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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在北京舉行,斯洛文尼亞 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會上表示,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開始對一些根本性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的時代,必須把這些討論轉化為機遇,并努力構建一個具有戰略性的未來。現將其發言實錄發布如下: (全文約5600字,預計閱讀時間1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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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講
圖爾克:非常感謝邀請我出席這一場非常重要的新書發布會。今天這場發布會是為了推出我的好朋友王文教授的新書。我們之間已有十多年的友誼,是老朋友,也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多年來,我們一直攜手合作,彼此理解,也了解對方的立場和目標。非常感謝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向王文教授表達我的祝賀。
剛才提到,現在人們確實不像過去那樣經常讀書了。這種說法有一半是對的。但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書是值得購買、值得認真閱讀的。因為書籍依然是能夠對某一基本概念作出充分表達、闡釋、論述和分析的重要載體。所以,書籍依然不可或缺。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經常讀書。我之所以這樣說,也是因為這本即將出版的書。
接下來,我想用幾分鐘時間,談一談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這本書的意義重大。它是在“十五五”新五年規劃出臺之際出版的,這一點需要放在特定背景下去理解。我相信,全世界都應認真思考,中國正在如何推進當前的發展與轉型階段。
第二,“兩會”結束之后,我們應當怎樣看待當下以及未來世界上一些值得關注的討論?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我們是否真正理解了正在中國發生的變化。這種發展重心的整體轉變,也就是轉向高質量發展,減少對數量層面的強調,或者說進行與之相伴的再平衡,已經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和討論,而且這些討論還會繼續下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本書以“戰略機遇”為理念出版,就顯得非常重要。我認為,這對西方而言既很有啟發,也帶有挑戰性。因為在西方,如果說某件事具有“戰略性”,通常都意味著一種戰略挑戰、戰略威脅,或者某種需要作出戰略回應的事物。我們很少看到把重點放在“戰略機遇”這樣的詞語組合。所以我覺得,這個書名本身就非常引人關注,也值得認真對待。
我認為還應強調一點,就是“戰略”與“機遇”這兩個概念的結合,可能會成為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范式。如果我們把未來理解為一個充滿戰略機遇的時代,那就意味著應當動員所有行為體,對近期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提出適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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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我還想簡要談幾件書中涉及的問題:
首先,關于中美競爭。當前形勢顯得更加激烈,也更加不確定,時常令人緊張,而且越來越依賴某種經典的威脅話語,而不是機遇話語。所以,在中美關系背景下討論戰略機遇,在當前這個時間點上非常有幫助,也非常必要。中美之間伙伴關系的未來,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應只由研究人員來關注,更應真正激發公眾,尤其是政治領導人的想象力。
其次,關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如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普遍被世界視為中國的一項重大政策倡議,而且這一點在聯合國內部也已逐步形成某種共識。各方正日益適應這一倡議,并開始理解這項政策的優勢。我覺得,非常可貴的一點在于,現在有這樣一本書,能夠以全面的方式審視這一進程,以及迄今為止積累下來的相關經驗。
再往下,就是碳使用和碳經濟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不久前,中國還常因對碳的過度依賴而受到批評。但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變化仍在繼續。重要的是,這些變化本身也應當得到討論。
然后,最吸引我、也最令我感到振奮的一點,是金融強國。尤其在西方,人們并不習慣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問題,并不習慣把中國視為全球金融和全球金融戰略謀劃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如果要思考戰略樂觀主義和戰略機遇,我認為,就必須認真關注中國的金融實力,尤其是這一實力的核心所在:這種金融實力應當如何使用?如何使全球金融體系盡可能保持穩定、富有生產性,并且對全球發展負責?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最后,我還想提到高科技解決方案的問題。這也是今天這一系列關鍵議題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工智能既帶來了大量希望,也帶來了大量恐懼。而到目前為止,在人工智能管理與合作領域,圍繞如何開展富有成效的全球性討論,所做的工作還非常有限。全世界對此高度重視。
不過,最近確實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聯合國大會經協商一致,通過了關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新決議,決定在聯合國內設立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機制,并成立人工智能獨立國際科學小組。中國、美國、俄羅斯、伊朗等聯合國會員國都參與了這一協商一致過程。盡管各國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在人工智能治理問題上,國際社會已邁出合作的重要一步。首輪全球對話將于今年夏天在日內瓦舉行,并將首先在國際電信組織等機構,以及聯合國中處理其他技術事務的相關機構中展開。也就是說,一開始它將以技術層面為基礎,但它完全有可能走得更遠。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這個時代會把一些現象推到臺前,而這些現象是可以被討論的,也可以被界定為戰略機遇。我認為,這正是在邀請人們展開有力的辯論,并推進有效的國際合作。謝謝。
現場互動
提問1:結合王文院長的新書,在中國面向2035的發展戰略中,世界各國在把握自身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方面,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借鑒和啟示?
