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1934年到1935年發生的「張北事件」。
一個主權國家的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連正常的邊境檢查都要被人家抓住把柄鬧事,最后還被逼著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這種事擱誰身上都受不了。但是咱們也不能光罵,得把前因后果都搞清楚,才能明白當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研究的這些心得跟大家嘮嘮,說得不對的地方大家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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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為什么老盯著一座小縣城不放?張北在哪兒呢?它在張家口北邊,是察哈爾省的一個縣。現在你翻地圖,察哈爾省已經不存在了,這個省在1952年就撤銷了,大部分地區劃給了內蒙古自治區,張北縣現在歸河北省張家口市管。但你別看這個省后來撤銷了,在1930年代那會兒,它的戰略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察哈爾省挨著熱河省,熱河當時已經被日本占領了,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就在那兒。張家口和張北這兩座城,可以說是華北地區的北大門。你要是從東北方向往華北內地走,張北是必經之路。日本人占了東北之后,一直想往華北擴張,張北就像一根釘子釘在他們的前進路線上。所以日本人盯上張北,不是偶然的,這是他們華北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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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那會兒,已經占了東北的日本軍隊開始頻頻用武力威脅華北-。國民政府的反應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沒有什么長遠的計劃,也沒有明確的方針。而日本人看你越退讓,他就越得寸進尺,故意找茬子,張北事件就是這么來的。
第一次張北事件發生在1934年10月。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0月26日,有個叫川口清健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帶著七個人從張家口出發去多倫。多倫這個地方當時也在察哈爾省境內。川口這個人官兒不大,就是個中佐,但在中國待了很多年,是個中國通,后來還當上了華北方面軍的參謀副長。
第二天上午10點,他們八個人到了張北縣南門。駐守張北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師長叫趙登禹。
趙登禹他可不是什么軟柿子。1933年長城抗戰的時候,趙登禹在喜峰口打得非常出色,組織了敢死隊夜襲日軍,用大刀砍得敵人鬼哭狼嚎。二十九軍的大刀隊當時在全國那是出了名的。就是這么一員猛將,守著張北這個北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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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川口他們到了南門,守城的士兵按規定攔下他們要求檢查。這種事在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你過邊境卡口,哪有不檢查的?但日本人偏偏不干,拒絕檢查。雙方就在那兒僵著,一僵就是四十分鐘。最后,守軍沒辦法,就放他們過去了。
你要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這事兒不大啊。檢查護照是例行公事,又不是故意刁難你,而且最后不也放行了嗎?但日本人可不是這么想的。
10月29日,日本駐張家口的代理領事橋本正康就跳出來說話了,說張北駐軍“侮辱”了日本軍官,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提出了抗議。第二天,日本駐北平公使館的一個武官輔助官叫高橋坦的,又找到宋哲元抗議了一回。
這就是第一次張北事件的全過程。你能看出來,事兒本身根本不值一提,但日本人就是要把它往大了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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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宋哲元,他是二十九軍的軍長,同時也是察哈爾省的主席,也就是說軍民兩攤子都是他管。1933年長城抗戰,二十九軍打得不錯,宋哲元也算是有血性的軍人。但到了1934年,形勢已經變了,東北全丟了,熱河也丟了,華北的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宋哲元夾在中間,日子不好過。
面對日本人的抗議,宋哲元的應對方式就是盡量息事寧人。11月25日,他讓趙登禹去跟日本人道歉。11月29日,他把當天檢查護照的那個連長張書標給撤了職。這些還不夠,宋哲元還向日本人承諾,以后日本人在察哈爾省可以自由旅行,不用接受任何檢查。
在自己的地盤上,外國人不用接受檢查,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這等于把自己國家的邊境檢查權拱手讓出去了。宋哲元這么做,大概是想著退一步海闊天空,別給日本人留下把柄。但結果怎么樣呢?日本人非但沒有領情,反而得寸進尺,胃口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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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張北事件最后以宋哲元的全面退讓告終。國民政府在12月也表了態,許諾日本人在察哈爾旅行自由,軍隊退到長城以西以南-。但是,這個協定實際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執行起來有困難,另一方面二十九軍的官兵心里也不服氣。我憑什么要讓日本人隨便進出?這種憋屈的心態,為后來的第二次張北事件埋下了伏筆。
第二次張北事件發生在1935年,這回就嚴重多了。
察哈爾省方面之前跟日本人有過一個約定,說日本人從熱河省那邊過來,必須要有日本駐張家口領事館發的護照,經過中國方面復驗加蓋省政府的印章之后,才能通行。這是雙方商量好的規矩,應該不算過分吧?
