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定昆侖”與漢代西域治理

昆侖，是先秦時期中華先民源于對天體的觀察與崇拜而創造的一個復合概念，其最初核心詞義為“天”，主要功能是“通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人合一”“天下”等觀念的重要體現。

漢武帝“定昆侖”是指2000多年前，他在經營西域、重塑天下秩序的過程中，將代表王權與神權以及天下的昆侖之山，正式定位在于闐南山（今和田南部）的歷史事件。這是神話文化中的“昆侖”第一次被明確“安放”在現實地理中。漢武帝“定昆侖”并非簡單推崇神山與神話信仰本身，實質是通過對“昆侖”這一古老天下象征的地理化錨定，為漢王朝經略西域構建合法性基礎，形塑國家認同并重構天下秩序。漢武帝“定昆侖”，是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尤其是西域經略中，一次極具象征意義的邊疆話語建構，也是一種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神話文化為載體、以鞏固邊疆治理為目標的國家戰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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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昆侖”是漢朝柔性治理西域的戰略需要

漢武帝初期對西域的經營，主要出于通過聯合西域諸部族，進而控制橫貫西域的絲綢之路通道，實現“斷匈奴右臂”打擊匈奴的軍事目的。

為了更好地經營西域，漢武帝采納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獲取的亞歐大陸經濟物流和軍備方面的信息，制定了聯合西域諸部控制絲綢之路以孤立和削弱匈奴的戰略。在軍事方面，公元前121年，西漢先后兩次派遣霍去病率軍進軍河西走廊，最終擊敗河西匈奴，并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在行政方面，河西之戰獲勝之后，西漢于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間，先后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與此同時，漢朝通過移民屯田、列亭障、設烽燧等措施，將河西走廊建成經營西域的牢固后方基地，保障了西域通道的安全與暢通。

隨著河西四郡的設立與匈奴勢力的削弱，如何實現西域的長期穩定與整合，成為西漢面臨的新的治理難題。單純依靠軍事威懾與行政區設置，成本高昂且難以持久，因此需要構建一種共享的文化符號，使西域在更深層次的文化和觀念上認同中央王朝，以實現文化認同與疆域統一的深度融合。

在此背景下，“定昆侖”成為一種柔性的國家政治文化政策，推動了西域諸部族在文化心理上對漢朝的認同。昆侖在上古文獻中雖為神話意象，卻具備三重政治特質：神圣性（關聯天命）、中心性（象征秩序、合法性）與源頭性（黃河之源）。昆侖作為王朝天命象征，以及橫跨神話與現實的超級文化符號，其“西移”至西域，意味著漢朝的天下與疆域認同也隨之覆蓋西域。

在張騫帶回的多條地理信息中，于闐南山因符合“河源”特征且在漢朝可控范圍之內，被選定為昆侖的化身。為使這一定位獲得理論自洽，漢朝中央政府依托當時主流意識形態——陰陽五行學說，將昆侖定為“西方之山”，屬“金”，與“河出昆侖”形成“金生水”的相生關系，完美契合五行宇宙論，賦予了其不可辯駁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因此，昆侖的核心功能已從信仰對象轉變為國家符號，成為漢朝構建“大一統”敘事的關鍵地理節點、經營西域的重要文化載體：昆侖在西方，泰山在東方，長安在中央，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由漢室主宰的宇宙秩序圖景。

漢武帝“定昆侖”，正是將昆侖這樣極具象征性的文化資源應用于國家治理當中，為西域經略提供超越武力、影響更為持久有效的柔性治理，并構建起連接中原與邊疆的國家認同紐帶。一方面，中原民眾將西域視為文明疆域的自然延伸，而非遙遠的化外之地，減少了邊疆經營的內部分歧。另一方面，西域諸部族也回歸到一個更古老且觀念上認同的文化地理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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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昆侖”在漢代西域治理中的功能

漢武帝“定昆侖”通過將昆侖這個古老的天下理念與模糊的神話象征，“錨定”于文明互鑒前沿地帶，成功實現了三方面的戰略目標，在漢代西域治理中發揮了潤物無聲的整合功能。

一是提供治理合法性。漢武帝將于闐南山認定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圣山，實際上是對外宣示：西域并非異域，而是中華文明神圣地理的組成部分。這為漢朝在此設立都護府、推行冊封朝貢體系，提供了深層的文化基礎。西域都護府的設立，若僅憑武力，其治理的合法性則大打折扣。而昆侖定位后，漢朝經略西域便可被視為“守護文明圣地”或“管理圣山周邊”，將行政管轄行為轉化為一種文化守護使命，實現國家治理需要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認同。

二是促進文化向心力。漢朝通過祭祀、文獻記載、使節實地踏查等方式，使得昆侖位于西域的觀念廣為傳播。西域諸聚落部族若接受這一定位，便意味著在文化譜系上將自己與國家聯系在一起。這種文化認同有助于培育天下觀，促進語言、貿易、技術的交流，為絲綢之路的長期繁榮奠定社會基礎。

三是重構“天下”秩序。傳統的“天下”觀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昆侖西定，實際上將“天下”的西極從模糊的傳說之地，明確為漢朝可及、可治的西域。這極大地拓展了“天下”的政治地理內涵，使其從一個文化概念向一個可治理的國家疆域概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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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昆侖”的后世流變與影響

漢武帝將“昆侖”定位在于闐南山這個地理位置并非永恒不變，而是隨著歷代王朝西部疆域治理的需要不斷變化，逐步向西拓展，最終成為中國西部疆域山脈體系的概稱。

自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始，對昆侖地理位置的不同追尋便已出現。昆侖地理認知隨朝代更替有所變化，在不同時期對應不同地域，但始終延續漢代以來向西延伸的認知基礎。至清代乾隆時期昆侖、河源勘察以及輿圖繪制，昆侖的地理范圍被確定為整個西部疆域，即以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昆侖山脈、天山、祁連山等系列山系為主的整個西部高原地區。

漢武帝“定昆侖”所體現的“文化先行”的邊疆整合思路，對后世邊疆經營產生了深遠影響。無論是唐代將佛教圣地納入國家祭祀，還是明清對西南民族地區的“儒化”治理，都能看到類似邏輯：即通過共享文化符號的建構或確認，為國家治理鋪設觀念通道，形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文化認同。

漢武帝“定昆侖”的歷史啟示在于，它揭示了古代中國國家治理中一種高超的智慧：善于將文化象征轉化為政治資源，在觀念層面先行構建共同體，以此支撐和鞏固實在的政治統一。這一邏輯不僅作用于漢代西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路徑與內在凝聚力。因此，對漢武帝“定昆侖”的解讀，應超越“神話與地理”的二元框架，深刻把握其依托文化資源實現戰略整合的實質，才能理解其在中國政治史與邊疆經略史上的真正地位。

總的來看，昆侖作為政治文化的天下象征功能在古代各朝一直發揮作用，并深度融入中華文化的肌理。而當其政治使命完成后，這一符號又逐漸沉淀為中華民族的深層基因。在文學、藝術、民間信仰中，它一定程度褪去了政治色彩，升華為象征天下，以及崇高、本源與精神脊梁的文化原型。這一轉變反而使其獲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的核心精神符號之一。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巫新華），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