圖爾克:這本書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它談到了很多不同的方面,也涉及不同的發展要素,內容豐富;同時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內容,回應了一些非常重要且值得討論的問題。
我想從更總體的角度來回答這個提問。現在最關鍵的是要去尋找戰略機遇,而眼下這樣的機遇恰恰是比較稀缺的。我來自歐洲,我們國家(斯洛文尼亞)是歐盟較新的成員國,也一直處在轉型之中,不斷調整自身戰略,以適應歐盟的一些愿景和安排。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也會有一些期待,甚至是令人鼓舞的期待,比如歐盟和中國之間的一些合作。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情況就沒有那么積極了。
現在有一些非常基礎的問題,其實還沒有被真正說清楚。比如你去看歐盟的一些政策文件,就會發現,文件里把中國界定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同時又是系統性對手。我問過很多人,問過很多合作伙伴:我們都明白什么是競爭,但“系統性對手”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系統性競爭對手”?說到底,似乎就是歐洲想處在更高的位置,美國也想處在更高的位置,而中國則被放在相對較低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所謂“系統性對手”背后的某種邏輯。
有意思的是,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得到真正清晰的回答。所謂“系統性競爭對手”,很多時候不過是為未來競爭預先準備的一種說法。所以,我們當然會有合作的機會,但同時也會面對非常復雜的發展模式。我相信,我們還是要努力去尋找戰略機遇,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不去尋找,也不愿意談,那么最后我們就會陷入一個充滿偏見的世界。大家一直在講“系統性競爭”,可又說不清它到底是什么。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專業化的表述,用來包裝政治層面的立場,而問題本身其實非常復雜。
我個人對歐盟現在進行的這類討論并不滿意,對歐中之間現有的溝通方式也不太滿意。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密切、更深入的交流,比現在開放得更多。我也認為,雙方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還有一些非常關鍵、非常有影響力的行為體也在不斷跟進。包括美國當前的一些動向,比如特朗普推遲訪華這類情況,也都在制造更多不確定性。在這樣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治環境下,我們既要認真對待現實,也要保持清醒。短期內能做的事情,要有現實預期;但那些根本性、長期性的重大問題,絕不能回避。
我認為,這本書反復強調的一點,就是戰略機遇。這也是它真正想提醒我們的地方。
那我們究竟該怎樣判斷什么是新的戰略機遇?又該怎樣做好準備,更好地把握這些機會?我覺得,現實中往往取決于哪一種意見最終占上風。這正是當前的困境所在,也是這本書能夠幫助人們去理解、去克服的一部分困難。
提問2:美國、以色列對伊朗使用武力,是否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這對國際信譽意味著什么?您怎么看?這場沖突會是短期的,還是會演變成一場長期且代價高昂的沖突,或者“伊朗戰爭”?我想請您談談對未來戰爭走勢的判斷。
圖爾克:我的專業是國際法。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講,我的回答會很長,不過我還是盡量簡短一點。
我可以非常明確地說,就我看來,現在以色列和美國采取的軍事行動,就是一種侵略行為。對此,我認為沒有疑問。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場武裝沖突背后的政治原因非常復雜,里面有很多因素,我們其實并沒有完全看清。在這一地區,一些國家長期依賴美國提供某種隱性的安全保護傘,也依賴同美國保持友好關系來獲得安全保障。很多人過去也許確實相信,這樣的安排是可靠的。但在當前情況下,這也可能是一種巨大的幻覺。正因為如此,局勢就變得更加復雜,我們也更難準確界定這場武裝沖突目前究竟處在什么階段。
但有一點必須看到,即伊朗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并不是今天才開始的,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我們幾乎很少見到兩個國家之間,尤其是這樣的關系,會長期緊張到這種程度。所以,這場危機是有很長歷史背景的。
后來,歷史又朝著更加復雜的方向發展。伊朗自身的發展過程也非常復雜,未必每個人都能真正深入理解。我自己也不能說我對此有特別深的把握。當一個國家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已經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嚴重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才真正符合國家自身利益,是否會進一步動用武力,這些問題都很難作出輕易而正確的判斷。
