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萍：“在盲人觀眾面前跳華爾茲？”——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公眾意見

導讀

自2025年1月特朗普開始其新的總統任期以來，強勢外交政策及貿易政策成為其新任期的重要執政特色。在選舉政治中，這種激進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為公眾所接受？或者說，在外交事務方面，領導者是否是“在盲人觀眾面前跳華爾茲”（waltz before a blind audience）？

以下內容摘編自《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一種資源》一書，有刪節，標題為摘編者所起。

價值觀與選擇性

在國際關系領域，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都是影響和塑造公眾意見的重要因素。傳統觀點認為，普通公眾對特定問題的思考不會從某種意識形態出發，對政策問題又知之甚少，因而不可能持有連貫的政策態度。因此，長期以來，普通民眾的外交政策思考往往被認為隨意和散亂，而不是在意識形態、黨派或階級維度上加以組織的。

然而，信息的匱乏非但沒有阻礙公眾態度的建構并保持連貫性，反倒有利于態度結構的發展及其運用。具體表現為，個體沒有充分的資源獲得信息，因而會通過較為普遍和抽象的信念來組織其對于特定外交政策的觀點。同時，公眾的確具有有助于他們獲得有關特定外交政策議題的信息并錨定其意見的一般傾向。不僅如此，普通公眾并非意識形態及相關觀念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往往會被可與其心理需要和利益等產生共鳴的信念系統所吸引。就心理層面而言，意識形態因其可在某些方面滿足人們的心理需要而影響公眾在國際關系相關政策和行動方面的態度與傾向。

意識形態被認為可提供一種確定感、可預見性及控制，一種安全感和保障，以及一種認同感與歸屬，從而滿足公眾在認識維度、存在維度及關系維度上的心理需要。某些意識形態似乎比其他意識形態能夠更直接或更全面地服務于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需要，從而對公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馬克斯·韋伯的“選擇性親和”（Wahlvewandtschaften / elective affinity）概念可被用以描述和概括公眾更傾向接受某些意識形態而非另一些意識形態的原因，即一方面是滿足公眾應對不確定性和威脅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則是政治保守主義的核心哲學價值。

總體上，選擇性親和意味著人們要滿足應對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心理需要，即減少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以對抗威脅和焦慮并獲得秩序感，實際上也就最可能接受政治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采取有助于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態度或解決社會問題的保守方案。這一認知過程被稱為“有動機社會認知模型”，政治保守主義則被看作人們為適應特定認知和動機而發展出來的一套信念系統。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強調對變化的抵制和為不平等辯護，并為隨環境和傾向而變化的需要所激勵，以應對不確定性和威脅。

不確定性和威脅可放大人們對安全的渴望以及對變化的抵觸，而對變化的更強的抵觸則與較高水平的政治保守主義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對一個社會具有威脅性的事件發生后，常會伴隨趨向政治上更為保守的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政治上保守政策的出臺和保守的政治人物的地位上升。譬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時接近世界貿易中心的人，在此后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相應地，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的支持率在2001年到2004年政府發布恐怖威脅警告后達到峰值。

不確定性和威脅可導致政治保守主義傾向的上升，而政治保守主義則使民眾更容易接受和支持承諾維持現狀并可帶來安全感的具有保守傾向的外交政策。于是，夸大威脅或虛構威脅就可能成為一些政治領導人塑造政策環境的有效手段。

“李普曼差距”與現狀偏好

1943年，沃爾特·李普曼出版了《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之盾》（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書。在這本書中，李普曼指出，由于美國在19世紀處于英國海軍力量的保護之下，已經忘記了外交政策的本質，即國家承諾（政策目標）與國家實力之間的平衡。這也是一切真正的外交政策的共同本質。其目標與國家實力平衡的外交政策可獲得國內的支持，而超出國家實力的外交政策則會引發深刻的政治紛爭。四十多年后，塞繆爾·亨廷頓對美國獨立以來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分析和評價，指出政策承諾超出國家實力的情形即“李普曼差距”（Lippmann Gap），在歷史上與現實政治中并不少見，也絕非美國獨有，而應對這一問題則存在多種途徑。

