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數十年寫就《糖史》：一粒平凡的糖，藏著中外千年文明的交流密碼

《糖史》是季羨林先生規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他的學術水平的重要專著。季先生數十年專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對于不同文化間的互動和影響始終保持著敏銳的洞察力。他發現在糖這種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東西背后，竟“隱藏著一部十分復雜的、具體生動的文化交流的歷史”。

翻開季先生的《糖史》，撲面而來的不僅是蔗糖的甘甜氣息，更是一位東方學大師以“格物”精神叩問人類文明交流史的宏闊視野。筆者多年前曾拜讀季先生這部大作，受益匪淺。 如今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全本單行本《糖史》，又給我提供了一個重溫大師學術成果的契機。

“醉翁之意不在酒”

別開生面的文化交流史

初次接觸《糖史》的讀者，或許會因書名而望文生義——若以為這是一部講述糖的制造工藝或食品工業發展的技術史，便大錯特錯了。季羨林在書中反復申明：“我寫《糖史》，與其說是寫科學技術史，毋寧說是寫文化交流史。”糖的流動，不僅是物質的流動，更是知識、技術與文化觀念的流動。

《糖史》全書八十余萬言，分為國內編與國際編兩大部分。國內編按朝代順序，從周秦一直寫到清代，詳盡梳理了中國甘蔗種植與蔗糖制造的歷史演變；國際編則視野宏闊，將印度、波斯、阿拉伯、南洋、日本、琉球乃至歐美、非洲納入考察范圍。 這種結構本身就體現了一種自覺的比較視野——糖的歷史從來不是單一民族或單一國家的歷史，而是人類文明互動交融的歷史。

為了寫好這一部文化交流史，季羨林以近乎“竭澤而漁”的方式搜集資料。正史、類書、筆記、詩文、本草、醫書、游記、檔案、敦煌卷子、梵文貝葉經、吐火羅文殘卷……凡與糖有關的記載，無不網羅。他曾自述寫作過程中的甘苦：“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我幾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圖書館，來回五六里，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來往。”“從書架上取下像石頭一般重的大書，睜開昏花的老眼，一行行地看下去。古人說‘目下十行’，形容看書之快。我則是皇天不負苦心人，養成了目下二十行，目下半頁的‘特異功能’。”這種笨功夫，在今天這個動輒依賴數據庫檢索的時代，已然近乎絕跡。然而，正是這種看似笨拙的方法，讓季羨林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發現了無數珍貴的史料，構建起糖史研究的堅實根基。

但《糖史》的真正價值，絕不止于資料的豐富。季羨林的洞見在于，他將語言學的敏銳、歷史學的考據與文化研究的視野融為一體，從看似無關的現象中捕捉歷史的脈動。他注意到，歐美語言中的“糖”都來自梵文。這個事實有力地證明：歐洲原本沒有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實物與名字一同傳入西方，這就是文化交流。 一粒小小的糖，就這樣成為文明傳播的活化石。

從印度到中國

糖的東方之旅

《糖史》最引人入勝的部分，當數對中印制糖技術交流的考證。季羨林以語言學家的敏銳，從語言現象入手，捕捉到了歷史的蛛絲馬跡，繼而以歷史學家的嚴謹，層層剝繭，還原出技術傳播的清晰路線。

中國雖然在先秦時期已有甘蔗，當時寫作“柘”，但最初只飲蔗漿或生吃。《楚辭·招魂》中的“胹鱉炮羔，有柘漿些”，表明當時人們是把甘蔗汁作為飲料或調味品，尚未掌握制糖技術。制糖術在中國的出現，是后來從印度傳入的。季羨林考證指出，東漢三國時期，中國文獻中開始出現“西極石蜜”的記載，表明來自西方的糖品已進入中國。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引進，發生在唐代。《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摩揭陀》明確記載：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學習熬糖法，詔令揚州進貢甘蔗，按照印度方法榨汁熬制，結果“色味逾西域遠甚”。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制糖技術的一次飛躍。季羨林通過對勘多種文獻，包括《續高僧傳·玄奘傳》的記載，還原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王玄策奉使印度時，從菩提寺召來石蜜匠，隨同回中國，奉敕往越州利用當地甘蔗造糖。這一過程表明，中印之間的技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拿來”，更包含了技術的本地化與再創造。

然而，歷史的線索并未僅止于此。一番機緣之下，季羨林在敦煌殘卷（P.3303）背面發現了一段關于印度制糖法的珍貴記載。這份殘卷字跡潦草，有錯別字，顯然出自工匠之手，而非文人學士。它詳細描述了甘蔗種類、榨汁方法、熬制過程，以及如何制造“煞割令”（梵文“糖”的音譯）。這一發現表明中印制糖技術的交流不僅有官方渠道，更有民間渠道。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學習、傳播這門技藝。季羨林敏銳地指出，這份殘卷保存在根本不產甘蔗的敦煌地區，恰恰說明制糖技術已經深入到民間，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常見知識。