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我不展開講得太細。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現在到底還能做什么。在當前階段,我并沒有看到局勢會出現改善的明顯跡象,也看不到有什么真正有效的補救辦法。
也許在某個時候,全球輿論會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敏感,而這可能會對遏制美國這種帶有冒險性的行為產生一定作用。這是我目前觀察到的情況。如果我們一個月后再來討論這個問題,也許我能講得更多一些。
提問3:到2035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究竟會成為世界的威脅,還是機遇?您覺得哪一種可能性更大?
圖爾克: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而且有很強的歷史維度。
大約在七十年前,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當時在中國,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核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有可能生存下來,因為當時中國人口基數很大。可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后來受到了挑戰,而且一直處在討論之中。戰爭到底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領導人為什么會使用“不可避免”這樣的詞?很多時候,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在動員本國人民去反對某種事物。
當你說一件事“不可避免”的時候,你究竟是在展開討論,還是在放棄討論?真正應該問的是,我們到底能做些什么,去避免它,而不是簡單地說它不可避免。
這是一個后來被人們逐漸遺忘的討論。20世紀50年代初,圍繞這些問題有很多討論,也有很多文獻。現在看,這些討論其實并沒有真正結束。只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中國發展得非常快,同世界、同西方國家的接觸和互動越來越多,這類大問題似乎不再被反復提起了。但我還是想說,我今天已經多次提到的“戰略機遇”這個概念,在當今世界仍然非常有用。
這里說的不是商業機遇,也不是日常經濟層面的機會。我記得我擔任斯洛文尼亞總統時訪問過拉丁美洲,當時我和秘魯總統加西亞有過一次交流。我問他,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我們想買的東西,中國都能賣給我們。我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我們賣的東西,中國也可以買。大家都對中國的發展充滿熱情,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所以,我們還是應當盡量弱化那種對立性的爭論,不要忽視更大的背景。真正應該強調的,是戰略性合作,是戰略利益。
當然,這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我這里說的,并不是某種理論宣示,也不是某種意識形態判斷。只要看看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這些領域,就會發現中國已經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繼續發展,尤其是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包括人工智能在內,還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我一直在談人工智能,而且我并不厭倦這個話題。因為這恰恰說明,我們需要實現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不只是現在,未來我們會越來越多地討論這個問題,也會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一點。在聯合國框架下,今年6月將在日內瓦舉行一場有關人工智能的討論。沒有任何一個聯合國成員國會反對圍繞人工智能展開討論。即便是過去一直批評中國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會尋求一致。所以,我們需要展開一場嚴肅的討論。
最后我想說,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開始對一些根本性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的時代。我們必須把這些討論轉化為機遇,并努力構建一個具有戰略性的未來。這也是我希望今天這場討論能夠有所貢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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