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勃：“像驚雷一樣喚醒大地，讓萬物生長、勃勃生機”

齊魯網·閃電新聞4月13日訊為持續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創新實踐，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詠梅、研究生姚力楠前往重慶了解“南下”新聞干部雷勃的人生經歷和其參與創辦《重慶日報》的光輝歷程。期間，團隊參觀了重慶日報報社及相關舊址，并就雷勃參加西南服務團與創辦《重慶日報》的經歷采訪了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教授和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何志明教授。

雷勃，1922年生人，原名秦駉，江蘇盱眙人。1940年春，雷勃開始從事黨的新聞工作，194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用雷勃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從一九四〇年春參加革命工作以來，基本上算是終生從事新聞工作。”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歷任《淮南日報》、華中《新華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濟南《新民主報》、上海《解放日報》編輯、記者、時事新聞編輯室主編、編委等。建國后，歷任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編委、編輯副主任，《重慶日報》編輯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書記。1982年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83年10月任市委宣傳部顧問。1988年5月被確定為高級編輯。1988年12月離職休養后，仍心系新聞事業。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顧問，重慶市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名譽主席，重慶市新聞學會會長、名譽會長，重慶市老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中共重慶市委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重慶）團史研究會名譽會長。

雷勃

改名“雷勃”誓要喚醒大地

雷勃自小語文成績較好，小學時曾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過兒童習作。抗日戰爭開始后，年僅15歲的雷勃就和同鄉的一些青年一起辦油印的《抗日戰訊》，他在其中擔任抄錄當時南京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的任務。后來這份小報由于日寇侵占南京而終刊。

1940年初，新四軍五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從國民黨頑固派統治下解放了原屬安徽省、現屬江蘇省的盱眙縣城。當時不滿18歲的雷勃，懷著滿腔的抗日激情，投身到革命熔爐之中。1940年5月，劉少奇到盱眙縣城視察，指示盱眙縣委要辦張報紙；6月，中共盱眙縣委機關報《新盱報》創辦；7月初，雷勃調到《新盱報》工作，最開始報社只有三個人，雷勃既是編輯，又是記者，既搞內勤，又搞外勤。也就是在這里，“雷勃”成了他的新名字。鑒于先前的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楊夢九于1934年3月1日也辦過一份同名報紙《新盱報》，彼時的雷勃曾說：“我們現在的《新盱報》和原來的《新盱報》截然不同，作為宣傳抗日的《新盱報》，發出的是黨的聲音，是革命之聲、正義之聲，就是要像驚雷一樣喚醒大地，讓萬物生長、勃勃生機。而申屠侯匡扶正義，推翻‘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擁立周室中興。我們也正是要推翻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三座大山’，用正義之聲呼喚人民、打擊敵人！”自此，雷勃開始了他投身新聞事業、執筆喚醒大地的報人生涯。

在《淮南日報》堅持工作

1941年5月，日偽集中近萬兵力對淮南根據地實行大“掃蕩”，路東省委決定所屬各縣的縣報停刊，集中力量辦好省委機關報。1941年7月，《新盱報》停刊后，雷勃和同事被調到中共淮南津浦路東區黨委機關報《新路東》（《淮南日報》前身）工作，先后擔任繕寫、校對、總校對、編輯、記者、主編、編委等職。

《新路東》報第564期（1944年3月18日出版）

1943年2月，華中局決定成立淮南蘇皖邊區黨委，同時成立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1944年4月1日，為了更好承擔中共淮南區委機關報的職責，《新路東》報正式更名為《淮南日報》。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悍然撕毀“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8月28日，《淮南日報》被迫停刊。《淮南日報》在五年多時間內共出版1092期，在敵偽頻繁“掃蕩”、反共頑固派不斷騷擾的情況下，基本上沒有間斷過出版。雷勃為《淮南日報》做了很多的貢獻，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是一九四一年夏由盱眙縣報調到《新路東》報工作的，一直在報社工作五年多。辦油印報時，做過刻寫鋼板工作，辦鉛印報時作過總校對、編輯、主編等工作。一九四六年七、八月北撒途中出版工作，是我一人主編的。”

1948年7月，江淮一地委決定恢復出版《淮南日報》。圖為1949年5月1日出版的《淮南日報》（攝/謝超群）

《淮南日報》停刊后，雷勃被調到中共華中分局，分配到華中新華日報社，繼續作時事編輯。在戰火紛飛的艱難條件下，由惲逸群、包之靜同志領導，在蘇北沭陽地區連續堅持四個月，按期出版《新華日報》（華中版）。