在現實政治中，由于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公眾有關外交政策的意見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決策者對于不同政策或策略的評價與選擇。有關美國公眾外交政策態度的研究發現，種族中心主義、戰爭的正當性等核心價值對于好戰與孤立主義等外交政策立場具有結構和組織作用，從而也成為影響一系列相關政策的決定性因素，如國防支出、美國軍隊的海外介入、國際貿易、核武器等。影響民眾具體政策偏好的一般性態度在外交政策領域尤為明顯。

一般而言，維持現狀最符合人們對于確定性的心理需要，而作出發動戰爭或進行戰爭準備的決策，則會對民眾有關秩序和確定性的偏好構成挑戰。因此，政治領導者如何引導和塑造民眾的政策意見就變得極為重要。政治領袖常常使用善與惡的修辭來動員民眾對此類政策的支持，而將對手妖魔化則是常見的解釋。將對手妖魔化可使對手看起來更危險，從而更容易說服民眾支持針對對手的敵視政策。美國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惡軸心”比喻意在表明，“9·11”事件與薩達姆·侯賽因有關，為了世界的安全，必須打敗薩達姆·侯賽因。“邪惡”暗示著一種非理性的好戰，因而可以證明嚇阻策略是無效的。布什政府由此成功地贏得了國內對其出兵伊拉克的支持。這一過程與近年來政治學家中流行的外交政策意見模型相吻合，即公眾的審慎或理性，抑或其對精英勸服的敏感性，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模型中，公眾的道德情感被忽略了。

民眾的道德價值觀發揮作用嗎？

一些核心價值觀影響著人們在特定議題上的立場。其中，道德價值觀與民眾有關戰爭的態度的關系尤其值得關注。譬如，權威主義和社會支配傾向被認為對美國發動戰爭具有支持性影響。有關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前夕美國民眾政策態度的研究發現，權威主義強化了人們對于伊拉克威脅的感知，社會支配則減輕了人們對戰爭造成的人員傷亡的擔憂，由此增強了人們對相關政策的支持。于是，人們盲目的愛國主義得以強化，對戰爭后果的憂慮受到抑制，也更確信伊拉克威脅美國的安全。

有研究將人們對死刑的態度作為有關戰爭態度的替代變量，對道德價值觀與相關政策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在過去幾十年中，有關美國民眾對死刑態度的大量研究發現，作為個體，美國民眾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是穩定而強烈的，并與有關懲罰和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價值觀緊密聯系在一起。道德理性主導著人們對于死刑的看法，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受到強烈的道德情感的驅使。

不同于社會生活中的死刑議題，公眾的審慎、民族主義以及對外交事務的習慣性不關注，都制約著道德對民眾外交政策態度的影響。公眾對于使用武力追求國家利益所表現出的審慎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當成本有限而成功的前景可期時。但是，由于國際政治和戰爭的復雜性，戰爭的物質收益并不確定，特別是對于普通公眾而言。1991年和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就是這種情形。對美國而言，當時的伊拉克并不那么容易被打敗但也沒有那么困難，因而出兵伊拉克很難說是非理性的，但其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對公眾個人而言，當特定情形下的策略刺激微弱或不確定時，個體傾向可能會發揮最大影響；當特定政策的物質后果很多且確定時，個體傾向的影響則最小。

民族認同或其他社會認同對于道德情感具有抑制作用，具體表現為民族主義可削弱對外國人利益的關切。可以說，民族主義制約著道德價值觀在外交事務中的影響。

民眾對外交事務的習慣性不關注也抑制了道德價值觀在外交事務中的作用，而媒體報道和框架效應則可能抵消這方面的影響。把外國受害者描述為同類，而把敵對者視為異類，并運用人們熟悉的犯罪如欺凌、搶劫等，則有助于克服可能的民族主義冷漠。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波斯灣局勢是美國新聞報道跟進最為密集的新聞內容。這種情形不僅可以讓政治領導人非常容易接近廣大受眾，并且使得在戰爭的成本—收益不確定時，國際沖突也可像國內沖突一樣被置于絕對的善與惡的框架之中。

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一種資源

王麗萍 著

ISBN 978-7-301-32929-0

定價：129.00元（精裝）

編輯：梁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