來的小孩負責，每一個生命都要好好生長。”隨著各種矛盾的激化，兩年后，她凈身出戶。

這些都是書里沒寫的故事，“不想被理解成苦難敘事。”她強調，婚姻里她從未讓自己顯得弱勢。采訪當天，在客廳的角落，她從雜物箱里翻出辣椒噴霧，捂起鼻子沖空中噴，“是不是？能給他嗆到不行。” 她總結雙方力量懸殊的原因：“退出婚姻，他是更絕望的那個人，絕望和弱小的人才更張牙舞爪。”

離婚那年王晚三十一歲，花800元買輛二手電動車，開始跑外賣。

“那么個小個子，跑得比男人兇，車輪冒煙。”同為騎手的大哥說，自己幾次途中出車禍，也是王晚連夜趕過去擺平。自認倒霉的他要自付醫藥費，王晚折騰著一定要找平臺付錢，“每天兩塊五的意外保險費不能白交，打不過也要喊出來。”

打不過也要喊出來——這也是王晚對自己生存態度的總結，“我從小就是個刺頭，婚姻、工作、寫作，不會因為害怕沒用就不做。去把冰層稍微撬一撬，也許會掉下來一些東西。”

誠實地說，大部分抗爭，結果并不如愿。即便如此，她試圖最大程度保留自我。跑外賣半年后，她在城中村租下一間寬敞的一居室，月租2500元，有客廳、獨衛、臥室，“算得上精神上的家。”在這里，她掙錢、讀書、寫作，過一單一單、一字一句的生活。日子不一定更輕松，甚至還要辛苦些，她想得明白，“人無論怎么活都是辛苦的，不如選自己中意的方式。”

▲夜晚收工后，王晚邊吃飯邊寫作。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只是，勞損也很公平地烙刻在身上。

每一年，一大半掙來的錢都用來吃藥看病，“掙得多就生病多，好像一個閉環。”前幾天，她和騎手撞倒摔在地上，傷到手指，手術臺上還沒開始包扎，她問多久能拆線，“這是我捏剎車的手指，耽誤我騎車。”

身體被當成了騎手裝備的一部分，“骨折之外，都是正常損耗。”

連推拿的師傅都記得，干保潔的時候是膝蓋疼，跑外賣后腰不好。“我的身體跟著我挺遭罪的，換個人應該好點。”躺在推拿的床上，王晚調侃自己。

她越來越不愛照鏡子，覺得自己變了樣，“也不能全怪外賣，身體和精氣神，是在十幾年的漂泊中，一點點被損耗的。”還好，疲憊和強悍會勢均力敵地刻在眼角，疼起來笑起來，眼尾都擰成一個疙瘩，像一朵越干枯越張開的松果。

▲王晚做筆記，寫字手的小拇指在騎行中受傷。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文學的前綴

書發布后的第二個月，電影版權中介覺得是不錯的電影改編題材，和王晚約在咖啡廳見面。關于故事的內核，王晚很肯定：不是勞動者追夢文學成真，不是中產跌落，也沒有逆襲反轉，“老老實實講一個騎手的故事，這才是我的故事。”

寫作不是突然的愛好。王晚身邊有一群和她一樣邊打工邊寫作的人，她常常散步的溫榆河，下游就是因打工文學而聞名的皮村。只是其中絕大多數“待在文學圈的角落里”，個人公眾號是唯一的發表平臺。王晚的微信公眾號一度取名為《王晚不晚》，“等一個晚來的機會。”

這個公眾號顯示，在2015年11月16日，她第一次發布小說，接著大約每月更一次，更新時間基本都在早晨或深夜，那是工作之外的時間。持續更新的十年間，閱讀量最低30，最多634。寫《跑外賣》前，她的電腦存了一百多萬字，包括十部長篇、幾十個短篇，都沒有正式出版過。

直到圈里好友馬曉康提醒她，“不要光寫小說，不容易被看到，寫寫跑外賣的事。”

“從認識她開始，她就過得火燎屁股，她的文字是生存狀態的反射。”十年前，馬曉康和王晚在北京打工文學圈里認識，他說，圈子有人寫著寫著不再愿意打工，“沉浸在文學里。”而王晚干得越猛，寫得越多。

兩人每星期約在小餐館見一次，“只聊最近寫了什么。”有時候，王晚提前發來消息，白天跑累了，讓他找個近點的地兒。接著，城中村深處24小時營業的飯館里，王晚“耷拉的眼睛整夜放光”，講新寫的故事。

馬曉康至今記得《老楊找棺材》的故事，“農村老頭老楊得了絕癥，沒錢治病也沒錢打棺材，為了面子，他天天在河邊溜達找棺材，逢人便說棺材被河水沖走，他想體面地死掉，假裝有棺材。”馬曉康說，“這是王晚老家的故事，她一直貼著生活寫。”