更令人驚嘆的是，季羨林通過考證證明，制糖技術的傳播并非單向的“印度→中國”，而是雙向互動的。

中國在學習印度技術后加以改進，制造出“色味逾西域遠甚”的糖。《新唐書》中這個“色”字尤其值得注意——季羨林認為，這很可能意味著中國的糖在顏色上比印度的更白，已經開始了從紅糖向白糖過渡的嘗試。到了宋代，中國制糖技術進一步發展，出現了王灼《糖霜譜》這樣的專門著作，詳細記載了四川遂寧一帶制造糖霜（即冰糖）的工藝。

元代，中國制糖技術又迎來一次重要的外來影響。馬可波羅記載，福建當地原不懂精制白糖，忽必烈汗派“巴比倫人”來傳授用樹灰煉糖的技術。季羨林考證，“巴比倫人”很可能指來自埃及開羅的工匠。埃及在中世紀是制糖技術最先進的地區之一，其精煉白糖的技術通過蒙古帝國的東西交通網絡傳入中國。

明代是中國制糖技術發展的又一高峰。季羨林對明末發明的“黃泥水淋法”給予了高度評價。

新技術的流動并未止步于中國。季羨林發現，印度一些語言中稱白糖為cīnī，意為“中國的”。他結合《明史》中關于孟加拉“百工技藝悉如中國，蓋皆前世所流入”的記載，以及《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明代著作中對榜葛剌（孟加拉）產糖霜的記述，推斷中國白糖曾通過海路大量輸入印度孟加拉地區，時間至遲在明末清初。

一粒小小的糖，就這樣串起了中國、印度、波斯、埃及之間長達千年的技術交流史。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糖史背后的文明信念

《糖史》的價值，不僅在于它鉤沉出多少歷史事實，更在于它體現了一種看待人類文明的視角。季羨林在書中反復強調一個信念： “人類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蔗糖這樣一種天天同我們見面的微不足道的東西后面，實際上隱藏著一部錯綜復雜的長達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歷史。”

這種信念，來自他數十年來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耕。從早年留學德國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到歸國后翻譯《五卷書》《沙恭達羅》，研究印度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從考證“貓名”寓言的演變、柳宗元《黔之驢》的取材來源，到撰寫《糖史》，季羨林始終關注的是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他相信，人類盡管有膚色、語言、宗教的差異，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深層的相通性。文化交流不是某一方對另一方的單向恩賜，而是人類多向交流、共同進步的必由之路。這種視野使《糖史》超越了單純的學術著作，而成為一種人文精神的表達。季羨林在《糖史》自序中寫道：

我有一個別人會認為是頗為渺茫的信念。不管當前世界，甚至人類過去的歷史顯得多么混亂，戰火紛飛得多么厲害，古今圣賢們怎樣高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對人類的前途仍然是充滿了信心。我一直相信，人類總會是越來越變得聰明，不會越來越蠢。人類歷史發展總會是向前的，決不會倒退。 人類在將來的某一天，不管要走過多么長的道路，不管要用多么長的時間，也不管用什么方式，通過什么途徑，總會共同進入大同之域的。

季羨林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正是冷戰剛剛結束、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之時。今天讀來，更覺意味深長。在人類日益被意識形態、民族隔閡、宗教信仰割裂的當下，《糖史》以其扎實的考證和宏闊的視野提醒我們：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從來都是人類歷史的常態，而非例外。任何一種看似“純粹”的文化，其實都是多種文明交匯融合的產物。

從一粒糖看世界

格物精神的當代啟示

如果說《糖史》有什么當代啟示，或許正在于它所體現的“格物”精神——從最細微處見宏大，從最日常處見歷史。我們每天食用的糖，看似平凡無奇，卻承載著人類文明數千年的智慧與創造。文明之間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而是相互滋養、共同生長的過程。季羨林在《糖史》中揭示的，正是這種文明互鑒的深層邏輯。

作為一部傾注了作者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糖史》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學術研究不在于追逐熱點，而在于以沉潛之心探究人類文明的深層問題。季羨林以其一生學識的積累，為我們留下了一部關于文明交流的經典。即便是如此一粒小小的糖，也承載著人類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追求。（作者郁龍余系深圳大學師范學院顧問、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糖史：世界文化交流的歷史》

季羨林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原標題：《季羨林數十年寫就《糖史》：一粒平凡的糖，藏著中外千年文明的交流密碼》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郁龍余 康舒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