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治不了到精準控制，探索罕見病“無人區”的中國醫者

（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 王振雅）右上臂包塊、眼瞼浮腫、臉下部異常腫大，患病八年來，四處求醫無果，讓14歲的小周（化名）飽受疾病困擾。小周得了一種叫“木村病”的怪病。這是一種罕見病，在北京協和醫院的病案歷史記載中，20世紀80年代至今，確診的僅有60多人。

發病原因不明，沒有特效藥……在如此的診療窘境中，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副主任張文等醫生為其個性化定制治療方案，小周無需住院只需定期門診復診，讓其在生活和看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這一木村病患者有效救治背后，是北京協和醫院近一個世紀以來，對木村病診療的持續深耕探索。

在北京協和醫院罕見病會診中心，北京協和醫院腎內科主治醫師胡蓉蓉對木村病進行匯報。受訪者供圖

“它是腫瘤嗎？”，進展緩慢易誤診

張文主任醫師的注意力，被患者小周腫大的頸部吸引。“我們可能不會僅僅局限于腫物的角度，可能會想他是不是一個全身疾病相關的。”經過包塊的活檢，小周被診斷為木村病。這個看似偶然的診斷，揭開了一個在醫學界塵封已久又悄然存在的疾病世界。

木村病，此前曾被稱為嗜酸性粒細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腫，是一種罕見的、病因未明的、主要累及耳周及頜下區，及其他淋巴結區為主要表現的免疫介導的慢性炎性疾病，好發于亞洲青年男性。此病至今全球報道約1000例，其病程進展緩慢，早期常因無癥狀而易被漏診或誤診。人們對其認識不夠，本病常被誤診為腫瘤。

“患者在頭頸部出現腫塊，往往也不疼，許多患者也會選擇直接切除。但疾病的復雜性，腫塊有可能復發，并且可能累及腎臟、心血管等全身多個系統。”北京協和醫院采用MDT診療模式為臨床患者，制定個性化診療方案。

腎內科胡蓉蓉主治醫師回憶，從病案科檢索，北京協和醫院最早的病例記錄可追溯到1925年。與近一個世紀的認知歷史形成反差的是，木村病至今仍籠罩在重重迷霧之中：發病機制不明，無根治方法，患者往往在多個科室間輾轉徘徊。

1937年，北京協和醫院腫瘤科金顯宅與司徒展醫生首次在中華醫學會年會上報告了7例特殊病例——患者表現為頭頸部無痛性腫塊，伴隨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顯著升高。他們將此病命名為“嗜酸性粒細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腫”，研究成果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比日本學者Kimura在1948年的系統描述早了11年。正是這“早一步”的發現，開啟了全球對木村病的認知之門。

“病例太少、研究有限”，串珠成線拼出罕見病輪廓

木村病，不急、不烈、大多不致命，卻伴隨患者終生。診斷依賴于臨床經驗與病理的艱難結合，考驗著醫者的耐心、智慧與醫療體系的協作能力。這一罕見病的探索，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拼圖的色彩。

患者可能因為頜面部的腫塊去口腔科或耳鼻喉科去行切除或活檢，因嗜酸性粒細胞顯著升高就診于血液內科，因IgE增高被轉至變態反應科，而像小周這一病例，則是以多發腫物為首發表現來到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就診。

“在很長一段時間，大部分病人到醫院還是因為有腫塊，做了活檢，靠病理才診斷木村病。”胡蓉蓉介紹，由于木村病存在浸潤性生長、界限不清、病灶多發、合并局部淋巴結病變等特點，手術切緣往往很難達到完全陰性，術后復發率相對較高。“一些手術切除的患者，發現腫塊又長了，才來協和醫院治療。”

病案科一直是北京協和醫院的臨床醫生們依靠的是最寶貴的“紐帶”。一個個散落在不同科室、以不同主訴記載的病例，通過病案室的歸檔與后來者的有心檢索，慢慢串聯起來，拼湊出木村病模糊的輪廓。

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們正是通過回顧性檢索，才將臨床遇到的零星病例與歷史上“金老”報道的那個陌生疾病聯系在了一起。診斷的確立，至今仍依賴臨床與病理的“互補”。

病理切片上，可以看到淋巴濾泡增生、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甚至嗜酸性微膿腫形成的特征性表現。但這并非絕對特異的疾病“金標準”。這種綜合判斷，高度依賴于醫生的經驗和警惕性。

在到北京協和醫院就診前，小周經歷多家醫院、諸多科室，都沒有確診為木村病。正如北京協和醫院作為一個國家級疑難罕見病診療中心，其價值不僅在于擁有頂尖的專家，更在于其多學科積淀所形成的、能夠識別“異常”的臨床直覺與系統思維。

