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尸、解剖學與喪葬改革

? Wellcome Collection

利維坦按：

1780年至1850年間那段令人眩暈的工業化浪潮中，倫敦不僅見證了大樓與工廠煙囪的崛起，更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機”。隨著人口呈爆炸式增長，這座帝國之都陷入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困境：生者與死者正瘋狂地爭奪著每一寸生存空間。

“歸于大多數”——這一源自拉丁語的委婉用語，在維多利亞時代帶上了殘酷的物質色彩。當時，倫敦市中心的教堂墓地早已不堪重負，尸體層層堆疊，土面甚至高出了街道。在圣克萊門特丹斯教堂的地下室，鉛封的棺材因腐爛氣體的積聚而炸裂；在臭名昭著的埃農禮拜堂，數以萬計的遺骸被塞進狹小的地窖，食腐的尸蠅甚至從禮拜堂的地板裂縫中爬向信徒。這種被稱為“亡靈社交性”（Necrosociability）的恐怖共存，不僅催生了席卷全城的瘟疫焦慮，更在狄更斯與史蒂文森的筆下化作了永恒的哥特式噩夢。

1780年至1850年這短短幾十年間，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的迅速轉移，深刻地擾亂了傳統的生活模式，甚至包括死亡模式。英國很早就經歷了這場變革，其中一個顯著的影響是不斷增長的人口向曼徹斯特、利物浦和倫敦等新興超級城市集中。

人口的急速聚集造成了各種相互交織的社會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死亡人數之多和死亡密度之高。在1721年的劇作《復仇》（The Revenge）中，“墓園派”詩人愛德華·楊（Edward Young）寫下了典型的悲涼詩句：“生是荒原，生是孤獨：/死亡讓我們加入大多數。”這句源自拉丁語“abiit ad plures”（他已歸于大多數）的短語，在19世紀廣為流傳，成為一種委婉的說法，用來掩蓋死者數量遠遠超過生者的殘酷現實。1880年，詩人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夷為平地的墓地》（The Levelled Churchyard）中寫道：

我們這些新近哀悼、安息于此的人，

已混雜成一團血肉之醬，

彼此在恐懼中驚呼，

“我已不知誰是我！”

在那個時代，教堂墓地神圣的土地所帶來的精神慰藉，如今卻被堆積如山的尸體所掩蓋，這些尸體掩埋在泥土中，土面甚至高于街道。當時的醫學理論認為，腐爛的動物尸體會產生一種瘴氣（字面意思是“污濁的空氣”），引發各種致命疾病。隨著成堆的尸體被塞進越來越潮濕的泥土中，它們散發的瘟疫似乎加速了生者走向腐爛的深淵。

這尊半解剖尸體的石膏像，其姿態仿照米開朗基羅的《圣殤》，由解剖學家羅伯特·諾克斯（Robert Knox）的學生約翰·古德斯（John Goodsir）于約1845年制作。一些學者懷疑，這尊石膏像是否以古德斯在其《解剖學回憶錄》（Anatomical Memoirs，1868年）中描述的一個人為原型：“一位嗜酒如命的愛丁堡車夫，醉酒后從車上摔下，當場死亡，并且三十天內沒有腐爛。”? archive.org

任何改革都必須面對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保守信仰（即必須葬于圣地），以及許多教堂依靠收取墓地費用維持運營的經濟現實。城市貧民面臨的部分問題是無力支付相對較高的英國國教墓地費用，這導致了貧民墓地的激增。這些墓地收費較低，但卻籠罩著恥辱的面紗，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中，它們甚至成了墓地所有者的搖錢樹，而這些所有者對安葬于此的遺體毫無尊重。在19世紀50年代墓地改革到來之前，城市教堂墓地經歷了一段奇特的過渡時期，墓地人滿為患，并由此滋生了揮之不去的恐懼。