深入調查報道支前工作

1946年底，我軍實行戰略轉移，由蘇北撤退到山東，《新華日報》與山東《大眾日報》合并。雷勃也到了《大眾日報》工作，并在1947年上半年，擔任戰地記者，負責華東前線的采訪，曾徒步跋涉了整個魯中南地區，行軍一萬余里，特別是對孟良崮戰役的“支前”工作進行了深入的報道。五月下旬，雷勃寫了一篇《山東五十萬有組織的人民支援前線》的報道，由華東前線總分社用電報拍發到新華總社，于5月26日在總社播出，5月28日在《大眾日報》刊出。接著，雷勃分別收到了新華總社和《大眾日報》社對這則報道予以鼓勵的來電來函，并認為報道及時，反映了人民戰爭的特點。

北京市老新聞工作者協會編撰的《一次難忘的采訪 88位資深記者親歷記》一書中收錄了雷勃的文章《孟良崮戰役的“支前”采訪》。在這篇文章里，雷勃詳細回憶了當時在前線采訪并寫作《山東五十萬有組織的人民支援前線》的經歷。他這樣寫道：“這則報道雖然只有幾百字，卻是我一個多月深入采訪、積累素材的結果。在孟良崗戰役前和戰役中，支前任務很重；在戰役結束后，民夫支前，特別是轉運傷員，押送俘虜等，任務更重。我的采訪對象主要在基層，幾乎跑遍了幾十個民工支前團、營、連組織。在采訪中，耳聞目睹了很多感人的事跡，不少民夫在支前戰斗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參加過為犧牲的烈士們舉行的追悼會，追悼會上沒有哭泣，而把仇恨集中在國民黨反動派身上，決心更好地支援前線，消滅敵人。”

《山東五十萬有組織的人民支援前線》原文

實事求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大眾日報》的優良傳統，在雷勃的這次采訪中也得到充分體現。據他回憶：“在采訪這則報道中，提到了山東50萬有組織的人民直接支援前線，這個‘50萬’人的數字，我是經過比較精確的統計的，絕不是估計的數字。這‘50萬’只是指的以孟良崮戰役為中心前后一個月的華東野戰軍的夏季攻勢中直接支前的人數，并不包括山東其它各戰場和后方的支前人數。毛澤東同志一再教導我們，打仗斃傷多少敵人，繳獲多少武器，這些統計數字一定要準確，不準虛報。”為了獲得支援孟良崮戰役民伕的準確人數，雷勃除了從上級有關部門查詢數字以外，還專門到諸城、藏馬、膠南、高密等多個縣做了調查統計，用實際數據說明了在當時除了老弱婦以外，幾乎所有青壯年都前去支援了前線，由此可見在解放戰爭中山東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此外，雷勃在采訪中得到的所有材料幾乎都是第一手材料，有的是親眼目睹，有的是直接聽當事人口述，有些數字直接查閱統計報表，如此保證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性。

《大眾日報》這種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不僅體現在雷勃對孟良崮戰役的報道中，也貫穿他的整個新聞生涯，成為其畢生新聞事業的鮮明底色。

1947年7月，雷勃調任《渤海日報》時事新聞主編。1948年8月濟南解放后，又任濟南《新民主報》時事新聞主編。

1949年4月初，雷勃等一眾原在《新民主報》的編采人員跟隨惲逸群南下，在解放后的上海創辦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上海《解放日報》成立后，雷勃任編輯部組長。

率新聞大隊南下到重慶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中央決策命令劉鄧大軍入川解放重慶，解放西南。第二、第三野戰軍一路南下浙江、福建，向大西南進軍。為了支援二野進軍西南，華東局和三野決定從上海、南京等地抽調和招收一萬多名黨政軍干部、工人、學生，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隨劉鄧大軍到西南去。“西南服務團為了接管整個西南地區的新聞機構，在出發之初就組建了新聞大隊，隊員主要來自于老區的新聞干部和江浙一帶報名參加的青年學生。”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何志明教授介紹道。

何志明教授接受采訪（攝/林小木）

當時在《解放日報》工作的雷勃聽了陳毅關于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動員報告后，主動向領導請求到西南去。最終，上海市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從新聞出版戰線抽調了近百人（其中解放日報社抽調人數最多，約40人），由雷勃帶隊并擔任該隊的黨支部書記。不久，這支隊伍與其他兩支來自北平原《解放報》和南京《新華日報》的新聞隊伍在南京集合，參加了西南服務團為期三個月的集訓。雷勃在文章中記錄道：“在南京集訓期間，我們學習了有關接管城市及新區城鄉工作等方面的政策，初步了解了有關西南地區的情況。當我們在南京熱烈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凌晨，我們這支成千上萬人的隊伍，跟隨舉世聞名的劉鄧大軍，浩浩蕩蕩從南京火車站向大西南進發了。”

