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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曉丹
國務院總理李強4月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情況匯報,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會議明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要深入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改革完善體制機制,進一步優化布局提升能級,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這是繼2025年印發《關于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的意見》之后,對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又一次頂層部署。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的關鍵節點,這場會議釋放的信號清晰而強烈:自貿試驗區進入新的提升期,改革重心從“復制推廣”轉向“一區一策”的差異化探索。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各自貿試驗區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等方面積極探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引領性成果,有效發揮了綜合試驗平臺作用。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要深入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改革完善體制機制,進一步優化布局提升能級,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要注重因地制宜、穩步有序、務求實效,在科學評估論證基礎上,根據各地情況和實際需要,一區一策制定方案,扎實推進相關工作,推動自貿試驗區高質量發展。要支持上海等自貿試驗區立足功能定位,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探索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更好發揮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
當前,全球經貿規則正加速重構,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經貿協定對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提出更高要求,地緣政治緊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外部不確定性也在持續加劇。在這樣的環境下,自貿試驗區作為“壓力測試”平臺的角色愈發重要,既要為中國加入更高水平經貿協定預作準備,也要在復雜外部環境中守住開放發展的主動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國常會提出了一個新提法:一區一策。會議明確,要在科學評估論證基礎上,根據各地情況和實際需要,一區一策制定方案,扎實推進相關工作。
這一部署直指此前自貿試驗區建設中的一個痛點:部分試驗區存在功能定位模糊、同質化競爭、特色不突出的問題。23個自貿試驗區覆蓋沿海、內陸、沿邊,各自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開放需求差異巨大。沿海地區需要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內陸地區側重承接產業轉移與培育開放型經濟,沿邊地區則應作為開放支點聯通周邊市場。
“一區一策”被重點提及,也意味著新一輪的自貿區建設要將制度創新的主動權更多下放給地方,讓自貿試驗區可以根據自身的稟賦優勢,選擇差異化的改革突破口。這種“百花齊放”的格局,比單一的“復制推廣”更能激發制度創新的活力。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自貿試驗區的價值遠不止于“擴大開放”四個字,更是一套集制度創新、產業升級與風險防控于一體的系統性安排。
首先,自貿試驗區是風險可控的壓力測試場。與全國性的開放不同,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具有“可逆性”,如果某項開放措施出現問題,可以在局部范圍內調整,風險可控。這可以在不觸碰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大膽探索更高水平的開放。
其次,自貿試驗區將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引擎。從上海到海南,從新疆到內蒙古,23個自貿試驗區的布局本身就體現了區域發展的新布局和路徑。通過自貿試驗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可以將開放紅利傳導至更廣闊的內陸和沿邊地區,促進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形成。
不容忽視的是,任何的制度創新都會面臨“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經過十余年探索,自貿區建設的改革現在要啃的是“硬骨頭”。例如,封關意味著海南進入自貿港建設加速,但專家也提醒,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機遇是海南有更多機會融入國際產業鏈,挑戰則是要加快推進實質性改革,目前海南融入國際產業鏈的主導產業仍然不夠清晰,固定資產投資也存在一定壓力。
毫無疑問,自貿區是制度創新的“試驗田”,但要扛起經濟加速器的重任,必須引導每個自貿區找準定位、錯位發展,讓制度創新真正從“紙上”落到“賬上”,將制度創新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增長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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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丹
宏觀經濟研究院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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