在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哥特式驚悚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中，維克多·弗蘭肯斯坦醫生運用當時駭人的生理學、物理學和化學知識，從解剖實驗室和墓地收集各種器官，拼湊出一個活生生的軀體。弗蘭肯斯坦帶著罪惡感匆匆略過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理細節：“誰能想象我秘密勞作的恐怖，當我在墳墓那不潔的潮濕角落里摸索？”雪萊正是利用了當時讀者對19世紀早期醫學如何挑戰宗教權威在生死問題上的界限的認知。醫生被視為基督教文明的潛在破壞者，與人體解剖學研究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奇異而恐怖的后果——盜尸——直接相關。

盜尸現象源于英國一個非常特殊的背景。1540年，亨利八世授予理發師和外科醫生公會一份皇家特許狀，規定他們每年只能獲得4具尸體用于解剖和解剖學研究，而解剖是醫學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解剖被視為褻瀆神靈的行為，因為它會危及肉體復活的希望。尸體只能取自那些被絞死的人，因為他們的罪行使他們喪失了獲得妥善安葬的權利。兩百年后，盡管外科醫生的數量大幅增加，但這一規定卻只允許他們獲得6具尸體。

因此，從1675年左右開始，尸體變成了商品。為了滿足解剖學校的需求，一個被稱為“復活者”（resurrection men）或“盜尸人”（body snatchers）的影子行業應運而生，他們專門盜掘新墳。這些人利用了一個法律漏洞：由于尸體既非財產也非自然人，因此無法被“偷竊”——因此，當時的起訴理由通常是“傷風敗俗”，且判刑往往比偷獵或盜竊等罪名更輕。在1790年代，一具新鮮尸體可以賣到兩個幾尼（Guinea）；1828年的一項調查聽證會獲悉，到那時，價格已高達八個幾尼（約合今天的600英鎊）。

查爾斯·伯恩（中）的遺骸，亨特博物館。? David Gee/Alamy

稀有的“解剖標本”價值連城。著名的“愛爾蘭巨人”查爾斯·伯恩（Charles Byrne）于1783年去世，生前在倫敦和愛丁堡享有盛名。他生前竭力避免自己的遺體被送往解剖博物館展出。他的遺囑要求海葬。據信，倫敦著名解剖學家約翰·亨特（John Hunter）為此支付了高達500英鎊（相當于今天的約4萬英鎊）的費用，以阻止伯恩的遺愿；他讓人盜走了伯恩的遺體，并將其納入自己的收藏。盡管有人發起運動，要求為伯恩舉行體面的葬禮，但他的骨骼一直陳列在皇家外科醫學院的亨特博物館，直到2023年才被移走。

從現有的盜尸人的證詞來看，沒有守衛或停尸房的貧民墓地顯然成了他們偏愛的獵場。貧民墓坑常常敞開著，直到深坑里堆滿了廉價的棺材，有時甚至多達12層。許多窮人只裹著裹尸布下葬，這進一步加速了盜尸人的行動。與此同時，心懷恐懼的中產階級不信任教堂墓地的安全，花錢購買鉛棺、鐵柵欄和各種“防盜籠”——用水泥固定在棺材周圍的金屬籠子。愛丁堡格雷弗里亞斯教堂墓地（Greyfriars kirkyard）就保存著著名的防盜籠，那里是盜尸人經常出沒的地方。

愛丁堡格雷弗里亞斯教堂的防盜墓地，圖片出自詹姆斯·摩爾斯·鮑爾（James Moores Ball）的《掘墓人：現代復興運動的興衰記》（The Sack-’Em-Up Men: An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dern Resurrections，1928年）。? archive.org

愛丁堡格雷弗里亞斯教堂墓地的墓穴防盜柵欄。? archive.org

人們對褻瀆墳墓的行為深惡痛絕，這在多次逮捕盜尸人后引發的公眾騷亂事件中可見一斑，例如，1827年在大雅茅斯，以及1832年在阿伯丁，憤怒的人群甚至將一所解剖學校夷為平地。同一時期，在劍橋、格林尼治等地也發生了更多騷亂。