何志明教授說：“這支新聞大隊的工作人員到了西南之后，做了兩件事，一是接管報紙，包括國民黨的報紙以及商業性的民間報紙；二是接管國民黨時期的電臺。同時他們剛到達西南后也面臨著土匪叛亂、方言不通、人員不足等困難。當時雷勃在上海《解放日報》工作，二野前委決定，由他來領導整個西南服務團新聞大隊的工作。到了西南之后，他又擔任了重慶《新華日報》（西南版）的編委。”

重慶解放后創刊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報頭為毛澤東手書

重組重慶《新華日報》

在回憶文章中，雷勃詳細記述了重建重慶《新華日報》的過程：“我們一行于11月20日到達湘西瀘溪城，又與常芝青率領的原晉綏日報的同志會合。我與常芝青，邵子南同志一道，去向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廖井丹、西南局秘書長劉仰嶠同志匯報，聽取關于到重慶如何出版報紙的意見。中央已確定仍用《新華日報》作為西南局的機關報報名。當我們到四川彭水時，得知重慶已于11月30日解放。我們加快速度即于12月4日抵達重慶南岸海棠溪。常芝青派我先進城與軍管會聯系。當晚，我至范莊（軍管會駐地）向張霖之同志匯報。他非常重視，立即派我作軍代表，接管偽《中央日報》和《和平日報》，希望我們迅速出報。12月5日一早，我將隊伍接進城，進駐黃家埡口偽《中央日報》社。組織上安排我辦報，我就辭去軍代表職務。在連續幾天的緊張籌備之后，經西南局批準，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于1949年12月10日創刊了。重慶和西南人民高興地說:‘《新華日報》又回來了！’《新華日報》由廖井丹兼任社長，常芝青任副社長兼總編輯，由常芝青、李蔚然、雷勃，張驚秋、陳理源五人組成編委會，李蔚然任編輯主任，雷勃、張友任副主任。12月中、下旬，步行的后梯隊陸續趕到重慶。我們這支一百多人的新聞出版隊伍，從上海到重慶，歷時半年，行程亡千里，勝利到達大西南。”

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舊址（攝/姚力楠）

重慶《新華日報》總館舊址

“因為在當時重慶的《新華日報》是西南局的機關報，所以說雷勃他對于整個西南地區新聞工作其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在到達西南之后的40天內就恢復了《新華日報》的出版。這對于當時的西南局，甚至是成立初期新中國黨的新聞事業建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何教授補充道。

促《大公報》轉型《重慶日報》

1950年10月，雷勃由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調到重慶《大公報》任編輯主任（重慶大公報是分館，總館設在上海。分館不設總編輯，由編輯主任統管全部編采工作）。彼時，《大公報》由于在經營管理方面有一套經驗，在解放初期困難的條件下，做到收支基本平衡，稍有節余，沒有要求政府補助。但重慶分館既沒有上海總館的經費支持、人員調派和業務指導，在重慶地方上也僅與西南新聞出版局聯系，工作一年后，雷勃感到這份私營報紙在當時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的困難很大，于是他前去上海與《大公報》總館商議辦法。總館總編輯王蕓生同意將重慶《大公報》交給中共重慶市委去辦。

重慶《大公報》舊址（攝/韓毅）

回到重慶后，西南局也同意了重慶市委接辦《大公報》。1951年12月12日，重慶《大公報》改為公私合營，仍用《大公報》名稱繼續出版，等待時機轉為市委機關報。不久，重慶市委決定，報名定為《重慶日報》，雷勃到西南局請鄧小平題寫了報名刊頭。一切準備就緒后，1952年8月4日，重慶《大公報》終刊；1952年8月5日，《重慶日報》正式創刊。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教授長期致力于研究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新聞史。關于《大公報》轉型為《重慶日報》的那段歷史，蔡教授講述道：“在《重慶日報》創辦之前，重慶當時已經有一份非常有影響力的黨報——西南區的《新華日報》。這份報紙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過程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當時的重慶仍然缺少屬于自己的機關報。重慶街面上的報紙其實有很多，包括《大公報》、《新民報》，但是這些報紙普遍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效益不是很好，發行量急劇下降。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當局萌生出了將民營的這些報紙改造為我們市委機關報的想法。”

