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人馬伯庸來青城，為何專治“班味”與內耗？

4月15日，作家馬伯庸來到了呼和浩特。他不是以一個遙遠的文化符號的身份而來，而是以一位“十年資深打工人”的身份，與這座“青城”的職工們面對面。

在社交平臺上，我們見慣了兩種關于職場的極端敘事：一種是濾鏡之下的“人生贏家”速成神話，另一種則是彌漫著無力感的“牛馬”自嘲。兩者之間，仿佛隔著巨大的真空，那里堆滿了說不出的疲憊、使不上的勁，與無人共鳴的沉默。

而馬伯庸，恰好填滿了這片真空。他帶來的，不是懸浮的雞湯，而是一份來自“過來人”的、充滿細節的生存樣本與破局地圖。

01

他的親身經歷

是一個關于“長板”的寓言

我們都記得他那個著名的“天崩開局”：一個滴酒不沾的內蒙人，在施耐德電氣做銷售，一杯白酒下肚直接滑到桌底。這像極了每個職場新人的笨拙開局，渾身不適，四處碰壁。轉機在哪里？不在于他最終學會了喝酒，而在于當所有人都不愿接手那份“沒人看”的企業內刊時，他抓住了機會。

他把自己“喜歡寫東西”這個在銷售崗位上看似無用的“興趣”，變成了連載公司趣史的“獨家連載”，最終變成了連領導都離不開的“筆桿子”。他總結道：“找到職場中獨一無二的競爭優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關鍵是發現并放大它。”

這不是教人鉆營，而是一個深刻的啟示：在高度同質化的職場競爭中，真正的“護城河”和“超然地位”，往往來自于你那份與眾不同的、甚至起初被忽視的“熱愛”。當KPI量化一切，能拯救你于疲憊的，或許正是那份無法被量化的獨特創造。

02

他的作品

是一面映照古今打工人的“職場之鏡”

為什么《長安的荔枝》能讓無數職場人破防？因為讀者在李善德身上看到的，不是盛唐氣象，而是自己：一個接到“不可能任務”的小人物，如何絞盡腦汁地做方案、報預算、搞協調、催流程。“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浪漫背后，是一個“大唐項目經理”的血淚生存紀實。

為什么《太白金星有點煩》能引發會心一笑？因為我們從這位神仙身上，看到了一個“職場老油條”的日常：應付上級、平衡關系、推進項目、撰寫報告，即便是神話世界，也充滿了現代職場的拉扯與無奈。

馬伯庸用“上班族思維”寫歷史。他打通了古今的壁壘，讓我們看到，無論朝代如何更迭，技術如何進步，作為“勞動者”的個體，在龐大系統中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價值追尋與內心博弈，其內核是如此相通。他的故事讓讀者感到“被看見”——原來我的困境，百千年前的古人也在面對；我的焦慮，并非獨一份的脆弱。這種跨越時空的共鳴，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治愈。

03

“牛馬”是宿命

但“去班味”是選擇

對于年輕人“牛馬”“社畜”的自嘲，馬伯庸有更開闊的洞察。他承認這是某種“不可避免的宿命”，但也指出“5000年來，現在是最幸福的時代”。當代人的核心困境，往往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內心的緊繃”與“掌控感的喪失”。

如何“去班味”？他的答案不是“躺平”，而是“去做自己真正熱愛的事，獲得對生活、對自己命運的掌控感。” 這與他本人的經歷一脈相承：從利用寫作在職場中找到超然位置，到將寫作發展為全身心投入的事業，他用規律如上班的節奏（聽中學鈴聲寫作、休息）維系這份熱愛。真正的興趣，不需要“堅持”，它會驅動你形成秩序。

因此，馬伯庸來到青城，帶來的不止是一場文學分享。他帶來的，是一個“方法論”：如何在看似被動的職場格局中，主動找到自己的“敘事權”；如何在歷史的宏大敘事里，確認自己作為“小人物”的尊嚴與價值；如何在“班味”彌漫的日常中，通過一件具體熱愛的事，重新握緊生活的韁繩。

他的故事，比任何激勵話語都更有力量。因為最好的安慰，或許正如他所說，是“告訴他別人比你更慘”，而最好的啟發，是讓我們看到，那個曾經“滑到桌底”的年輕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條寬闊的路。

對于今天在呼和浩特的職工而言，與其說見到了一位作家，不如說，是遇見了一位用十年職場坎坷與筆下萬千故事，為我們“打樣”的同行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提醒：你的疲憊，他懂；你的不甘，有解。路在腳下，更在，你為自己書寫的故事里。

文稿：呼和浩特市總工會新媒體

圖片：AI技術生成

編輯：呼和浩特市總工會新媒體

審核：云智鵬

終審：祖吉寧

來源：呼和浩特市總工會宣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