托馬斯·羅蘭森（Thomas Rowlandson）的水彩畫，描繪了盜尸人，死神被描繪成一名夜間守衛，1755年。? Wellcome Collection

羅伯特·諾克斯的匿名版畫，日期不詳。? Wellcome Collection

這種局面在臭名昭著的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爾（William Hare）案件中進一步加劇。1827年至1828年的十個月間，他們在愛丁堡殺害了大約16人。他們最初將一具掘出的尸體以略高于7英鎊（約合今天的500英鎊）的價格賣給了愛丁堡著名解剖學家羅伯特·諾克斯（Robert Knox）。后來，他們為了避免挖掘墳墓所帶來的風險，改為先灌醉受害者再將其悶死。他們最后一名受害者瑪麗·帕特森（Mary Paterson），在被準備解剖教學時，被諾克斯的一名助手認出。盡管最初只被懷疑謀殺帕特森，黑爾很快轉為污點證人，揭露了他們致命的“生意模式”。

伯克的遺骸，愛丁堡醫學院解剖博物館。? Biomedical Sciences

1829年1月，伯克受審，被判犯有一項謀殺罪，隨后被處決——幾乎可以說是“理所當然地”——其尸體被用于解剖。據說有超過4萬人排隊觀看他被毀壞的尸體。他的骨骼至今仍陳列在愛丁堡醫學院的解剖博物館中。外科醫生往往逃脫共謀指控，但羅伯特·諾克斯被迫辭去皇家外科醫學院的成員資格，并很快離開了愛丁堡。伯克與黑爾案通過大量通俗傳單、民謠以及對罪行的聳人聽聞的描繪，深深進入了大眾的想象之中。

1832年的《解剖法》（Anatomy Act）擴大了可供解剖學校使用的尸體來源，允許使用“無人認領”的貧民尸體進行解剖。盡管該法案終結了盜尸行為，卻并未消除民眾對死后遺體遭到褻瀆的恐懼。濟貧院的恥辱如今不僅體現在被葬于貧民墓地，還體現在（合法的）肢解尸體上。

然而，一些曾主張擴大尸體獲取渠道的人，確實擁有實踐其信念的勇氣。影響力深遠的功利主義哲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于1832年逝世，他的朋友南伍德·史密斯（Southwood Smith）對其遺體進行了公開解剖。根據邊沁遺囑的規定，他的遺體至今仍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作為“自我偶像”（Auto-Icon）——即“以其自身形象保存的人”——被“使用”著。他的遺體標本曾在倫敦大學學院（UCL）的走廊玻璃柜中坐了許多年，積滿了灰塵；如今他依然在那里，經過些許填充修整，正對著布魯姆斯伯里區戈登廣場的花園。

1883年，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盜尸者》插圖。? wikimedia

H. 梅雷迪思·威廉姆斯（H. Meredith Williams）所繪《盜尸者》插圖。? archive.org

民眾對盜尸行為的厭惡滲透到了大眾文學之中，如“便士血書”（penny bloods）或“便士恐怖故事”（penny dreadfuls）——這些廉價雜志刊載著情節開放的連載通俗劇，往往充斥著激進情緒。喬治·W·M·雷諾茲（George W. M. Reynolds）的連載作品《倫敦之謎》（1844–56）中，出現了一個反復登場的怪物般的“復活者”，他是貧民窟中惡魔般的化身，其團伙會通過“伯克式謀殺”（burks）來獲取受害者。托馬斯·賴默（Thomas Rymer）的《醫生日記手稿》（始于1844年）以充滿通俗劇色彩的《死者復原；或，年輕學生》開篇，回憶了一起敘述者被卷入盜墓行動的事件。 伯克和黑爾案的影響在他們死后很久依然揮之不去。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將其作為他1884年圣誕驚悚小說《盜尸者》的創作藍本。該書在倫敦宣傳時，雇人抬著“六對涂成死黑色的棺材蓋，中心繪有白色的骷髏和交叉骨以作浮雕”，這些人穿著從殯儀館購買的“長白祭袍”。這場營銷活動最終因“有傷風化”被大都會警察局叫停。