蔡斐教授接受采訪（攝/林小木）

蔡教授詳細介紹道：“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重慶《大公報》遇到了業務和經營上的雙重困境，導致報社內部思想混亂，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初步統計有二三十人離開報社。1950 年10月，南下干部雷勃調任到《大公報》，對整個報社進行了考察和改造。一個歷史性的契機是在1951年的10月，雷勃前往上海《大公報》總館進行工作匯報和業務交流的時候。他當時途經武漢，得知武漢的《長江日報》是由中共武漢市委在當時私營的《大剛報》的基礎上合營創辦，這使他得到了啟發，萌生出將《大公報》聯動轉型為重慶市委機關報的想法。回來之后他把這個想法匯報給重慶市委領導及西南局的領導，得到了很大的支持，《重慶日報》的創辦工作也由此啟動。”

《重慶日報》創刊號（攝/姚力楠）

1952年8月5日，《重慶日報》正式創刊發行。在《重慶日報》的創刊號上，鄧小平題寫了“發展生產，交流城鄉，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的題詞。

畢生精力獻給黨的新聞事業

雷勃在重慶日報社工作了三十余年，歷任該報編委、編輯主任、副總編輯等職。1982年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重慶日報》總編輯。1983年冬，雷勃由《重慶日報》總編輯崗位退到了二線，后擔任市委宣傳部顧問和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新聞學會的領導工作，開展新聞學術研究活動，培訓新聞干部，真正做到了“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黨的新聞事業”。

2002年5月《重慶日報》創刊時的部分記者、編輯合影（前排左三為雷勃）

《重慶日報》前任總編輯王鏞曾在《祝賀雷勃同志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年》一文中提到：“雷勃同志不尚空談，有實干苦干的精神和作風，既坐得住，又深得下去，一心撲在報紙上。在《重慶日報》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文革’前的十五年長期值夜班，審閱清樣，撰寫言論，但同時又經常深入農村采訪和指導報道。”

在十年浩劫中，雷勃一度被迫離開新聞崗位。1982年春，雷勃重新回到報社，主持《重慶日報》的工作，并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新聞敏感和專業的新聞水準。1983年2月，時值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要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并對重慶市實行計劃單列。為了搞好這一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宣傳，雷勃不僅積極組織報道，還親自動手寫作稿件。在市委常委會上獲悉重慶進行經濟體改試點的消息后，他立即就在會上撰寫了《黨中央、國務院對改革工作的一項重要決策——批準在我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新聞稿，并于第二天在《重慶日報》上發表。

1983年4月9日，王鏞（左二）、雷勃（左三）與美國《華爾街日報》駐倫敦記者克郎霍爾茲合影

雷勃始終關注和重視重慶新聞事業的發展，參加或協助了多家報紙的創辦，對重慶市的新聞事業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雷勃重回報社主持工作后不久，重慶即將劃為計劃單列市，擴大農村管轄范圍，經過市委批準，雷勃于1983年初主持創辦了《重慶日報》農村版，后改為《重慶農村報》，受到重慶市轄區一千多萬農民的歡迎。時隔兩年有余，在雷勃的積極籌備下，《重慶晚報》（日刊）也于1985年5月1日創刊，一度成為深受山城人民喜愛的報紙。

此外，在擔任《重慶日報》和重慶市記協領導工作期間，雷勃還十分重視培養新聞人才，為培訓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2000年11月8日，第一個記者節，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邢元敏、常務副部長劉慶渝和報社領導慰問重報老總編輯雷勃同志。

在《回憶敵后和解放戰爭時期辦報的艱難歲月》一文中，雷勃寫道：“我從1940年春開始從事新聞工作，將近半個世紀來，在黨的培育下，從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逐漸成長為一個新聞專業干部。在辦報生涯中，從辦油印報、石印鉛印報到膠印報。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以后3個歷史時期。參加工作過的報紙有13家，參加創辦和主持創辦過的報紙有6家，備嘗了辦報生活的歡樂和艱辛。”縱觀雷勃的一生，從淮南到山城，他將新聞工作者的足跡印刻在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雷勃”——這個名字的含義，似是代表了他對新聞事業的畢生追求：像驚雷一樣喚醒大地，讓萬物生長、勃勃生機。這或許是對一位老報人恰如其分的總結——以筆為號，回應烽火時代的召喚；以報為業，見證并參與一片土地的新生。采寫：姚力楠、王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