累計全身多個系統，精準治療是新趨勢

木村病的癥狀多樣且缺乏特異性，在基層或專科劃分過細的醫療機構，極易被當作局部問題處理。“切了就行”可能是許多頜面部腫物患者的共同經歷。胡蓉蓉道出了多數罕見病患者的現實困境。

然而，木村病是一個系統性疾病。“它雖然在歸類上屬于罕見病，但罕見病其實是可以有各個臟器、各個系統受累的。”胡蓉蓉將它類比于系統性紅斑狼瘡，“狼瘡嚴格意義上是一種風濕免疫病，但主要受累到腎臟時，可能先來腎內科；主要表現血液系統損害時，可能去血液內科。”木村病亦然，其診療“主場”取決于此次發病的主要受累器官。

這種特性對現代專科化的醫療體系提出了挑戰，也催生了協同。目前，在協和醫院對于木村病的治療呈現一種“分階段、分目標”的務實策略。

小周此前在門診治療，存在抗IL-5單抗療效不佳的情況，病情反復……“當標準治療效果不佳或出現反復時，需要更高級別的協作智慧。”于是，協和醫院將多學科協作模式應用于木村病診療。風濕免疫科、腎內科、血液內科、全科醫學科（普通內科）、變態反應科、耳鼻喉科、病理科及放射科等共同構建起立體化診療網絡。

“半盲”狀態是許多自身免疫炎癥性疾病的共同困境。目前，對于木村病的治療目標并非“根治”，而是“緩解”與“共處”。醫學的探索并未止步。近年來，生物制劑和小分子靶向藥物精準針對木村病發病中的關鍵分子及信號通路，為木村病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但是，新藥長期的免疫影響和潛在副作用，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它很考驗一個醫療團隊，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后續對不良反應的診治能力和對藥物的機制的理解，不敢這么去用藥。”

這種“考驗”，恰恰體現了頂尖醫療中心在罕見病前沿探索中的不可替代性。這里不僅有敢于嘗試的勇氣，更有應對復雜局面的綜合實力作為后盾。

免疫因素在木村病發病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漸成為學者的共識。木村病患者外周血Th2和Tc1細胞數量顯著增加，IL-4、IL-5和IL-13 水平升高，嗜酸性粒細胞升高。近年來，針對上述免疫細胞、細胞因子及信號通路的生物制劑及小分子藥物也大量面世。

目前多篇文獻發表了使用針對上述靶點的生物制劑 （IgE、IL-4R、IL-5、IL-5R）與小分子藥物（JAK 抑制劑）治療木村病的成功案例，為木村病的治療帶來了曙光。

科研探索不止，在病例荒漠中尋找綠洲

醫學的進步，離不開科研的驅動。但對于木村病這樣的罕見病，科研之路格外坎坷，最大的挑戰在于病例的稀缺。“全世界報道的也沒有特別多，”胡蓉蓉說，病例稀少，意味著任何基于臨床的研究，其統計效能和發現普適規律的能力都受限。

然而，探索的價值并未因困難而熄滅。“作為一個醫生，任何疾病如果沒有得到完全的解釋，大家都會有這個想法去把它搞清楚。”胡蓉蓉的話代表了協和一線醫研者的樸素動力。

如今，北京協和醫院血液內科、腎內科、風濕免疫科等醫生們，明確了不同治療方案（如放療、全身免疫抑制）的有效性和大致復發率，為后續治療選擇奠定了基礎。他們每一次MDT討論、每一例新患者的精細管理，都在積累寶貴的真實世界數據與經驗。

罕見病的診療，從來不是單個醫生的孤軍奮戰，其背后是整體醫療體系的支撐。胡蓉蓉多次提到協和醫院的平臺優勢。例如，醫院主導開發的AI輔助診療模型“協和·太初”，嵌入醫院APP，患者或基層醫生可以輸入癥狀，獲得初步的診斷方向或就診科室建議，這有助于在早期將木村病這類罕見病納入鑒別診斷視野，減少誤診和轉診彎路。

小周的病情在藥物控制下趨于穩定，未來或許會與這個慢性疾病長期共存，在醫生的護航下，努力接近一個普通少年的成長軌跡。他的故事，是木村病診療現狀的一個縮影：有挑戰，也有成熟的管理方案；無法根治，但可控制；需要長期關注，但不必過度恐懼。

在胡蓉蓉看來，罕見病的探索就像在荒漠中尋找綠洲，過程漫長，但每一步都算數。從20世紀首個病例的模糊記載，到如今基于臨床-病理的綜合診斷與多學科協作管理；從單純手術切除，到激素、免疫抑制劑的全身治療，再到靶向藥物的謹慎嘗試；從個案的偶然發現，到通過病案檢索、AI輔助、學術交流逐漸連點成線。木村病探索，每一步都步履維艱，每一步都凝聚著像胡蓉蓉這樣無數臨床工作者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