這些墓地的恐怖景象最終引起了喬治·沃克（George Walker）等改革者的注意。沃克是德魯里巷的一名醫生，德魯里巷毗鄰繁華的西區和倫敦內城一些最糟糕的貧民窟。和許多改革者一樣，沃克從小就對英國國教教義持反對態度，并樂于挑戰傳統和正統觀念。他的診所靠近市中心一片教堂墓地和公墓群，當他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考察這些墓地時，它們已破敗不堪。

1839年，沃克出版了《墓地調查錄》（Gatherings from Grave Yards），書中他調查了自己行醫地點附近的149處墓地：在他看來，這是一份城市緩慢被死者浸透的土地毒害的記錄。他譴責倫敦墓地的狀況危害公共健康，是對基督教習俗的褻瀆。根據瘴氣致病論，他講述了一些掘墓人在最糟糕的墓地工作時，因吸入有毒氣體而猝死的案例。

伯曼托夫茨公墓（Burmantofts Cemetery）——因利茲教區教堂人滿為患而于1842年開放——照片攝于19世紀末利茲濟貧院前。? wikimedia

窮人對于如何處理死者幾乎沒有選擇。他們往往將死者安置在自己的房間里，一放就是幾天甚至幾周，部分原因是遵循集體習俗，但主要原因是家屬需要時間籌集喪葬費。貧民墓地通常位于監管之外的荒地上，是為了規避英國國教更高的收費而設立的。在這些無人問津的墓地里，死者的數量始終是個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將貧民埋葬在公共深坑中，幾天后趁夜色偷偷將尸體挖走。任何剩余的血肉和骨骼都會被偷偷焚燒。墓地工人常常需要大量飲酒來麻痹自己，這僅僅是違背基督教信仰的諸多道德暴行之一。

從德魯里巷步行不遠便是圣克萊門特丹斯教堂（St Clement Danes Church）。在那個年代，它的地下室塞滿了葬在教堂內部的死者；這些人往往花費重金安葬在教堂最神圣的空間附近，由于尸體腐爛產生的氣體不斷積聚，他們的鉛封棺材常因壓力過大而炸裂。與此同時，圣克萊門特丹斯教堂外的墓地早已人滿為患，其位于克萊門特巷馬路對面的溢出墓地也同樣擁擠不堪。

當地居民詹姆斯·萊恩（James Lane）證稱，他曾目睹墓地工人在深夜挖掘棺材，劈開木材焚燒，移走骸骨，鏟除“軟物質”，或撒下生石灰以溶解下方的尸體（事實上，一些窮人反而青睞生石灰，因為它能將尸體損毀到讓盜尸賊無從下手的程度）。“那個地段幾乎沒有空氣流通，”萊恩在1842年的議會委員會上陳述道，并詳細列舉了他因此患上的諸多健康問題。墓地工人約翰·艾爾斯（John Eyles）在對其殘暴老板的極度恐懼中證實，他曾被迫在夜間挖掘并砸毀棺材。他甚至親眼目睹了自己父親的棺材被挖出并砸碎。

埃農禮拜堂（Enon Chapel）也位于同一條街上。這是一座浸信會異議派禮拜堂，于1823年作為一項投機生意開業，并開始在其地下室提供廉價葬禮。很快，會眾們就開始與一種“令人作嘔”的惡臭作斗爭，食腐的尸蠅從木地板的裂縫中懶洋洋地爬出。有人因那股氣味而暈倒；許多人在禮拜結束后都帶著一種陰冷、由瘴氣引起的頭痛離開。