《跑外賣》這本書簽出版合同當天，王晚給他發來語音，“我終于翻身了，兄弟。”他懂“翻身”的意思——這個社會終于給了她回應。

書出版后的半年里，王晚被邀請去全國各地，參加數十場活動和節目錄制，遇到更多在菜市場、廚房、田埂、出租車里寫作的各類文學愛好者。“天賦、才能、努力、人格、話題性，可能都沾點。”關于走紅的原因，王晚琢磨，有機遇的成分，最不濟是人文關懷。

最初，主持人稱他們為 “素人寫作者”，最近變為 “新大眾文藝寫作者”。這是一個新詞，書出版半年后的2026年全國兩會上，“新大眾文藝”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大意指“由普通民眾創作的扎根現實生活的文藝形態”。

像是隔著時空的呼應，往前追溯，早在1927年，王晚喜歡的魯迅就預想過“平民文學”的出現：“有人以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寫作者是讀書人，要平民自己開口。”當時對“平民文學”作用的總結是，不是慈悲的藝術，要給平民以外的人看，以改善他們的境況。

王晚也是這么做的。2025年9月的一個下午，在北京朗園單向書店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觀眾席第一排，一位自稱外賣平臺股東的觀眾舉手：“這本書里提到，外賣員的電動車開到50公里每小時還嫌慢，那要怎么看待新國標的限速規定？”發布會幾天前，新版強制性國家標準《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范》正式實施，規定電動自行車最高設計車速不得超過25公里每小時。

臺上靜了兩秒，那天臺上有編輯、作家、記者，王晚知道沒有人能代替她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不是外賣員。”她拿過話筒：“那要看平臺有沒有把配送時間相應拉長，拉長的話，限速我可以接受，但是按照目前的趨勢來看，配送時間是更緊的，配送費用是更低的。”

▲新書發布會上，王晚回答觀眾的提問。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隨著走紅，人們還開始更感興趣跑外賣之外的事。

他們驚訝地發現，王晚的豆瓣上標記看過1000本書和1400部電影。有攝制組找到她中學語文老師，要搞清楚一個體力勞動者文學啟蒙的淵源。也是同一場新書發布會上，另一個反復被提及的問題就是，“你的生活為什么沒有吞噬掉你，你是怎么能夠寫的？”

當時王晚的回答是：“我不覺得體力勞動和文學是有反差的事，文學就是文學，為什么劃分成打工文學，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不同，在我們的文字里，生存從來是更永恒的母題。”

從工廠時代到零工時代，王晚看到圈子里陸續走出農民作家、礦工作家、工人作家、快遞作家、家政作家……這些文學的前綴連起來，是一個群體的生存史，她形容是來回蹦跶的跳蚤，田地沒了，進工地，工廠轉移了，打零工。自己、大哥、堂兄，“在體力行業兜兜轉轉，最后都成為騎手。”要不是被寫進文字，很難意識到有一群沉默而龐大的群體以旺盛的生命力，始終支撐社會的運轉。

“我的書里沒有控訴和苦情，畢竟外賣行業接納了很多走投無路的人，我想記錄我們的處境，被看見是第一步，這個行業能更好。”她分享最喜歡的一條書評，大意是：下雨天點的單超時了，這個讀者發消息給騎手說不要著急，直到收到食物發現被雨水泡過，她沒有生氣，反而發過去一個紅包——因為書里解釋過，食物被泡，大概率是雨天走了地下通道，無法避免的，水也會漫過騎手膝蓋。

▲《跑外賣》稿紙的中間頁面，王晚練了兩頁簽名，“萬一火了呢。” 蘭丹青 攝

宣傳新書的間隙，王晚買了新運動鞋，給電動車裝了新后視鏡。她說，熱鬧會散去，命運的齒輪大概率不會轉動，還得跑外賣。“寫作帶不來錢，之后寫騎手標簽以外的小說，不一定還賣得好。”屁股落到車座上，“跑一單就有一單錢到賬，才讓人踏實。”至少目前來說，握著車把手，才握著命運。

如果說生活有什么變動，一個后續是，王晚說，這幾天她娘打來電話，說給她買了一張床，“這樣以后她回去就有自己的床了。”

寫書宣傳的這些日子里，發生了很多事。2025年12月，外賣行業新國標發布，再前些日子，她收到平臺發來的通知，所有騎手跑單時長達到8小時會收到休息提示，達到12小時則會被強制下線。總之，很難賺到之前那么多錢了。

村里多了很多新面孔——很多女性騎手，開心之余，她開始擔憂，人越來越多，單子不夠分怎么辦？

不過，“春天到了，單子應該會多起來吧。”讀書和寫作當然會繼續，談不上精神追求，更關乎生存態度，“人總是要保持思考的。”

值班編輯 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