但1935年5月30日,有四個人從多倫出發去張家口,他們沒有護照。這四個人是什么人呢?是日本駐阿巴嘎旗特務機關的人員,說白了就是間諜。他們以旅行為掩護,其實是在偷偷測繪地圖、搜集情報。6月5日下午四點,他們到了張北縣北門,被二十九軍的哨兵攔下來要求檢查。哨兵一看,你們沒有護照,按規定不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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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根本不把規定當回事,要硬闖。雙方就發生了爭執。守軍沒辦法,就把這四個人送到第一三二師的司令部去了。宋哲元知道這件事之后,下令趙登禹把人放了。這四個人被扣留了八個小時之后就放行了。
你聽聽,這事兒鬧得多大?扣留了八個小時,吃了一頓飯,然后就放了。按說這已經是很克制的做法了,換了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抓住四個沒有合法證件、涉嫌間諜活動的外國人,怎么可能八小時就放人?但日本人還是不依不饒,說他們“被侮辱了”。
第二次張北事件跟第一次有一個最大的區別:這次日本人是故意把事情往大里鬧。
為什么呢?因為1935年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蔣介石當時正在忙著追剿長征的紅軍,國民黨中央軍的主力都集中在西南一帶-。華北的防務主要靠二十九軍這些地方部隊撐著,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不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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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的胃口大得很。他不但要處理張北這件事,還要把整個察哈爾省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他提出的要求一條比一條過分:第一,處罰張北事件的責任人,把一三二師的參謀長和軍法處長都撤了;第二,張北、寶昌、寶康、商都、沽源、興和這六個縣的駐軍全部撤走,換成地方保安隊;第三,撤掉察哈爾省的國民黨黨部;第四,禁止一切反日活動。
你仔細看這些要求,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肥原要的根本不是針對“侮辱”事件的處理。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把二十九軍的勢力從察哈爾省趕出去,把國民黨的黨部撤掉,把整個察哈爾省變成實際上的非武裝區。這哪里是什么“抗議”啊,這分明就是武裝侵略的前奏。
國民政府面對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做出的選擇是——換人。
1935年6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開會,免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接替他的人是秦德純,秦德純本來是察哈爾省的民政廳長,這一下子被提拔成了代理主席-。國民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屢生事端”,這個理由說實話挺讓人寒心的。
宋哲元雖然是地方實力派,跟中央政府有時候確實有矛盾,但在對日問題上,他至少保持了基本的底線,沒有像后來的某些人那樣直接投降。結果出了事,中央政府第一反應不是支持他、幫他撐腰,而是把他免了,換一個更聽話的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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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月23日開始,秦德純就跟土肥原賢二在北平談判。
秦德純和土肥原的談判,可以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秦德純心里清楚,他手里沒什么牌可以打。二十九軍雖然還能打,但中央政府的態度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不想跟日本硬碰硬。蔣介石那邊忙著追剿紅軍,顧不上華北的事。何應欽在河北那邊已經對梅津美治郎做出了讓步,簽了《何梅協定》,秦德純這邊如果不簽,就是給中央政府添亂。
但是,秦德純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抗。談判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想爭一爭。針對日本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他也進行了反駁。比如日本人說第一次張北事件的時候,宋哲元承諾過日本人在察哈爾可以自由旅行、不檢查任何攜帶物,秦德純就反駁說,察哈爾省跟日本領事館之前的協議是日本人出入境必須有護照。這說明秦德純至少還試圖維護一下國家的主權。
但土肥原是什么人?他搞了幾十年的特務工作,太清楚怎么對付中國官員了。他根本不跟你好好談,而是用各種手段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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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晚上,土肥原以“私人拜會”的名義,直接闖進了秦德純在北平的住宅。秦德純之前一直不見他,這下子躲不過去了-。土肥原把事先擬好的“要求事項”擺到秦德純面前,不但如此,還加上了六項“特別期待事項”,包括承認日滿對蒙工作、協助日本人建設機場和設置無線電臺等等。
這叫談判嗎?這簡直就是最后通牒。土肥原的潛臺詞再明顯不過了:這些條件你不答應,我就自己動手。
秦德純的日子太難過了。他只是一個代理主席,手里沒有兵權,中央政府給他的指示就是盡量跟日本人周旋。但土肥原根本不給你周旋的空間。面對這種局面,秦德純能做的選擇其實只有一個——簽。