當另一項改革工程——修建排水管——需要進入地下室時，人們發現，在僅有50×30英尺（約15.2×9.1米）的空間里，竟然塞進了12,000具尸體。“運輸工頭”威廉·伯恩（William Burn）證稱，在修建下水道時，他曾協助清理其中的部分遺骸。修整克萊門特巷路面的工人們“曾向我要幾籃垃圾[用來填補路面坑洼]，我給了他們，結果他們從中撿到了一只人的手。”這些骨骸甚至被運到了滑鐵盧橋，作為填埋材料加固滑鐵盧路的建設：這是一座建立在城市貧苦死者骨骸之上的基礎設施。在調查結束很久之后，沃克買下了被廢棄的埃農禮拜堂的租賃權，并出資將估計約20,000多具尸體重新安葬在城外的一座花園公墓中。

沃克在19世紀40年代繼續通過撰寫小冊子進行宣傳。1845年，另一處私人非圣地的墓地——化骸所（bone house）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火災，這為他的運動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案例。位于克勒肯維爾（Clerkenwell）埃克斯茅斯市場附近的斯帕菲爾德（Spa Fields）墓地已使用了50多年。據估計，該地僅能容納1,361個成年人墓位，但沃克計算出，那里竟然塞進了超過80,000具尸體，有時一個墓穴中就堆疊了多達8具。

多年來，斯帕菲爾德周圍的中產階級住宅和商家一直深受其害，沃克將其描述為首都最糟糕的“瘟疫溫床”之一。化骸所正處于其中心。沃克的調查發現一名墓地工人證稱：“我曾跳到尸體上，把它們擠進墓穴底部盡可能小的空間里，那時我整個人都陷在腐肉中，沒過了膝蓋。”該地區商家的抗議迫使此案進入當地治安法庭，結果發現，隱藏在層層管理人員之后的斯帕菲爾德最終所有者竟然是北安普頓侯爵（Marquis of Northampton）。這一丑聞隨即傳遍了全國媒體。

插圖標題為“埃農禮拜堂公墓和舞廳”，出自1847年《窮人衛報》（The Poor Man’s Guardian）。? wikimedia

1851年，回想起“大多數人”這一概念，沃克在其著作《論市內埋葬地的過去與現狀》（On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Intramural Burying Places）的開頭寫下了一句冷酷的格言：“體積必占空間”。在他的文字中，有一種強烈的、持續且危險的“亡靈社交性”感（necrosociability），即死者與生者繼續生活在一起。倫敦被想象成一座塞滿了死者的城市，“擁擠在每一寸可用的空間里……無數處于各種腐爛階段的尸體，過去和現在一直被塞進這座大都市街道、里弄和死胡同的地下儲藏所中。”

1852年，《葬禮法案》（Burial Act）最終獲得通過，宣布“為保護公眾健康，大都會區任何區域或任何墓地、墓穴均應完全停止土葬”。隨后建立了地方殯葬委員會，固定了費用，并使檢查制度正式化。該規則的例外情況包括國家紀念場所——圣保羅大教堂和西敏寺，一些早已購買并被判定為衛生的家族墻內墓室，新興的公墓公司，以及該市猶太人和貴格會教徒的墓地。

郊區花園公墓——例如倫敦著名的“七大公墓”：肯薩爾格林（1833年）、西諾伍德（1836年）、海格特（1839年）、南海德（1840年）、阿布尼公園（1840年）、布朗普頓（1840年）和塔哈姆萊茨（1841年）——很快便取代了那些充滿毒素的教堂墓地。市內的墓地被廢棄，有時被封鎖并聽任其荒廢，或者被非正式地占用并改造成貨場和倉庫。那些在沃克改革運動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恐怖墓地群，如今已幾乎從這座城市中完全抹去。甚至到19世紀80年代伊莎貝拉·霍姆斯（Isabella Holmes）開始為大都會公共花園協會編纂剩余墓地目錄時，許多墓地已經徹底消失了。

文/Roger Luckhurst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the-great-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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