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上海的紀念館對外公開了一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家庭日常菜譜。菜譜用毛筆小楷記錄,羅列著清蒸魚、紅燒肉、燉羊肉、火腿、白切雞等大量高蛋白葷食。這份記錄公布后,許多參觀者以為標牌擺錯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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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知反差源于對民國時期特定群體收入的盲區(qū)。1912年,周樹人隨國民政府教育部北遷。任職檔案顯示,他最初擔任教育部僉事,定薪為每月六十塊大洋。到1920年代中期,他的月薪漲至三百多塊大洋。
當時北京城里一個拉洋車的苦力,全月無休的收入在三至五塊大洋;普通巡警月薪不到十塊大洋;紡織廠熟練女工的月工資僅在七八塊大洋徘徊。一塊大洋的實際購買力,大致等同于現(xiàn)在的上百元人民幣。僅靠政府公職,他的月收入就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三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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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資金流構(gòu)成了他日常飲食的物質(zhì)基礎(chǔ)。在北京居住期間,賬冊里最常出現(xiàn)的開銷地點是宣武門外的廣和居。廣和居是當時京城的八大飯莊之一。檔案統(tǒng)計,他在幾年間去廣和居就餐數(shù)十次。
他常約錢玄同等同僚聚餐,結(jié)賬多由他個人支付。他經(jīng)常點一品鍋、熘肝尖等招牌葷菜,也偏愛該店用雞蛋黃和豬油炒制的甜品“三不粘”。遇上不愿出門的天氣,他會差遣會館雜役去飯莊叫菜,由伙計用多層食盒直接送到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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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餐之外,他保持著極高頻的甜食消費。日記記錄中,他多次購買前門一帶稻香村的南味糕點,對街頭小販售賣的薩其馬來者不拒。早年留日期間養(yǎng)成的習慣,讓他對日本產(chǎn)的紅豆羊羹十分依賴。
回國后,他經(jīng)常寫信托付途經(jīng)日本的熟人代購并郵寄回國。高糖飲食帶來了直接的生理后果。他的日記里留有大量牙痛發(fā)作和前往日資診所看牙醫(yī)的記載。民國時期西式牙科診所收費高昂,單次拔牙或補牙費用高達數(shù)塊大洋,普通人無力承擔。即便在經(jīng)歷牙科手術(shù)后,他依然會在回家路上繼續(xù)購買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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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他辭去教職與許廣平定居上海,完成了從公職人員到職業(yè)撰稿人的轉(zhuǎn)變。在上海的九年間,他的核心收入變?yōu)楦遒M和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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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里每天購入新鮮肉類和水產(chǎn),保證正餐有兩三個葷菜。即使在遇到局部戰(zhàn)事、物價波動的時期,周家餐桌的伙食標準也沒有實質(zhì)性下降。每逢外地青年作家或地下黨人來訪,家里還會額外加菜,或直接去附近的知味觀下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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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資組建朝花社,大量墊付進口紙張和制版費用,用于引介國外版畫。這些進步出版物在當時大多處于虧損狀態(tài),全靠他的個人稿費填補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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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承擔了大量社會救濟費用。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日常經(jīng)費、遭通緝逃亡至上海的進步青年的生活費,常由他私人解囊。蕭軍、蕭紅初到上海時生活拮據(jù),他多次在經(jīng)濟上予以直接援助。瞿秋白在上海避難期間,他也提供了資金支持。
他生前沒有購置任何房產(chǎn),在上海一直租房。舊長衫穿了多年,領(lǐng)口磨破了交由許廣平打補丁繼續(xù)穿。高賬面收入和高標準伙食,并沒有轉(zhuǎn)化為個人資產(chǎn)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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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的飲食條件,未能抵消長期高強度熬夜和惡劣生活習慣對身體的摧殘。他常年抽綠聽“吉士”牌香煙以及其他中低檔卷煙,吸煙量極大。三十年代中期,他確診嚴重肺結(jié)核,體重急降,伴隨持續(xù)低燒和頻繁咳血。
盤點他留下的收支賬冊,一個事實完全確鑿:他單憑一支筆賺取的合法收入,足以讓一家人在法租界買下洋房,雇傭數(shù)個傭人,過上體面的富人生活。他擁有絕對的財務(wù)自由,每天吃著底層百姓幾年都嘗不到的豐盛肉食。
但他把真金白銀散給外人,自己連去大醫(yī)院系統(tǒng)治療肺癆的錢都要省下來印畫冊。如果換作一個普通人,在亂世中掌握了這樣豐厚的收入來源,第一反應(yīng)大概率是買地置業(yè)、囤積金銀保全家人。他明明有無數(shù)個機會可以舒舒服服、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當年他坐在擺滿大魚大肉的飯桌旁時,到底在顧慮什么,非要把自己活活熬死在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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