1935年6月27日,秦德純和土肥原賢二在北平正式簽了協定,這就是著名的《秦土協定》,也叫《察哈爾協定》。
這個協定的內容我就不詳細羅列了,只說最核心的幾條:第一,二十九軍從察哈爾省北部撤走,把這個地區變成“非武裝區”,以后只留下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第二,察哈爾省的國民黨機關全部取消;第三,處罰張北事件的相關責任人;第四,中國人停止向察哈爾省移民;第五,承認日本人在察哈爾的所謂“對蒙工作”,還要幫他們建機場、設電臺等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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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協定簽完之后,中國失去了對察哈爾省的實際控制權-。有資料說,中國在察哈爾的主權大概丟了百分之七八十。察哈爾省雖然名義上還屬于中國,但實際上已經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二十九軍撤走之后,察哈爾的防務基本上就真空了。
更可怕的是,《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一南一北,把河北和察哈爾兩個省的主權拱手送給了日本人-。日本的勢力從東北一路推進到了華北腹地,北平、天津直接暴露在日軍的威脅之下。
《秦土協定》簽了之后,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
協定規定兩周內實施完畢。日本人也不跟你客氣,逼著二十九軍限時撤出。宋哲元雖然丟了察哈爾省主席的位置,但二十九軍還在。他帶著隊伍往西南方向收縮,把原來駐防的察北六縣全部讓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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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12月,關東軍借口說中國方面沒有完全履行《秦土協定》,派李守信的偽軍打頭陣,直接占領了察北六縣。張北人民從此開始了在日偽統治下長達十年的苦難生活。
這還沒完。全面抗戰爆發之后,日本在察哈爾省陸續扶植了偽察南自治政府、偽晉北自治政府和偽蒙古自治政府,后來又把它們合并成了“蒙疆聯合委員會”,最后變成了所謂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這些偽政權名義上是自治,實際上就是日本人的傀儡。察哈爾省就這樣不戰而陷,成為了日本侵略華北的橋頭堡。
張北事件在表面上只是一個小沖突——無非就是幾個日本人在邊境被攔了八個小時。但這件事背后的意義太大了。我反復琢磨,覺得有幾點特別值得說。
第一,這反映了日本侵略策略的變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直接出兵占領了東北三省,這是武裝侵略。但到了1935年,日本換了個打法。他們不再大規模出兵,而是通過制造邊境摩擦、提出各種“抗議”、強迫中國簽不平等條約的方式,一點一點地蠶食中國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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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暴露了當時國民政府的軟弱。說實話,看到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個主權國家,在自己的領土上做例行檢查,反而被外國人抓住把柄,最后還被逼著割地賠款,這叫什么道理?但是咱們也得客觀地看,1935年那會兒國民政府的處境確實非常困難。
蔣介石的主力部隊都在西南追剿紅軍,顧不上華北。何應欽在北平那邊簽《何梅協定》,秦德純在北平這邊簽《秦土協定》,歸根到底就一個思路——先穩住日本人,別讓他們在華北搞出大事來,等騰出手來再說。但這個策略被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因為你越退讓,日本人就越覺得你好欺負,胃口就越大。
第三,張北事件中二十九軍的遭遇特別讓人唏噓。趙登禹是打過大仗的猛將,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在喜峰口殺得日本人人仰馬翻。但就是這么一支能征善戰的部隊,卻因為上頭的一再退讓,最后被迫從自己駐防的地方撤走。趙登禹后來在1937年七七事變中犧牲了,死在了南苑。他要是能看到二十九軍在張北被逼退的那一幕,心里得有多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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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這件事也是華北事變的重要組成部分。1935年被日本人稱為“華北年”,因為這一年在華北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然后是《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再往后就是華北五省自治運動。
日本人一步一步地推進,國民政府在一步一步地退讓。等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日本人在華北已經有了相當穩固的基礎。所以說,張北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日本蠶食華北戰略鏈條上的關鍵一環。
最后,我覺得這件事也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不是靠退讓換來的,也不是靠妥協換來的。你越是軟弱,敵人就越是囂張。宋哲元退了,日本人就更進一步;秦德純簽了協定,日本人就來占領察北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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